明代内阁制度的发展、特点和影响 5
发展：
永乐中期以后，内阁职权渐重，兼管六部尚书，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后明宣宗朱瞻基时期，权力开始上升（三杨辅政）。
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仁宗朱高炽时，明仁宗因杨士奇、杨荣等为东宫旧臣，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之后杨士奇、杨荣等人均兼有尚书职位，虽然身居内阁，其头衔均以尚书为尊。自此，内阁权力加重，逐渐受到重视。
明代宗朱祁钰的景泰年间，王文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后进入内阁，自此之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内阁权力更大。虽有明英宗朱祁镇的正统末年的反复，可到成化年、弘治之际，内阁在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
正德年间，明武宗朱厚照所行之事被认为多荒谬不经。可也有有杨廷和等阁老撑着，未成大乱。明世宗朱厚璁的嘉靖时，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
明代之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到嘉靖二十一年，权臣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后，专擅朝政二十余年，内阁的权力已经完全与从前的宰相一样了。
特点：
1、形成时期长，而且始终没有取得法定的地位，始终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从永乐开始，历代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寄大政于内阁，皇帝“其不接见臣下而能统治天下者，以有阁臣票拟故耳”。
但是，他们谁也不敢担当违反祖制的罪名，谁也不愿从已经取得彻底胜利的皇权中，又拿出一部分给阁臣分享。所以内阁进展缓慢，而且始终未能成为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2、内阁与皇权矛盾重重，又始终屈服在皇权的重压下。
阁臣与皇帝矛盾，除了反映为封还诏旨一类以外，很多反映为阁臣在中叶以后不断提出辞职。皇权与内阁矛盾，亦反映为明代阁臣善终者少，有政绩的不多。明代内阁权力不稳定，虽然有严嵩，张居正之显赫，但他们一是乘皇帝静摄而代行皇权。
一般阁臣来说，由于基本上都是文学侍从之臣出身，入阁后权力之大小，只决定于票拟被采用的情况，所以呈现为不稳定，没有保障，没有连续性。
影响：
明朝内阁制强化了君主专制制度。内阁制度随着皇权的高度强化而建立，权利的来源，由君主所授予，对君权的制约作用有限。事无大小，内阁都要秉承君主的旨意行事，遂成为君主加强专制的工具，因此明代的君主专制比前代尤甚，助长了君主专制。
历史发展
建文四年（1402年）八月，朱棣派翰林院官员解缙、胡广、杨荣等七人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渐有“内阁”之称。起初，内阁诸辅臣虽有位次先后，但地位相近，职权也没有明显差异。后来，阁臣逐渐分化，“三杨”和陈循相继在内阁中拥有了相对特殊的地位。
大致到天顺、成化年间李贤为首席辅臣期间，“首辅”产生并逐渐制度化。到嘉靖年间，在谕旨、诏令中，明世宗首次正式使用首辅、元辅、首臣、首相等对首席内阁大学士加以称呼。
嘉靖、隆庆至万历初年，内阁首辅权力较重。在内阁中，他们趋于专断票拟，不仅主稿，而且不容其他阁臣置喙；在内阁外，他们对六部的影响力也较为强大。
与此同时，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相继围绕首辅之位展开激烈争夺。至张居正，内阁首辅的权力达到顶峰，一方面他是内阁的长官，阁僚则降为首辅的属员；另一方面，部院员缺，特别是吏、兵二部尚书的推用，实际也均由张居正决定。
张居正死后，内阁首辅的权力在皇帝的不信任、内阁与六部的斗争以及宦官权力再次膨胀的情况下走向衰落。包括内阁首辅在内的内阁大臣大都碌碌无为，浮沉守位，没有再出现此前一类”权臣“。
发展：
在永乐中期以后，内阁职权渐重，兼管六部尚书，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后明宣宗朱瞻基时期，权力开始上升（三杨辅政），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
仁宗朱高炽时，明仁宗因杨士奇、杨荣等为东宫旧臣，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之后杨士奇、杨荣等人均兼有尚书职位，虽然身居内阁，其头衔均以尚书为尊。自此，内阁权力加重，逐渐受到重视。
明代宗朱祁钰的景泰年间，王文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后进入内阁，自此之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内阁权力更大。虽有明英宗朱祁镇的正统末年的反复，可到成化年、弘治之际，内阁在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
