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机遇,优化企业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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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5 · OFweek高科技技术人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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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是改革,对象是体制机制,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离开了这个“改革”实质,去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会偏离本来的含义。实际上,仅从汉语语法上讲,不管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供给侧改革”,都是一个偏正结构短语,“供给侧”是定语,“改革”是中心语,显然“改革”是中心意思。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改变我国供给侧的一些妨碍供给结构适应需求变化的旧体制。所以,虽然“三去一降一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但不是改革本身。关键是看,谁去做,以怎样的方式去做。改革的对象是体制,而不是问题或任务本身。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结构性改革。总书记强调,我们提的供给侧改革,完整地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称“供给侧改革”也可以,但不能忘了“结构性”3个字。实际上,我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结构性改革,离了“结构性”的实质,谈供给侧改革就没有意义。结构性改革一词其实来源于西方,强调的是对产生结构性矛盾的体制问题,包括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企业关系进行改革,比如,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和福利制度改革。在我国,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特别是产能过剩问题严重。这种问题的产生有特殊体制原因,主要是政府与企业关系扭曲。其实,供给侧原本不是问题,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有一只“有形之手”在起反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理顺这些关系,让市场真正起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该入土的“僵尸企业”,就让它“入土为安”。
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等于供给学派的主张。总书记强调,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大家知道,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供给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供给学派极力主张大幅度减税,认为减税能刺激人们多工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也包括通过降低税费来减轻企业负担的要求,但不仅改革的性质与供给学派主张有根本的不同,而且改革的范围也要远远超过供给学派的主张。
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等于结构调整。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供给侧结构改革就是结构调整。其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与结构性问题有关联,但无论是在内涵上,还是在具体措施上都不等同于结构调整。过去,结构调整通常采用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三种手段,更多的是采用行政手段。很显然,这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也不排斥必要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比如减少亏损补贴、停止僵尸企业贷款、依法实行企业破产等,但与以往不同,对结构的调整将主要是通过改革的办法,从体制机制入手解决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对传统的调结构方式进行反思后做出的主动选择。
第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搞新的计划经济。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搞新的“计划经济”。这显然是误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决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过去正是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得不够,政府干预过多,导致市场不能及时出清,引发各种结构性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方案,但我认为,这样的方案,即使冠以“计划”之名,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了。现在需要的是体制改革,如果只调结构,而不改体制,就难免会陷入“过几年又来一次调整”的怪圈。这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结构性改革。总书记强调,我们提的供给侧改革,完整地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称“供给侧改革”也可以,但不能忘了“结构性”3个字。实际上,我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结构性改革,离了“结构性”的实质,谈供给侧改革就没有意义。结构性改革一词其实来源于西方,强调的是对产生结构性矛盾的体制问题,包括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企业关系进行改革,比如,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和福利制度改革。在我国,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特别是产能过剩问题严重。这种问题的产生有特殊体制原因,主要是政府与企业关系扭曲。其实,供给侧原本不是问题,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有一只“有形之手”在起反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理顺这些关系,让市场真正起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该入土的“僵尸企业”,就让它“入土为安”。
