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走向共和》中，李鸿章对梁启超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呢？
梁启超所著《李鸿章传》，大抵是目前为止影响最大的关于李鸿章的传记。书中，梁先生对其功过是非的论断，客观公正，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性。即使放到今天来看，这些评价也非常中肯全面，值得我们借鉴思考的。
图1. 梁启超所著《李鸿章传》
作者开篇说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寥寥数十字，让我们意识到了李中堂的卓越才能，也把我们拉回到了一百多年前的旧中国环境中去，同时还表达了作者对这样一位“伟人”的敬佩同情。于我而言，“才”想到的是李中堂创淮军、平发平捻、建北洋水师；“识”想起的是洋务运动及《走向共和》中李周游欧洲各国带给慈禧的显微镜；“遇”则是慈禧骄奢、同僚党伐，终至处处掣肘。
同时，书中提到“然要之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者，亦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这里作者已跳出了为某一个人著书立传的格局，而聚焦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格局。关于这一点，作者也在后文章节中有很多体现，比如由李鸿章“权臣”之争引出中国专制政体的发展，格局之大，让人敬佩！也正因为这样的历史发展观，梁先生在评价李时，才能做到客观公正、不偏不倚，跳脱了时代局限性。
梁先生在评论李中堂的功过是非时，说到时人都觉得李鸿章的功绩在于平定太平天国和平定捻军，而罪过在于甲午战败签订了《马关条约》。而梁先生则表示不同意：前者是手足相残，虽为清政府一家之功，实则是中华民族的罪；后者合约虽然丧权辱国，但换作别人也未必做得比李鸿章好。随着时代变迁，清政府早已一去不复返，一家之功无从谈起，但数次和谈的影响却是深远重大的——早年间，人们都以“丧权辱国”来评价李，但时代进步，越来越多人懂得了更为客观地评价，越来越多地顾及到人物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可以说是社会发展、人们认知逐渐成熟的结果。而梁启超先生在一百多年前，就能提出 “其所措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 的感叹，可见先生思想之先进。
然则先生谈到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不免对李中堂苛求过多了，诚如《走向共和》中李中堂所说的：“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不过作者也意识到人物受时代的局限，于是辩证看待，提出“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