正德年间，明武宗朱厚照所行之事被认为多荒谬不经。可也有有杨廷和等阁老撑着，未成大乱。明世宗朱厚璁的嘉靖时，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明代之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
到嘉靖二十一年，权臣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后，专擅朝政二十余年，内阁的权力已经完全与从前的宰相一样了。
特点：
1、形成时期长，而且始终没有取得法定的地位，始终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2、内阁与皇权矛盾重重，又始终屈服在皇权的重压下。
3、内阁受制于司礼监，矛盾深刻，但又不得不走司礼监的路子。
影响：
1、明朝内阁制强化了君主专制制度。内阁制度随着皇权的高度强化而建立，权利的来源，由君主所授予，对君权的制约作用有限。事无大小，内阁都要秉承君主的旨意行事，遂成为君主加强专制的工具，因此明代的君主专制比前代尤甚，助长了君主专制。
2、形成了明代宦官的专权。
明代内阁制度介绍：
明朝内阁是明朝建文四年（1402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皇帝咨政机构，此后权力逐渐增大，后形成为明朝行政中枢。内阁辅臣的人数为一人至七人不等，辅臣奉使出外办事，多自称阁部。
起初，内阁大学士只具有顾问身份，皇帝为最终决定的权力，而大学士很少有参决的机会。到明仁宗、明宣宗时期，地位日益受尊崇。自此，内阁的权力日益增大，到明世宗中叶，夏言、严嵩等人执掌内阁，地位赫然为真正的宰相，亦可压制六部。
然而，虽然首席内阁大学士（或称内阁首辅）有票拟的权力，但却不得不依赖于内部太监送达批红。首辅大学士的职权如同以往的丞相，但必须与宦官合作，才能执掌大政，如张居正结合冯保。
发展：
永乐中期以后，内阁职权渐重，兼管六部尚书，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后明宣宗朱瞻基时期，权力开始上升（三杨辅政）。
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仁宗朱高炽时，明仁宗因杨士奇、杨荣等为东宫旧臣，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之后杨士奇、杨荣等人均兼有尚书职位，虽然身居内阁，其头衔均以尚书为尊。自此，内阁权力加重，逐渐受到重视。
明代宗朱祁钰的景泰年间，王文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后进入内阁，自此之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内阁权力更大。虽有明英宗朱祁镇的正统末年的反复，可到成化年、弘治之际，内阁在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
正德年间，明武宗朱厚照所行之事被认为多荒谬不经。可也有有杨廷和等阁老撑着，未成大乱。明世宗朱厚璁的嘉靖时，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
明代之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到嘉靖二十一年，权臣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后，专擅朝政二十余年，内阁的权力已经完全与从前的宰相一样了。
特点：
1、形成时期长，而且始终没有取得法定的地位，始终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从永乐开始，历代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寄大政于内阁，皇帝“其不接见臣下而能统治天下者，以有阁臣票拟故耳”。
但是，他们谁也不敢担当违反祖制的罪名，谁也不愿从已经取得彻底胜利的皇权中，又拿出一部分给阁臣分享。所以内阁进展缓慢，而且始终未能成为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2、内阁与皇权矛盾重重，又始终屈服在皇权的重压下。
阁臣与皇帝矛盾，除了反映为封还诏旨一类以外，很多反映为阁臣在中叶以后不断提出辞职。皇权与内阁矛盾，亦反映为明代阁臣善终者少，有政绩的不多。明代内阁权力不稳定，虽然有严嵩，张居正之显赫，但他们一是乘皇帝静摄而代行皇权。
一般阁臣来说，由于基本上都是文学侍从之臣出身，入阁后权力之大小，只决定于票拟被采用的情况，所以呈现为不稳定，没有保障，没有连续性。
影响：
明朝内阁制强化了君主专制制度。内阁制度随着皇权的高度强化而建立，权利的来源，由君主所授予，对君权的制约作用有限。事无大小，内阁都要秉承君主的旨意行事，遂成为君主加强专制的工具，因此明代的君主专制比前代尤甚，助长了君主专制。
明朝内阁制度的发展过程
1、雏形