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等于供给学派的主张。总书记强调,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大家知道,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供给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供给学派极力主张大幅度减税,认为减税能刺激人们多工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也包括通过降低税费来减轻企业负担的要求,但不仅改革的性质与供给学派主张有根本的不同,而且改革的范围也要远远超过供给学派的主张。
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等于结构调整。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供给侧结构改革就是结构调整。其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与结构性问题有关联,但无论是在内涵上,还是在具体措施上都不等同于结构调整。过去,结构调整通常采用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三种手段,更多的是采用行政手段。很显然,这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也不排斥必要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比如减少亏损补贴、停止僵尸企业贷款、依法实行企业破产等,但与以往不同,对结构的调整将主要是通过改革的办法,从体制机制入手解决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对传统的调结构方式进行反思后做出的主动选择。
第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搞新的计划经济。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搞新的“计划经济”。这显然是误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决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过去正是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得不够,政府干预过多,导致市场不能及时出清,引发各种结构性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方案,但我认为,这样的方案,即使冠以“计划”之名,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了。现在需要的是体制改革,如果只调结构,而不改体制,就难免会陷入“过几年又来一次调整”的怪圈。这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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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真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旅游业转型发展的启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当下,“供需不匹配”是困扰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也是下一步经济发展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中央高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旗的主要背景。而中央的一系列举措也为旅游业如何推动自身的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大体上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更加注重从产业自身发展角度丰富旅游供给。过去大家习惯于从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角度思考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说,“三驾马车”的作用依然存在,但在当下矛盾的焦点却集中到供给侧改革和效率提升上。同样,过去旅游行业也习惯于从对应“三驾马车”的角度来强调自己的作用,看似面面俱到,都能“沾上边”,但一定程度也造成了旅游业自身主体意识的模糊。应该说,单纯的需求结构没有太多意义,因为不能被有效满足的需求其实只是潜在需求,也是无效需求;进一步讲,凡是不能被中国产能有效满足的需求也只是漏损需求,不能对中国经济产生实质性利好。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的稳步提升,恩格尔系数的逐步下降,旅游需求的持续增加有目共睹。这也意味着旅游需求不是问题。但面对庞大的旅游需求,旅游行业能不能提供优质的旅游产品和供给反而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过去业内人士习惯于把能否落实带薪休假看作是制约旅游业发展的“瓶颈”。其实,带薪休假可以给城市居民提供更长的假期,但如果我们国内没有好的旅游产品,带薪休假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境外旅游作“嫁衣”,结果是旺了出境旅游,凉了国内旅游。所以,我们下一步需要更多从供给角度思考旅游业,而不能仅仅从扩大内需角度看待旅游业。
二是要更加注重提高旅游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中央要求,“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对任何产业的发展而言,质量和效率都是提升竞争力的大问题,旅游产业自然也不例外。过去旅游是“稀罕物”,质量差一点,效率低一点也问题不大,反正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但随着旅游产品的极大丰富,随着游客对旅游业的要求越来越高,竞争将不可避免。这样,如果国内的旅游业不够好,消费者就会“用脚投票”,去国外旅游;如果传统的旅游目的地不够好,游客就会选择新兴的、有特点的旅游目的地去旅游。因此,下一步除了关注旅游业供给总量的扩大,更应该重视旅游业发展质量的提高。具体来说,旅游业也面临淘汰过剩产能的问题。当然旅游领域的过剩产能和工业领域不太一样,不能简单地关停并转了事。比如,过去一些地方政府粗放式地发展旅游业,将一些优质旅游景区以极低的价格承包出去,但由于经营者长期没有后续的投入和提升,使得许多旅游景区后续发展不力,造成了旅游资源的极大浪费和旅游产能的闲置。这些问题都需要下力气加以解决。除此之外,提高旅游供给质量和效率,还需要在新形势下加大对旅游投资的引导力度,防止在旅游业“大干快上”的时候,形成新的投资泡沫和低效甚至无效供给,特别是要通过政策措施,引导投资一批符合旅游消费需求升级方向的旅游项目,为旅游业未来五到十年的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和动能。
三是要更加注重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发展经济学的各个流派都强调结构转变的重要性,并把结构的差异看作市场失灵的结果。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说,“如果没有结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将不可能实现。”这次中央将供给侧改革的重心落到优化结构上,将“调结构”放到一个牛鼻子的位置,就是希望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让供需真正匹配起来,进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在旅游领域,优化结构同样是一个突出而又紧迫的问题。过去我们比较关注的是量的扩张,即旅游业规模的增长;在谈及提高旅游业发展质量的时候,也更多地强调旅游产品质量、旅游服务质量等。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其实只是旅游企业微观层面所说的质量,在中观乃至宏观层面看待旅游业的质量,更重要的其实是旅游业的结构问题。按照这一思路,要实现旅游业有质量的发展就需要大力推动旅游业的结构优化。应该说,过去旅游行业零星地强调和推进过旅游结构方面的工作,但由于缺少系统性和整体性,效果并不明显,而这恰好应该成为旅游业转型发展的重点所在。
