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济货币同盟的形成条件
作为推进国际货币体系走向阶段性合理化主要基础的区域性货币同盟，在世界各地正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 开。区域性货币同盟实践首先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是：主权国家间走向货币同盟的条件是什么?现有文献对货币同盟形成条件的种种认识存在不一致和矛盾之处。在批判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围绕该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理论探讨。欧洲经济与货币同盟（EMU）被作为主要的实证案例来检验和印证理论分析结果。首先通过透视货币发展史，回答“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常态是如何在货币演进中逻辑地、历史地形成的，从而了解“国家货币”出现的历史合理性、逻辑必然性和其包含的效率损失，进而理解超国家“共同货币”的出现为何是那么困难，但又为何应该出现。同时，将分析历史上出现过的两个货币同盟典型案例，着重分析其产生条件和失败原因。然后将展开对传统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批判性研究。不仅指出0CA诸标准问的替代、交叉、因果和矛盾关系以及标准本身的内生性问题，同时还指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OCA理论具有由其鲜明的凯恩斯主义特点带来的理论局限性。在理论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最优货币区标准体系。应该说，对0CA理论局限性的认识，将提醒人们反思用OCA标准判断货币同盟形成条件的惯常做法，重新认识传统0CA理论的政策适用性。OCA理论关注的仅是货币同盟的宏观调整成本，分析货币同盟形成应对成本和收益作全面考虑。但现有文献存在对收益的外溢性和网络外部性考虑不足、分析时有遗漏或不可比等问题。接下来将针对这些不足，从国家利益角度对货币同盟各项收益和成本作出进一步全面细致的分析，提出货币同盟各项收益成本特征的综合分析归纳表，归纳出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并提出改进了的成本收益条件。由此认为单经济收益就足以说明为何EMU能生成。随后，将构建一个简单的两国形成货币同盟的宏观博弈模型，来分析国家加入货币同盟行为的直接相互作用。从国家问利益角度说明：⑴“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状况可以理解为一个“协调失败”和“合作失败”类的纳什均衡；⑵克服“协调失败”和“合作失败”促使货币同盟形成，区域性制度建设和国家间政策共识达成的条件十分重要。EMU的实现可以理解为欧洲国家为实现货币同盟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克服“协调失败”和“合作失败”，走出不良纳什均衡的结果，区域制度建设和政策共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全书的一个补充，本书接下来从国家利益的微观基础角度来分析说明，由于货币同盟的净收益分配面广，分配相对均匀和对称，一国在决定是否加入货币同盟时，可以主要从国家整体利益角度进行成本收益比较和判断，而不必额外关注国内利益关系的可能变化对加入货币同盟政策选择的影响。最后，简单讨论了上述分析和结论对“亚元”的有益启示。
⒈国家因素对货币使用范围的主导性影响可能造成效率损失。货币的空间使用范围受国家和市场二因素的影响。历史地看，货币演进到一定阶段后出现货币国家化有必然性和合理性，但随着市场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展，在由国家因素主导货币使用范围而产生的历史常态??“一个国家，一种货币”中，就会包含有矛盾和效率损失。因此，货币的国家化有其局限性，货币同盟和共同货币是对这一局限性的回应，是对国家货币的超越和扬弃。
⒉用传统最优货币区（OCA）标准作为货币同盟形成条件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有种种局限性，对此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对传统0CA理论和0CA标准展开三方面批判。第一，传统最优货币区诸标准间存在替代、交叉、因果和矛盾关系，内部关系不一致，有些标准本身还存在问题，如由Mundell最先提出的劳动力流动性标准。第二，传统0CA理论是凯恩斯主义的，同二战后相当一段时期的经济实际情况相适应。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宏观经济学派兴起，它们提供了审视货币同盟形成条件的新理论视角。第三，0CA标准有内生性，这从一个方面证明，货币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可以并行发展，两者相互需要，相互促进。这些批判性分析，使人们对货币同盟的形成持有更为乐观的态度，并提醒政策制定者要谨慎使用传统OCA标准，防止简单化和机械化倾向。3.为更准确地全面界定国家因加入货币同盟而获得的成本和收益．需要对共同利益、长远利益和成本与收益的不可比性和可能的遗漏有清楚的认识。同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相比，货币同盟的成本收益分析从更为广泛的视角审视国家加入货币同盟的利弊得失。提醒人们注意，国家加入货币同盟的行为有相互的影响和作用，由此产生了货币同盟的共同利益；货币同盟收益中，长期才能显现的收益是货币同盟的长远利益；货币同盟的成本和收益有些还有不可比性，有些还容易在分析中被遗漏。考虑到现有成本收益分析对这些问题考虑不够，我们认为，货币同盟的收益在以前文献中被低估了。政策制定者既要充分考虑到国家行为的相互影响，又要具有长远眼光，才会对加入货币同盟的国家利益影响有准确把握。
⒋区域性制度建设和政策共识是货币同盟形成的重要条件。由于国家加入货币同盟的行为有相互影响和作用，我们认为，即使货币同盟对于每个国家的净收益为正，国家仍然有可能维持国家货币的初始状态。“一个国家，一种货币”其实可以理解为一个“协调失败”和“合作失败”类的纳什均衡。区域性制度建设和国家间政策共识达成对于克服“协调失败”和“合作失败”、促使货币同盟形成十分重要。区域性制度建设和国家问政策共识达成需要的仅仅是各个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建立的政治联系，政治一体化和政治同盟这样强的条件不是必要的。
⒌是否加入货币同盟，可以主要从国家整体利益角度作成本收益比较，不必额外关注国内微观利益基础。货币同盟产生的净收益分配面广，分配相对均匀和对称，所以加入货币同盟政策对国内利益集团的分配效应不明显。因此，在货币同盟问题上，国家和政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社会计划者”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国家理性”为假定，以国家为基本分析主体的方法是站得住脚的。
⒍在对传统最优货币区标准条件、政治同盟先决条件、经济一体化先决条件、一般性的成本收益条件和国内政治经济学条件作出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得到了货币同盟形成的条件，可以概括如下：⑴同宏观经济调整成本相关：新最优货币区标准体系中的四个核心条件和一个参考条件；⑵同综合成本收益比较相关：由货币同盟各项收益成本特征的综合分析归纳得出的改进了的成本收益条件；⑶同国家间利益的实现相关：区域性制度建设和国家间政策共识条件（这两个条件的形成，并不需要政治一体化和政治同盟）。
⒎欧洲经济和货币同盟的形成，单单用货币同盟能给各个国家产生正的经济净收益就可以解释，其中区域性制度建设和政策共识在实现欧洲货币同盟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⒏提出新最优货币区标准体系中的四个核心条件和一个参考条件以及改进了的成本收益条件来考察，我们应该对亚洲货币同盟有更为乐观的态度。但是，由于亚洲缺乏区域性制度建设和国家问政策共识，货币同盟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在亚洲国家难以被认识和实现，亚洲国家仍维持在货币林立的“囚徒困境”中，因此，实质性的区域制度建设对亚洲国家走向货币合作非常重要。目前可考虑从一个如欧洲煤钢联营的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合作点人手，另外，建立“亚洲支付同盟”也应首先提上日程，既可以减少区域内对美元的依赖，又可以向窄幅波动和货币同盟迈开坚实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