明朝最初沿袭元朝制度，设立中书省，置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和宰相，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同年九月，朱元璋设置四辅官，以儒士王本等为之。从明代起，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的政务，把君主独断专行扩大到了顶峰。
洪武十五年，再次撤销，而仿照宋朝制度，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其中礼部尚书邵质、检讨吴伯宗、翰林学士宋讷、典籍吴沉分别为四处大学士。之后，又置文华殿大学士，征耆儒鲍恂、余诠、张长年等人担任，以辅导太子，品秩为正五品，其主要权力只是顾问。这就是内阁的雏形。
2、成立
建文年间，改大学士为学士，悉数罢免大学士，各设学士一人，此后改谨身殿为正心殿，设正心殿学士。明成祖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内阁制度至此建立。
成立内阁以后，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在明成祖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国家每一个角落。
3、发展
永乐中期以后，内阁职权渐重，兼管六部尚书，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后明宣宗朱瞻基时期，权力开始上升，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
仁宗朱高炽时，明仁宗因杨士奇、杨荣等为东宫旧臣，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之后杨士奇、杨荣等人均兼有尚书职位，虽然身居内阁，其头衔均以尚书为尊。自此，内阁权力加重，逐渐受到重视。
明代宗朱祁钰的景泰年间，王文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后进入内阁，自此之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内阁权力更大。虽有明英宗朱祁镇的正统末年的反复，可到成化年、弘治之际，内阁在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
明世宗朱厚璁的嘉靖时，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明代之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到嘉靖二十一年，权臣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后，专擅朝政二十余年，内阁的权力已经完全与从前的宰相一样了。
4、顶峰
经过嘉靖、隆庆的发展，万历早期应该是内阁权力极盛的时期，张居正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
发展：
永乐中期以后，内阁职权渐重，兼管六部尚书，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后明宣宗朱瞻基时期，权力开始上升（三杨辅政）。
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仁宗朱高炽时，明仁宗因杨士奇、杨荣等为东宫旧臣，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之后杨士奇、杨荣等人均兼有尚书职位，虽然身居内阁，其头衔均以尚书为尊。自此，内阁权力加重，逐渐受到重视。
明代宗朱祁钰的景泰年间，王文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后进入内阁，自此之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内阁权力更大。虽有明英宗朱祁镇的正统末年的反复，可到成化年、弘治之际，内阁在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
正德年间，明武宗朱厚照所行之事被认为多荒谬不经。可也有有杨廷和等阁老撑着，未成大乱。明世宗朱厚璁的嘉靖时，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
明代之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到嘉靖二十一年，权臣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后，专擅朝政二十余年，内阁的权力已经完全与从前的宰相一样了。
特点：
1、形成时期长，而且始终没有取得法定的地位，始终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从永乐开始，历代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寄大政于内阁，皇帝“其不接见臣下而能统治天下者，以有阁臣票拟故耳”。
但是，他们谁也不敢担当违反祖制的罪名，谁也不愿从已经取得彻底胜利的皇权中，又拿出一部分给阁臣分享。所以内阁进展缓慢，而且始终未能成为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2、内阁与皇权矛盾重重，又始终屈服在皇权的重压下。