四是要更加注重改善旅游市场消费环境。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尽管中央在市场环境层面更多是强调市场经营环境和投资环境,激发消费者潜力层面更多是强调通过新供给激发新需求。但实际上,要实现供需配套,消费环境的改善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一个健康有序的消费市场本身就是良好的市场经营环境和投资环境的前提,也是新供给拓展和开辟新市场的重要保证。很难想象,一个混乱的市场,能够让企业优胜劣汰,能够让有长远眼光的企业家愿意在这个领域投资。消费环境问题在旅游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是制约旅游供给改善的重要原因。比如,在旅行社市场上大量低价无序的竞争,使得我们一直没有产生出国际竞争力强的旅行社企业,也很难让大量的国内游客有信心选择自己的旅行社出行。再比如,如果还有大量的旅游景区依靠给旅行社高额返点来拉客,我们旅游景区的发展水平就很难整体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因此,下一步我们抓旅游供给的同时,还不能忽视旅游市场秩序的治理。
二、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旅游业转型发展带来的机遇
有的同志可能会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提法不利于推动旅游工作。其实不然,随着改革的深入,旅游业转型发展反而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面临更大的机遇。其一,旅游需求对应的是新需求。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的时候,消费结构会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就中国而言,随着越来越多城市居民摆脱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的压力,旅游消费将成为更多人的刚性需求和增长潜力最大的需求,自然而然,旅游业也必将成为新供给时代需要重点发展的领域。其二,旅游业是当下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按照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一国禀赋结构升级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时刻根据它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中国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有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同时在产业分工体系中,旅游业更多体现水平分工,而非垂直分工的特征,这就意味着旅游业的竞争是一个相对自足的体系。因此,随着旅游市场规模的扩大,旅游业理应成为新供给中的新动能。其三,旅游业是发展服务业的关键所在。伴随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消费结构从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转型,经济从生产型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和制造业并重转型将是大势所趋。未来,大量制造业淘汰的产能必然向服务业转移,而发展现代农业和制造强国分流出的就业岗位也需要服务业来填补。旅游业是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的服务业,在许多中小城市和乡村,旅游业几乎是发展服务业的首要选项。可以预见,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化,通过抓旅游业来抓服务业,进而改善供给将成为许多地方的共同选择。因此,应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提高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以适应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当前特别需要抓住以下机遇:
一是要在新型城镇化中找位置。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既可以增加消费人口,又可以通过产业适度集聚增加有效供给,是下一步政府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正是因为这一工作的重要,所以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套开了城市工作会议,并特别强调“各城市要结合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明确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城市建设要以自然为美,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未来我们需要结合新型城镇化工作,抓紧推动完善城市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服务功能配套,提高城市旅游承载力,大力发展各具特色的都市旅游;全面提高城市旅游的管理水平,创新城市旅游的管理体制,积极推动将城市工业区、棚户区改造成旅游休闲区,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更多旅游休闲空间,建设高水平的国际城市旅游目的地。与此同时,还要借鉴浙江、湖北等地抓旅游小城镇建设的经验,推动资源基础好的地区面向全国、甚至国际市场建设高水平的旅游特色小镇;推动其他城市立足于满足市民日常休闲度假的需要,建设一批规模适度、生态良好的精品旅游小镇。
二是要在脱贫攻坚战中找空间。扶贫工作是扩大有效供给的重点任务,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旅游业立足于“造血式扶贫”,在扶贫工作上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当前,国家旅游局已同国务院扶贫办形成了联合工作机制,并提出“十三五”时期,要通过发展旅游带动17%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为旅游扶贫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央增加扶贫领域资金、政策等投入力度的大背景下,下一步还需要提高旅游扶贫工作的深度和精度,提高旅游扶贫的质量。要积极争取资金支持,加大对贫困地区旅游公路、停车场、旅游厕所等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要加强贫困地区旅游人才的培训,特别是应该重点培训一批发展旅游业的致富带头人;除此之外,还可以考虑在全国推动建设一批旅游扶贫试验区、示范区,形成政策聚焦点,同时,有必要及时总结旅游扶贫工作的成功经验,形成旅游扶贫工作手册,向全国进行推广。
