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新罗战争的政治格局
战争结束后，唐朝与新罗的关系经历了由相对冷淡到逐步缓和的过程。678年，虽然唐高宗一度曾想再次起兵讨伐新罗，但侍中张文认为:“今吐蕃为寇，方发兵西讨;新罗虽云不顺，未尝犯边，若又东征，臣恐公私不堪其弊”，高宗只好作罢。可见，由于唐朝为吐蕃所累，对朝鲜半岛已是有心无力。新罗也停止了攻城略地的行为，转而致力于整顿内政。此后在文武王在位时期，不见有两国使臣来往的记载，这说明两国战后关系的冷淡。
尽管如此，两国关系并未因此断绝。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入唐宿卫的新罗王子金仁问依然还留在唐朝，甚至调露元年(679年) 还被封为镇军大将军、行右武威卫大将军。这表明两国还保持着官方来往。
此外，以往入唐的求法僧、留学生留在唐朝的人数也应不少。如唐罗战争期间，入唐宿卫的大奈麻德福“传学历术还”，新罗此后改用新历法。这些人对唐罗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新罗还依然使用唐朝的年号。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在庆州雁鸭池出土了刻有“调露二年”字样的砖铭，在月城附近的望星里瓦窑遗址发现了“仪凤四年皆土”的铭文板瓦，在庆尚南道蔚山郡的川前里“摩崖石刻”周围发现了“上元二年铭”和“上元四年铭”，高宗朝年号变更频繁，新罗却能及时采取唐年号，可见“双方关系已经恢复，来往已趋频繁”。681年，新罗文武王驾崩，唐朝虽然没有为之举哀，但还是遣使册立继位的神文王。而神文王时期为了稳固政权实行了一些新的制度，如682年立国学，687年赐官僚田，689年罢内外官禄邑改逐年赐租，而这些举措都可见到唐制的影响。 686年，神文王“遣使入唐奏请礼记并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赐之”也是新罗吸收唐制的明证。此后至孝昭、圣德之世，新罗遣使入唐不断，揭开了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兴盛的序幕。
可见，唐罗关系的改善，其基础在于唐朝对朝鲜半岛所实行的退守政策，以及新罗对唐朝作为东北亚宗主国地位的承认，因此两国能够在朝贡册封体制下恢复国交。而从新罗方面来看，为加强国内体制整备，也需要大力吸收唐朝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另外，两国以往关系密切，人员交流往来频繁，这些也是战后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的重要因素。 新罗在与唐朝改善关系的同时，7世纪中后期与日本也保持了密切联系。《日本书纪》记载，668年“秋九月壬午朔癸巳，新罗遣沙椽级餐金东严等进调乙酉，遣小山下道守臣麻吕、吉士小鲔于新罗”。这是新罗自657 年与日本断交以来的首次遣使。对于新罗的来访，日本也表现出了积极回应的态度，不仅赐物给新罗文武王及其权臣金庾信，还旋即派使节回访，由此两国关系迅速得以恢复。当时东北亚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在唐罗联军打击下，高句丽的灭亡已成定局。围绕着对百济故地的统治权，唐罗同盟裂痕本已存在，高句丽的灭亡则使两国丧失合作的基础，其矛盾冲突势成必然。新罗为了避免在未来与唐朝的战争中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就迫切需要改变与日本的关系。唐罗战争期间新罗也不断加强与日本的联系，持续地向日本派出使臣。
675年2月，新罗“遣王子忠元、大监级餐金比苏、大监奈末金天冲、第监大麻朴武摩、第监大舍金洛水等进调”，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前往日本，表现出新罗对与日本关系的重视。同年7月，日本遣大伴连国麻吕为大使、三宅吉士入石为副使回访新罗，两国关系密切可见一斑。 新罗在7世纪中后期不仅实现了与唐朝、日本的关系改善，而且在唐朝和日本关系断绝时期还起到了沟通两国人员、文物交流的中介作用。支持百济复国运动的日本在白江之战中惨败，为防止唐朝的进攻还曾在其西部设立了重重防线，戒备之心甚重。但是唐朝为了在接下来的对高句丽战争却切断了日本与高句丽的联系，664 年熊津都督刘仁愿遣朝散大夫郭务 出使日本，打破了两国关系的僵局。
第二年，唐朝遂正式遣朝散大夫刘德高在郭务的陪同下率领254人的使团前往日本，同年日本也派遣小锦守君大石等人出使唐朝，两国关系实现了从紧张对峙到互通使节的转变。唐罗战争时期，唐朝与新罗争夺百济故地矛盾激化，唐朝漕船被新罗拦截，671年唐朝还派郭务r 到日本，一面巩固与日本的关系，一面采购甲胄、弓矢等军需物资。但是，随着百济故地为新罗所占，唐朝与日本来往的通路也被掐断，674年以后唐朝与日本断绝了使节来往。而此时与日本关系密切的新罗就成了两国交往的中介者。683 年12 月，日本“大唐学生土师宿弥甥、白猪史宝然及百济役时末于大唐者猪使连子首、筑紫三宅连得许，传新罗至。则新罗遣大那末金物儒送甥等于筑紫”。690年9月，“大唐学问僧智宗、义德、净愿、军丁从新罗送使大奈末金高训等还至筑紫。”同年11月，日本便采用了新的历法元嘉历和仪凤历。这样，入唐学问僧、留学生通过经由新罗回到日本，又把唐朝的文化、制度等传播到日本，通过新罗的中介作用，就把7世纪后期唐朝、新罗、日本三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唐罗战争的结束也宣告了朝鲜半岛长期战乱的结束，此后新罗以统一国家的面貌出现在东北亚历史舞台上，为以后朝鲜半岛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朝鲜半岛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与此同时，7世纪中后期东北亚政局的力量分布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唐朝、新罗、日本各据一方的鼎立局面。新罗主动遣使日本，打破了关系僵局，使两国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友好局面。在与唐朝结束战争后，新罗继续承认唐朝在东北亚的宗主国地位，奉其正朔，用其年号，积极吸收唐朝文化，使两国关系逐渐缓和并最终实现了正常化，为此后东北亚政局200余年的和平稳定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