阁臣与皇帝矛盾，除了反映为封还诏旨一类以外，很多反映为阁臣在中叶以后不断提出辞职。皇权与内阁矛盾，亦反映为明代阁臣善终者少，有政绩的不多。明代内阁权力不稳定，虽然有严嵩，张居正之显赫，但他们一是乘皇帝静摄而代行皇权。
一般阁臣来说，由于基本上都是文学侍从之臣出身，入阁后权力之大小，只决定于票拟被采用的情况，所以呈现为不稳定，没有保障，没有连续性。
影响：
明朝内阁制强化了君主专制制度。内阁制度随着皇权的高度强化而建立，权利的来源，由君主所授予，对君权的制约作用有限。事无大小，内阁都要秉承君主的旨意行事，遂成为君主加强专制的工具，因此明代的君主专制比前代尤甚，助长了君主专制。
扩展资料：
总而言之，“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之罢相始也”。在某程度上是有其道理的。因为没有宰相，令皇权失却制衡；加上内阁无合法性；故无实权；事事听命于皇帝，造成君主独裁。
如遇上昏庸之主，又会导致宦官为祸。而且内阁首辅为求争取权力，往往依附宦官，排挤异己，更助长了宦官的气焰。由此可见，明内阁的出现与其政局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影响深远。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明朝内阁制度
明太祖废丞相后，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君权空前加强，全国政务最后都丛集到他身上，弄得他十分繁忙，遇到重大问题又无处商量。于是便在洪武十三年(1380)，置四辅官以协赞政务。不久，四辅官因年老致仕或病死，未再设置。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又仿效宋朝制度，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秩皆五品。不过，当时重大政务仍由明太祖自操威柄。
明成祖即位后，选拔一批亲信的大臣“并直文渊阁，预机务”，阁臣的设置从此成为常制，内阁制度基本形成。
成祖时，内阁之称谓、体制、职责各方面，基本上形成，但地位仍只五品，既无独立之办公室，六部的奏章，亦不先往内阁，故权力仍不大。到后来，杨士奇、杨荣、胡广等先后入阁，实权与地位皆有所提升。终明之世，内阁制度的演变，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仁、宣时期内阁权势显著提升。仁宗即位，阁臣由五品提升为三品，大学士杨士奇等与吏部尚书蹇义同有密封奏事权。而杨士奇等为三孤（从一品）升尚书，形成虽居内阁，官以尚书为尊。此时期内阁制度的另一演变，乃条旨制度之出现。条旨又称票拟，即阁臣草拟对各种奏疏之处理意见，用小条贴于奏章上，供皇帝参考采用。由是阁臣取得处理国家大事之实权，利用详审奏章加以票拟之机会压制六部，票拟往往成为敕谕发至全国执行，阁权日重。
土木之变后，景帝即位，内阁制亦起变化。从不置官属变为下辖诰敕房、制敕房，两房均设中书舍人任书办。英宗复辟后，内阁制得进一步发展，乃首辅制度之出现。内阁大学士多至六、七人，少则三、四人，多以入阁先后、资历及君主之意愿，选定一人为首辅首揆，即内阁首领，一切大事及票拟，均由首辅主决，《廿二史札记‧明内阁首辅之权最重条》谓：大事皆首辅主持，次揆以下，不敢与较。至此，内阁制度逐渐完备，首辅成实际上之宰相。
第二阶段是世宗嘉靖至神宗万历年间，乃内阁制之全盛时期。
英宗时又发展出影响内阁权力之司礼监。时内阁所拟之批答需交宫中司礼太监批红，即由司礼监之秉笔太监遵照阁中票来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由于正统以后，君主宠信宦官，以致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阁臣不得不仰俯宦官鼻息，内阁权力一度衰落。
内阁制之演变由宪、孝以至世、穆，力权日见提升。阁臣每以宰辅自居，世宗嘉靖初年，杨延和以迎立有功，又得君主重用，使阁权渐重。其后，夏言、严嵩、相继为首辅，俨如宰相。至穆宗徐阶、高拱主持内阁，独断专行，形成世宗、穆宗间阁权的高峰期。神宗年幼即位，张居正出任首辅十六年，推行一系列的改革，国家大事皆由其主理，内阁制至此已发展至巅峰。
神宗以后内阁权力日渐衰退。居正死后两年，即祸发身后；盖神宗亲政不免追修受制的前怨，而张居正一手提升之阁权，亦因而大变。
神宗亲政后对张居正的报复，令继位之阁臣懔于专制君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加上各部大臣与言官俱求摆脱内阁制缚，致后来之阁臣不敢揽权自恣，只能外采舆论，内迎君主旨意，内阁权力难复旧观。此外，万历中叶，神宗荒废政事，长居深宫，不与阁臣接触。其时内阁或比附结党，或受制阉宦，或沦为宦官鹰犬。熹宗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政，内阁作用更荡然无存。思宗刚愎自用，国家又内外交困，内阁己不能发挥作用。
特点：