三是要在绿色发展中找平台。供给侧改革需要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相对于其他消费和产业而言,旅游业总体上属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在实现绿色发展方面大有作为。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国家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中,将旅游业培育成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中的主体产业和接续产业;要通过推动建设一批生态旅游功能区、示范区,探索旅游业发展和生态保护有机统一的新模式;同时要积极争取在国家生态补偿机制中,将生态补偿与支持旅游产业发展衔接起来,通过市场的力量,为生态保护区居民找到旅游创业就业的机会,并提高其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是要在对外开放中找契机。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高水平的双向开放是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从国家层面看,通过对外开放,在“引进来”的同时,推动国内过剩产能“走出去”,是我们主动开辟国际市场,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对旅游而言,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快速成长,提高旅游产业的国际化水平顺理成章。未来我们需要积极推动有条件的旅游企业对外投资,特别是要围绕“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和中国公民主要的出境旅游目的地,扩大旅游对外投资。通过全方位地整合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以中国的旅游供给去对应全球化的市场。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积极参与国际旅游规则的制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成立国际性的旅游组织,提高我们在世界旅游业中的话语权,进而为中国旅游产业的全球化布局提供支撑。
五是要在改革试点中找突破。中央要求,“要完善落实机制,把握好改革试点,加强统筹协调,调动地方积极性,允许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发挥基层首创精神。”中国地域广阔,国情复杂,一刀切地推动供给侧改革面临不少的困难。这就需要因地制宜地开展改革试点。旅游业是综合性产业,但旅游改革远远不是旅游部门一家能够推进,因此通过试点探索各类有利于统筹协调旅游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形成旅游业发展的合力就很有必要。在具体推进上,要注意结合国家推动的各项重大改革试点,使旅游改革能参与其中。比如,在“多规合一”改革中,争取在旅游发达地区形成以旅游业为主导的规划模式;在土地改革中,探索有利于乡村旅游发展的改革模式;在绩效考核试点中,借鉴山东等地的经验,将旅游业发展指标纳入地方党委政府的考核指标。除此之外,要做实国家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支持各地多出改革创新经验,积小胜而为大胜,以点带面,逐步突破束缚旅游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困境。
三、全面推动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旅游业既要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贡献,又要在改革发展中调自身的结构;也只有自身结构优化了,才能真正实现旅游业的转型发展,进而更好适应国家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可以考虑在“十三五”期间,把调整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旅游业转型发展的主轴,把2016年作为“优化旅游供给启动年”。以不同的视角,大体上可从以下方面推动结构性改革:
一是旅游市场结构。虽然市场结构更多是从需求端的角度进行审视,但也为旅游业推进结构性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向。这就需要认真研究市场需求变化,对应提供相应的旅游供给。值得关注的有:第一是入境、出境、国内旅游市场。尽管出境旅游发展很快,成为旅游市场的最大热点,但从供给角度看,我们的主要工作还是应该放在大力发展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上。要根据不同的境外客源需求,有针对性地推出我们的旅游产品,要下大力气把旅游形象宣传和产品推广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市场营销成果的转化率;要适应国内旅游的新趋势和新特点,完善传统旅游产品,开发新兴旅游产品,要采取有力措施,吸引境外旅游消费回流。第二是不同层次的旅游市场。大众旅游依然是旅游业发展的主体,发展大众化旅游产品依然是不能忽视的工作。同时,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尽管中高端旅游市场比重可能不高,但绝对数额却不小;此外,中高端旅游对整个旅游市场具有很强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因此积极稳妥地发展中高端旅游产品是当下旅游行业更为迫切的任务。当然,在具体工作中也要防止不切实际地“一哄而上”发展所谓高端旅游。第三是重点群体的旅游市场。当前要重点开发面向2亿老龄人口的旅游产品,要根据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改造我们的景区景点、住宿设施,完善相关旅游服务,为老年出游提供便利以及优惠。要发展青少年旅游市场,要依托现有的设施,抓紧建设一批研学旅游基地。要高度重视家庭旅游产品。家庭出游有巨大的潜力,在二胎政策放开的背景下,未来家庭出游将成为旅游市场的主体。比如,广东横琴长隆海洋主题公园,开业不到两年,接待游客突破2000万,其成功的秘诀之一就在于立足于家庭游市场打造产品。
二是旅游产品结构。从大的角度看,旅游产品可以分为观光旅游、度假旅游以及特种旅游产品。过去业界谈旅游业转型升级,说得比较多的是要推动旅游业从观光旅游为主向度假旅游为主转变。实际上,观光旅游不可能消失,而且将长期保持很大的市场规模。之所以更加强调度假旅游,是因为过去我国对度假旅游重视不够;另外从旅游发达国家经验看,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度假旅游在整个旅游产品市场中的比例会逐步提高。因此,我们当前更为重要的任务是要多发展度假旅游产品。当然不管是观光,还是度假、特种旅游产品,都应该更加关注游客的体验。在产品组织上,要多增加参与和体验方面的内容。除了观光、度假、特种旅游产品的分类方式外,以“旅游市场+特定资源”构成的旅游产品,也是分析旅游产品的一个视角。比如,“旅游+森林”构成了森林旅游产品;“旅游+海洋”,构成了海洋旅游产品,“旅游+中医药”形成了中医药旅游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讲,促进旅游业的转型发展,就需要将存量旅游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利用,形成增量的旅游产品。当前,除开发传统的自然文化旅游资源外,要特别注意发掘社会资源发展旅游业。比如,北京把传统的四合院民居加以改造利用,开发出“奥运人家”的旅游产品,就很受游客,特别是外国游客的欢迎。
三是旅游产业结构。严格而言,旅游业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产业,而是围绕游客旅游的各个环节形成的一组供给集合。大体上讲,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旅游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就体现了旅游产业的这种特点。而这一分类主要还是按照旅游活动涉及的吃、住、行、游、购、娱过程划定旅游业。一般而言,吃住行三个环节被认为是旅游的基本消费环节,游购娱被看作是非基本环节,也就是消费弹性较高的环节。当前,特别需要提高游、购、娱的比重。要提高这一比重,首先要做的是提升旅游景区。当前旅游景区发展水平良莠不齐,提升空间很大。解决的思路,一种是景区托管模式。不过由于旅游景区远比饭店情况复杂,加之许多景区托管公司自身也缺乏经营能力和相应的人才队伍,其成效如何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另一种是通过引入外来资本重新提升传统景区。比较成功的案例是,中信产业投资基金通过资本控股、经营管理团队重建等方式改造河北白石山景区,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河北旅游收入最高的旅游景区。当然,对外引资也需要防止一部分投资商占据优质旅游资源而不实际开发利用的情况。除此之外,购和娱两个环节也很重要。对多年来着力很多,却收效甚微的旅游购物环节,可以考虑借鉴“金色宝藏”公司专门做寺庙高端佛教用品的思路,推动旅游景区点旅游购物的服务外包,通过专业化的公司来提升旅游购物的设计和营销水平。再比如旅游娱乐,可以考虑在目前的旅游演艺之外,大力开发夜间旅游娱乐项目,增加游客的参与性。当然,除了非基本环节外,吃住行三个环节内部也有结构优化的问题。像住宿领域,一方面传统的高星级商务饭店受“八项规定”等因素影响,经营困难;而另一方面许多特色民宿、主题酒店在市场上却大受追捧。一些游客甚至为了在安曼、悦榕庄等精品酒店住上一晚,会专程前往酒店所在的旅游目的地。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调整过去以星级饭店为主的旅游住宿业发展方式,将工作重点放到特色主题住宿上。再比如旅游餐饮,像浙江舟山的沈家门海鲜排档,不仅丰富了舟山旅游的内容,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舟山旅游的一大卖点,许多上海游客甚至会为了吃一餐沈家门海鲜,专程去舟山旅游。因此,转变团队旅游餐的发展思路,将更多精力放到发展特色旅游餐饮上很有必要。
四是旅游企业结构。旅游企业结构有很多分类,但重点需要关注的是不同所有制旅游企业的结构。目前,在景区领域,除风景名胜区等特殊领域之外,对各类所有制基本都是开放的。在饭店领域,几乎所有知名的国际旅游饭店品牌都已进入中国,并对中国饭店业的提升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除引进国际品牌外,我们更需要大力扶持我们自己的民族旅游饭店品牌,要让民族旅游饭店品牌做大做强,甚至“走出去”成为国际品牌。在旅行社领域,除经营中国大陆公民赴台旅游和出境旅游存在一定限制之外,对外资已没有别的限制。未来旅行社的进一步开放也是大势所趋。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通过相应措施,来提高旅行社行业的集中度,在目前的2万多家旅行社中形成一些具有引领作用的旅游企业。除此之外,在旅游企业结构中,各地比较关注的还有国有旅游企业重组的问题。目前北京、广东、浙江、江西、安徽、陕西等省(市)都成立了国有的旅游企业集团,一些城市也成立了市属的旅游集团或者旅游投资公司。这些国有旅游企业对整合辖区内分散的旅游企业,提升政府对旅游业发展的引导能力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实际运行中,许多国有旅游企业也不同程度存在着机械组合多、协同发展少,本地经营多、跨区域经营少等问题。因此,还需要采取更为有效的改革措施,进一步提升国有旅游企业的竞争力。
五是旅游要素结构。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生产要素主要包括资本、劳动力、土地、企业家、技术、信息等。就资本而言,过去制约旅游业发展的资本已经不再是主要障碍,许多优质的旅游项目往往会受到各类资金的追捧。旅游用地是业界反映较多的一个问题。最近国土资源部、住建部和旅游局三家联合出台了《关于支持旅游业发展用地政策的意见》,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依据。当然仅靠一个文件不可能解决旅游项目对土地的“饥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土地稀缺和产业扩张的矛盾是天然的,严格控制土地指标,对于促进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面对这样的情况,就需要我们把好旅游项目的准入关,将稀缺的土地资源用于发展市场前景好、带动性强的旅游项目上。除资金和土地外,实现旅游业转型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和服务。因此各级旅游部门应该推动在旅游领域积极运用新技术,不断提高旅游业运行的效率和科技含量。与此同时,作为服务业,旅游服务水平的提高尤为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在优化旅游要素结构中,投入更多的资源到旅游经营者、旅游服务者素质的提高上,以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投入提升旅游业的要素结构。
六是旅游区域结构。从大尺度看,旅游区域结构需要解决东中西部旅游业布局的问题。东部地区由于客源基础好,旅游业发展已经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基本形成了旅游业发展的内生机制。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特别是高铁建设进程的加快,旅游业开始出现井喷式发展的局面。如何依托大交通环境的改善,加快在中西部地区形成一批高质量的旅游项目,发展多元化、特色化、精品化的旅游产品,是未来五年的重要任务。从小尺度看,旅游业发展不可能全面开花,因此要集中力量,推动形成一批重点旅游目的地、全域旅游示范区、旅游产业聚集区。除此之外,要形成分级发展的旅游区域布局。不能所有的城市都把建设国际旅游城市、国际旅游目的地作为目标。对旅游发展条件好的区域,要在资金、政策、体制等方面进行倾斜,支持其形成以旅游业为主导的发展格局。对旅游资源一般的城市,要推动其形成基本的旅游功能,并推动建设一些有特色的旅游项目。同时,每个城市都应该形成一些以服务本地市民为主的旅游休闲区、旅游休闲带,通过有效的旅游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当下,“供需不匹配”是困扰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也是下一步经济发展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中央高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旗的主要背景。而中央的一系列举措也为旅游业如何推动自身的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大体上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更加注重从产业自身发展角度丰富旅游供给。过去大家习惯于从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角度思考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说,“三驾马车”的作用依然存在,但在当下矛盾的焦点却集中到供给侧改革和效率提升上。同样,过去旅游行业也习惯于从对应“三驾马车”的角度来强调自己的作用,看似面面俱到,都能“沾上边”,但一定程度也造成了旅游业自身主体意识的模糊。应该说,单纯的需求结构没有太多意义,因为不能被有效满足的需求其实只是潜在需求,也是无效需求;进一步讲,凡是不能被中国产能有效满足的需求也只是漏损需求,不能对中国经济产生实质性利好。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的稳步提升,恩格尔系数的逐步下降,旅游需求的持续增加有目共睹。这也意味着旅游需求不是问题。但面对庞大的旅游需求,旅游行业能不能提供优质的旅游产品和供给反而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过去业内人士习惯于把能否落实带薪休假看作是制约旅游业发展的“瓶颈”。其实,带薪休假可以给城市居民提供更长的假期,但如果我们国内没有好的旅游产品,带薪休假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境外旅游作“嫁衣”,结果是旺了出境旅游,凉了国内旅游。所以,我们下一步需要更多从供给角度思考旅游业,而不能仅仅从扩大内需角度看待旅游业。