1. 形成时期长，而且始终没有取得法定的地位，始终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从永乐开始，历代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寄大政于内阁，皇帝「其不接见臣下而能统治天下者，以有阁臣票拟故耳」。但是，他们谁也不敢担当违反祖制的罪名，谁也不愿从己经取得彻底胜利的皇权中，又拿出一部分给阁臣分享。所以内阁进展缓慢，而且始终未能成为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2. 内阁与皇权矛盾重重，又始终屈服在皇权的重压下
阁臣与皇帝矛盾，除了反映为封还诏旨一类以外，很多反映为阁臣在中叶以后不断提出辞职。
皇权与内阁矛盾，亦反映为明代阁臣善终者少，有政绩的不多。明代内阁权力不稳定，虽然有严嵩，张居正之显赫，但他们一是乘皇帝静摄而代行皇权。一般阁臣来说，由于基本上都是文学侍从之臣出身，入阁后权力之大小，只决定于票拟被采用的情况，所以呈现为不稳定，没有保障，没有连续性。
与汉、唐、宋相比，明代辅相的业绩并不显著，这一方面固然与入阁前之资历有关。汉、唐、宋之宰相都要经历郡邑，而明之阁臣却基本上出于翰林院。他们没有从政经验，不知民间疾苦，对政事自然难以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但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权力不稳定，被司礼监挤着，被皇权压着，即使有抱负也难于施展。
显然，这样的内阁只能助长皇权，而不可监督、约束皇权。有明一代，内阁始终未能成为对皇权的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朱元璋废丞相的目的是达到了。
3. 内阁受制于司礼监，矛盾深刻，但又不得不走司礼监的路子
在中枢系统中，内阁有票拟权，司礼监有批朱权，是内外相维的双轨制。但双方地位的特殊性使内阁难以与司礼监抗衡，双方权力的大小，又是以皇帝的向背为转移而互相成比，因此，他们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相维相济，而只能有对权力的激烈争夺。皇帝宠信司礼时，司礼尽夺内阁权力，如刘瑾、魏忠贤时；否则就是权相出现，如严嵩、张居正时。
严嵩、张居正之显赫，还得讨好司礼监，就是明证。
综观有明一代，内阁对宦官之干政，虽亦起过一点制衡作用，如成化年间，由于阁臣一再坚持，汪直主持的西厂一度被撤。但总的来说，内阁是越来越受制于司礼。内阁为司礼监扼制，以致明代成了宦官为祸最烈的朝代。
4. 内阁与六部经常互争雄长，矛盾重重
历代及明初，六部均隶属于丞相，凡事必须秉承宰相的意志，自撤中书省、提高六部品秩后，六部变成直接对皇帝负责，职权完整，而且在阁之上。但随着内阁品位的提高，又有票拟权，内阁比六部更接近皇帝，部权便在不同时候、不同程度上为内阁所侵。
但是，内阁毕竟不同于中书省。从制度上说，六部不必听命于内阁，而内阁则「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于是内阁借位尊势崇而力图控制六部，六部则钻内阁没有法定地位和权力的空子，力图摆脱控制。因而阁部经常争权，尤其是争夺人事权。
内阁与六部这种职权界限不清，工作上彼此失调，大大影响了明政府的行政效率。在客观上，则有利于司礼监的擅权乱政。
5. 内阁中矛盾激烈，尤其嘉靖以后，阁臣间的倾轧突出由于阁臣的任用、权力大小、去留，均没有明确规定，又由于首辅与次辅间权力悬殊，在天启以前一直无明确的职责分工。所以阁臣间争夺权势的斗争激烈，尤其是「嘉靖以来之首辅，莫不由倾轧排挤而得之」，如严嵩拉拢科道弹劾翟銮，使翟被「削籍为氓」。严嵩与夏言互相排挤，致夏言被弃市。
在阁内的纷争中，阁臣不但各自培植自己的势力，玫使明中叶以后的政治日益腐败。
从明代内阁制度的种种特点，可见内阁制度在当时并未能成为与君主专制政体完全适应的辅政制度。内阁地位的特殊又使它成了矛盾辐辏之所，各种矛盾的发展，无一不是加剧了政治的腐败。
影响：
1、在某种意义上稀释了皇权，虽然朱棣的初衷是加强君主专制，但随着内阁制的发展，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抑制了皇帝的专制，这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有一定意义的进步性。
2、避免了因皇帝一个人的错误而引发大的错误。内阁主要是帮皇帝批阅奏折，处理政务的。但只有建议权，即票拟。所做票拟皆要秉称皇帝，由皇帝做最后决定。在人事任免，国家大政方针等方面都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皇帝再怎么英明神武，也毕竟尤其局限性。而一个由数名资深政务专家组成的内阁则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避免了因皇帝一个人的错误而引发大的错误。而有时内阁所做的决定就是连皇帝都无法否决！
3、造成朋党之祸，内阁行使相权实在名不正言不顺，容易造成内阁与外廷官僚的磨擦。明之内阁，上受君主的箝制, 内受宦官的操纵，阁臣想握权，一方面须交结内监，另方面则又要倾轧同列的大学士，遂演成朋党之祸。
4、导致政治因循
明代阁臣绝大多数由进士而翰林,而拜命入阁,他们大都是十年窗下,久在翰林院,皆舞文弄墨之士,并无实际的政治经验,一旦入阁,大都昏庸而无识见,阁臣为保官秩,大都庸庸碌碌,而很少勇于任事。阁臣于是只能对皇帝虽命是从,又受制于宦官,对宦官俯首听命而不敢有违,一辈阁臣都无能,遂使政风因循腐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