二是要更加注重提高旅游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中央要求,“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对任何产业的发展而言,质量和效率都是提升竞争力的大问题,旅游产业自然也不例外。过去旅游是“稀罕物”,质量差一点,效率低一点也问题不大,反正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但随着旅游产品的极大丰富,随着游客对旅游业的要求越来越高,竞争将不可避免。这样,如果国内的旅游业不够好,消费者就会“用脚投票”,去国外旅游;如果传统的旅游目的地不够好,游客就会选择新兴的、有特点的旅游目的地去旅游。因此,下一步除了关注旅游业供给总量的扩大,更应该重视旅游业发展质量的提高。具体来说,旅游业也面临淘汰过剩产能的问题。当然旅游领域的过剩产能和工业领域不太一样,不能简单地关停并转了事。比如,过去一些地方政府粗放式地发展旅游业,将一些优质旅游景区以极低的价格承包出去,但由于经营者长期没有后续的投入和提升,使得许多旅游景区后续发展不力,造成了旅游资源的极大浪费和旅游产能的闲置。这些问题都需要下力气加以解决。除此之外,提高旅游供给质量和效率,还需要在新形势下加大对旅游投资的引导力度,防止在旅游业“大干快上”的时候,形成新的投资泡沫和低效甚至无效供给,特别是要通过政策措施,引导投资一批符合旅游消费需求升级方向的旅游项目,为旅游业未来五到十年的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和动能。
三是要更加注重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发展经济学的各个流派都强调结构转变的重要性,并把结构的差异看作市场失灵的结果。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说,“如果没有结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将不可能实现。”这次中央将供给侧改革的重心落到优化结构上,将“调结构”放到一个牛鼻子的位置,就是希望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让供需真正匹配起来,进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在旅游领域,优化结构同样是一个突出而又紧迫的问题。过去我们比较关注的是量的扩张,即旅游业规模的增长;在谈及提高旅游业发展质量的时候,也更多地强调旅游产品质量、旅游服务质量等。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其实只是旅游企业微观层面所说的质量,在中观乃至宏观层面看待旅游业的质量,更重要的其实是旅游业的结构问题。按照这一思路,要实现旅游业有质量的发展就需要大力推动旅游业的结构优化。应该说,过去旅游行业零星地强调和推进过旅游结构方面的工作,但由于缺少系统性和整体性,效果并不明显,而这恰好应该成为旅游业转型发展的重点所在。
四是要更加注重改善旅游市场消费环境。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尽管中央在市场环境层面更多是强调市场经营环境和投资环境,激发消费者潜力层面更多是强调通过新供给激发新需求。但实际上,要实现供需配套,消费环境的改善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一个健康有序的消费市场本身就是良好的市场经营环境和投资环境的前提,也是新供给拓展和开辟新市场的重要保证。很难想象,一个混乱的市场,能够让企业优胜劣汰,能够让有长远眼光的企业家愿意在这个领域投资。消费环境问题在旅游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是制约旅游供给改善的重要原因。比如,在旅行社市场上大量低价无序的竞争,使得我们一直没有产生出国际竞争力强的旅行社企业,也很难让大量的国内游客有信心选择自己的旅行社出行。再比如,如果还有大量的旅游景区依靠给旅行社高额返点来拉客,我们旅游景区的发展水平就很难整体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因此,下一步我们抓旅游供给的同时,还不能忽视旅游市场秩序的治理。
二、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旅游业转型发展带来的机遇
有的同志可能会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提法不利于推动旅游工作。其实不然,随着改革的深入,旅游业转型发展反而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面临更大的机遇。其一,旅游需求对应的是新需求。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的时候,消费结构会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就中国而言,随着越来越多城市居民摆脱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的压力,旅游消费将成为更多人的刚性需求和增长潜力最大的需求,自然而然,旅游业也必将成为新供给时代需要重点发展的领域。其二,旅游业是当下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按照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一国禀赋结构升级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时刻根据它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中国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有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同时在产业分工体系中,旅游业更多体现水平分工,而非垂直分工的特征,这就意味着旅游业的竞争是一个相对自足的体系。因此,随着旅游市场规模的扩大,旅游业理应成为新供给中的新动能。其三,旅游业是发展服务业的关键所在。伴随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消费结构从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转型,经济从生产型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和制造业并重转型将是大势所趋。未来,大量制造业淘汰的产能必然向服务业转移,而发展现代农业和制造强国分流出的就业岗位也需要服务业来填补。旅游业是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的服务业,在许多中小城市和乡村,旅游业几乎是发展服务业的首要选项。可以预见,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化,通过抓旅游业来抓服务业,进而改善供给将成为许多地方的共同选择。因此,应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提高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以适应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当前特别需要抓住以下机遇:
一是要在新型城镇化中找位置。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既可以增加消费人口,又可以通过产业适度集聚增加有效供给,是下一步政府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正是因为这一工作的重要,所以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套开了城市工作会议,并特别强调“各城市要结合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明确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城市建设要以自然为美,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未来我们需要结合新型城镇化工作,抓紧推动完善城市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服务功能配套,提高城市旅游承载力,大力发展各具特色的都市旅游;全面提高城市旅游的管理水平,创新城市旅游的管理体制,积极推动将城市工业区、棚户区改造成旅游休闲区,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更多旅游休闲空间,建设高水平的国际城市旅游目的地。与此同时,还要借鉴浙江、湖北等地抓旅游小城镇建设的经验,推动资源基础好的地区面向全国、甚至国际市场建设高水平的旅游特色小镇;推动其他城市立足于满足市民日常休闲度假的需要,建设一批规模适度、生态良好的精品旅游小镇。
二是要在脱贫攻坚战中找空间。扶贫工作是扩大有效供给的重点任务,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旅游业立足于“造血式扶贫”,在扶贫工作上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当前,国家旅游局已同国务院扶贫办形成了联合工作机制,并提出“十三五”时期,要通过发展旅游带动17%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为旅游扶贫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央增加扶贫领域资金、政策等投入力度的大背景下,下一步还需要提高旅游扶贫工作的深度和精度,提高旅游扶贫的质量。要积极争取资金支持,加大对贫困地区旅游公路、停车场、旅游厕所等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要加强贫困地区旅游人才的培训,特别是应该重点培训一批发展旅游业的致富带头人;除此之外,还可以考虑在全国推动建设一批旅游扶贫试验区、示范区,形成政策聚焦点,同时,有必要及时总结旅游扶贫工作的成功经验,形成旅游扶贫工作手册,向全国进行推广。
三是要在绿色发展中找平台。供给侧改革需要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相对于其他消费和产业而言,旅游业总体上属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在实现绿色发展方面大有作为。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国家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中,将旅游业培育成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中的主体产业和接续产业;要通过推动建设一批生态旅游功能区、示范区,探索旅游业发展和生态保护有机统一的新模式;同时要积极争取在国家生态补偿机制中,将生态补偿与支持旅游产业发展衔接起来,通过市场的力量,为生态保护区居民找到旅游创业就业的机会,并提高其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是要在对外开放中找契机。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高水平的双向开放是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从国家层面看,通过对外开放,在“引进来”的同时,推动国内过剩产能“走出去”,是我们主动开辟国际市场,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对旅游而言,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快速成长,提高旅游产业的国际化水平顺理成章。未来我们需要积极推动有条件的旅游企业对外投资,特别是要围绕“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和中国公民主要的出境旅游目的地,扩大旅游对外投资。通过全方位地整合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以中国的旅游供给去对应全球化的市场。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积极参与国际旅游规则的制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成立国际性的旅游组织,提高我们在世界旅游业中的话语权,进而为中国旅游产业的全球化布局提供支撑。
五是要在改革试点中找突破。中央要求,“要完善落实机制,把握好改革试点,加强统筹协调,调动地方积极性,允许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发挥基层首创精神。”中国地域广阔,国情复杂,一刀切地推动供给侧改革面临不少的困难。这就需要因地制宜地开展改革试点。旅游业是综合性产业,但旅游改革远远不是旅游部门一家能够推进,因此通过试点探索各类有利于统筹协调旅游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形成旅游业发展的合力就很有必要。在具体推进上,要注意结合国家推动的各项重大改革试点,使旅游改革能参与其中。比如,在“多规合一”改革中,争取在旅游发达地区形成以旅游业为主导的规划模式;在土地改革中,探索有利于乡村旅游发展的改革模式;在绩效考核试点中,借鉴山东等地的经验,将旅游业发展指标纳入地方党委政府的考核指标。除此之外,要做实国家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支持各地多出改革创新经验,积小胜而为大胜,以点带面,逐步突破束缚旅游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困境。
三、全面推动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旅游业既要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贡献,又要在改革发展中调自身的结构;也只有自身结构优化了,才能真正实现旅游业的转型发展,进而更好适应国家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可以考虑在“十三五”期间,把调整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旅游业转型发展的主轴,把2016年作为“优化旅游供给启动年”。以不同的视角,大体上可从以下方面推动结构性改革:
一是旅游市场结构。虽然市场结构更多是从需求端的角度进行审视,但也为旅游业推进结构性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向。这就需要认真研究市场需求变化,对应提供相应的旅游供给。值得关注的有:第一是入境、出境、国内旅游市场。尽管出境旅游发展很快,成为旅游市场的最大热点,但从供给角度看,我们的主要工作还是应该放在大力发展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上。要根据不同的境外客源需求,有针对性地推出我们的旅游产品,要下大力气把旅游形象宣传和产品推广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市场营销成果的转化率;要适应国内旅游的新趋势和新特点,完善传统旅游产品,开发新兴旅游产品,要采取有力措施,吸引境外旅游消费回流。第二是不同层次的旅游市场。大众旅游依然是旅游业发展的主体,发展大众化旅游产品依然是不能忽视的工作。同时,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尽管中高端旅游市场比重可能不高,但绝对数额却不小;此外,中高端旅游对整个旅游市场具有很强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因此积极稳妥地发展中高端旅游产品是当下旅游行业更为迫切的任务。当然,在具体工作中也要防止不切实际地“一哄而上”发展所谓高端旅游。第三是重点群体的旅游市场。当前要重点开发面向2亿老龄人口的旅游产品,要根据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改造我们的景区景点、住宿设施,完善相关旅游服务,为老年出游提供便利以及优惠。要发展青少年旅游市场,要依托现有的设施,抓紧建设一批研学旅游基地。要高度重视家庭旅游产品。家庭出游有巨大的潜力,在二胎政策放开的背景下,未来家庭出游将成为旅游市场的主体。比如,广东横琴长隆海洋主题公园,开业不到两年,接待游客突破2000万,其成功的秘诀之一就在于立足于家庭游市场打造产品。
二是旅游产品结构。从大的角度看,旅游产品可以分为观光旅游、度假旅游以及特种旅游产品。过去业界谈旅游业转型升级,说得比较多的是要推动旅游业从观光旅游为主向度假旅游为主转变。实际上,观光旅游不可能消失,而且将长期保持很大的市场规模。之所以更加强调度假旅游,是因为过去我国对度假旅游重视不够;另外从旅游发达国家经验看,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度假旅游在整个旅游产品市场中的比例会逐步提高。因此,我们当前更为重要的任务是要多发展度假旅游产品。当然不管是观光,还是度假、特种旅游产品,都应该更加关注游客的体验。在产品组织上,要多增加参与和体验方面的内容。除了观光、度假、特种旅游产品的分类方式外,以“旅游市场+特定资源”构成的旅游产品,也是分析旅游产品的一个视角。比如,“旅游+森林”构成了森林旅游产品;“旅游+海洋”,构成了海洋旅游产品,“旅游+中医药”形成了中医药旅游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讲,促进旅游业的转型发展,就需要将存量旅游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利用,形成增量的旅游产品。当前,除开发传统的自然文化旅游资源外,要特别注意发掘社会资源发展旅游业。比如,北京把传统的四合院民居加以改造利用,开发出“奥运人家”的旅游产品,就很受游客,特别是外国游客的欢迎。
三是旅游产业结构。严格而言,旅游业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产业,而是围绕游客旅游的各个环节形成的一组供给集合。大体上讲,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旅游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就体现了旅游产业的这种特点。而这一分类主要还是按照旅游活动涉及的吃、住、行、游、购、娱过程划定旅游业。一般而言,吃住行三个环节被认为是旅游的基本消费环节,游购娱被看作是非基本环节,也就是消费弹性较高的环节。当前,特别需要提高游、购、娱的比重。要提高这一比重,首先要做的是提升旅游景区。当前旅游景区发展水平良莠不齐,提升空间很大。解决的思路,一种是景区托管模式。不过由于旅游景区远比饭店情况复杂,加之许多景区托管公司自身也缺乏经营能力和相应的人才队伍,其成效如何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另一种是通过引入外来资本重新提升传统景区。比较成功的案例是,中信产业投资基金通过资本控股、经营管理团队重建等方式改造河北白石山景区,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河北旅游收入最高的旅游景区。当然,对外引资也需要防止一部分投资商占据优质旅游资源而不实际开发利用的情况。除此之外,购和娱两个环节也很重要。对多年来着力很多,却收效甚微的旅游购物环节,可以考虑借鉴“金色宝藏”公司专门做寺庙高端佛教用品的思路,推动旅游景区点旅游购物的服务外包,通过专业化的公司来提升旅游购物的设计和营销水平。再比如旅游娱乐,可以考虑在目前的旅游演艺之外,大力开发夜间旅游娱乐项目,增加游客的参与性。当然,除了非基本环节外,吃住行三个环节内部也有结构优化的问题。像住宿领域,一方面传统的高星级商务饭店受“八项规定”等因素影响,经营困难;而另一方面许多特色民宿、主题酒店在市场上却大受追捧。一些游客甚至为了在安曼、悦榕庄等精品酒店住上一晚,会专程前往酒店所在的旅游目的地。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调整过去以星级饭店为主的旅游住宿业发展方式,将工作重点放到特色主题住宿上。再比如旅游餐饮,像浙江舟山的沈家门海鲜排档,不仅丰富了舟山旅游的内容,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舟山旅游的一大卖点,许多上海游客甚至会为了吃一餐沈家门海鲜,专程去舟山旅游。因此,转变团队旅游餐的发展思路,将更多精力放到发展特色旅游餐饮上很有必要。
四是旅游企业结构。旅游企业结构有很多分类,但重点需要关注的是不同所有制旅游企业的结构。目前,在景区领域,除风景名胜区等特殊领域之外,对各类所有制基本都是开放的。在饭店领域,几乎所有知名的国际旅游饭店品牌都已进入中国,并对中国饭店业的提升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除引进国际品牌外,我们更需要大力扶持我们自己的民族旅游饭店品牌,要让民族旅游饭店品牌做大做强,甚至“走出去”成为国际品牌。在旅行社领域,除经营中国大陆公民赴台旅游和出境旅游存在一定限制之外,对外资已没有别的限制。未来旅行社的进一步开放也是大势所趋。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通过相应措施,来提高旅行社行业的集中度,在目前的2万多家旅行社中形成一些具有引领作用的旅游企业。除此之外,在旅游企业结构中,各地比较关注的还有国有旅游企业重组的问题。目前北京、广东、浙江、江西、安徽、陕西等省(市)都成立了国有的旅游企业集团,一些城市也成立了市属的旅游集团或者旅游投资公司。这些国有旅游企业对整合辖区内分散的旅游企业,提升政府对旅游业发展的引导能力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实际运行中,许多国有旅游企业也不同程度存在着机械组合多、协同发展少,本地经营多、跨区域经营少等问题。因此,还需要采取更为有效的改革措施,进一步提升国有旅游企业的竞争力。
五是旅游要素结构。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生产要素主要包括资本、劳动力、土地、企业家、技术、信息等。就资本而言,过去制约旅游业发展的资本已经不再是主要障碍,许多优质的旅游项目往往会受到各类资金的追捧。旅游用地是业界反映较多的一个问题。最近国土资源部、住建部和旅游局三家联合出台了《关于支持旅游业发展用地政策的意见》,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依据。当然仅靠一个文件不可能解决旅游项目对土地的“饥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土地稀缺和产业扩张的矛盾是天然的,严格控制土地指标,对于促进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面对这样的情况,就需要我们把好旅游项目的准入关,将稀缺的土地资源用于发展市场前景好、带动性强的旅游项目上。除资金和土地外,实现旅游业转型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和服务。因此各级旅游部门应该推动在旅游领域积极运用新技术,不断提高旅游业运行的效率和科技含量。与此同时,作为服务业,旅游服务水平的提高尤为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在优化旅游要素结构中,投入更多的资源到旅游经营者、旅游服务者素质的提高上,以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投入提升旅游业的要素结构。
六是旅游区域结构。从大尺度看,旅游区域结构需要解决东中西部旅游业布局的问题。东部地区由于客源基础好,旅游业发展已经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基本形成了旅游业发展的内生机制。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特别是高铁建设进程的加快,旅游业开始出现井喷式发展的局面。如何依托大交通环境的改善,加快在中西部地区形成一批高质量的旅游项目,发展多元化、特色化、精品化的旅游产品,是未来五年的重要任务。从小尺度看,旅游业发展不可能全面开花,因此要集中力量,推动形成一批重点旅游目的地、全域旅游示范区、旅游产业聚集区。除此之外,要形成分级发展的旅游区域布局。不能所有的城市都把建设国际旅游城市、国际旅游目的地作为目标。对旅游发展条件好的区域,要在资金、政策、体制等方面进行倾斜,支持其形成以旅游业为主导的发展格局。对旅游资源一般的城市,要推动其形成基本的旅游功能,并推动建设一些有特色的旅游项目。同时,每个城市都应该形成一些以服务本地市民为主的旅游休闲区、旅游休闲带,通过有效的旅游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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