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是好还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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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600年前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我们在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还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其作一分为二的分析,并将其与明朝(1368——1644)整个的外交思想与实践联系起来,既要发扬光大其中的优秀成分,又要认清其历史局限性与不足。
郑和下西洋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它不仅在航海活动上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而且对发展中国与亚洲各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利:
由于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加之当时国力比较强盛、物资条件许可,使得明朝的外交呈现出浓厚的纯粹王道特征。
明太祖朱元璋坚决反对对外滥用武力,他曾明确地讲:“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明太祖还在其遗训中再三强调指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
明成祖更是派郑和七下西洋,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向“西洋”各国传播中国的友谊,宣传明朝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与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理想,同时与各国开展平等的贸易活动,不带有一丝的掠夺性、征服性、暴力性与不平等性。
郑和船队所到之处,皆向当地国王宣读明朝诏谕,诏谕上明确写到:“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赐皆赏。”郑和一行每到一地,首先向国王或当地头人进行礼节性的访问,宣读皇帝诏书,赠送大量物品,然后开展贸易活动。
除严格限制的自卫以外,郑和下西洋是和平进行的,没有征讨和杀伐。
郑和使团奉行与海外诸国“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外交方针,赢得了亚洲许多国家对中国的信任与友谊。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建立了亚洲国家之间的和平关系,提高了中国当时在国际上的威望。
郑和下西洋期间倡导的不欺寡、不凌弱,友好相处,共享太平,为亚非国家之间的交往,确立了不成文的准则,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中国是文明古国,自古就重视礼尚往来,反对恃强凌弱。明初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高,但郑和在海外从未仰仗“天威”,欺负小国弱国。在爪哇岛,郑和的部下被误杀170人,郑和并没有使用武力相报复。郑和在旧港与锡兰的两次用兵都属于自卫性质。郑和带领近三万人的武装,在海外没侵占别国的一寸土地,没掠夺别国的一草一木,更没在海外派驻一兵一卒。所经之地,本着“怀柔远人”,“和顺万邦”,“共享天下太平”的宗旨,倡导“王道”,反对“霸道”。以和平友好精神,敦睦邻邦,以德服人,宣扬中华文化,其所表现的是“和平海权”,而非武力侵略行为。郑和出使西洋是中国古代执行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范例。
而除规模空前与技术精湛外,郑和下西洋在精神与思想上的可取之处主要有二:
其一,勇气惊人,充满了进取性、开拓性与大无畏的首创精神,这对于一贯重视陆路、轻视海权的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来说,郑和七下西洋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与弥足珍贵;
其二,纯粹王道的理想值得颂扬。郑和下西洋自始至终坚守和平、和睦、平等、自律的原则,不以大欺小,不恃强凌弱,具有鲜明的中国外交风格与和平王道精神,这与后来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唯利是图、掠夺性、残暴性相比存在着天壤之别。郑和下西洋的和平之旅充分体现了纯粹王道的特征,即亲仁善邻、以德行仁、以大事小、协和万邦、悦近来远。
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在此时期的中国外交达到了明代西洋外交史上的顶峰。
经过郑和的努力,多年不与中国来往甚至从未与中国来往的一些东南亚国家都先后与明朝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有4个国家的9位国王先后8次来华访问,有16-17个国家先后4次派遣使者来华。中国同东南亚的关系就是从那时候建立起来的,中国同东南亚的贸易圈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其三、关于郑和的评价,中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对千年以来影响世界的百名伟人排名中,中国共有6人上榜,其中郑和名列第一。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为此评论:当年中国统治者没有根据郑和海洋思想和实践继续推进中国的海洋事业,没有将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转变为商业化、外交化的贸易和知识国家,留下了蜗居、孤立状态的历史遗憾,否则,当重写世界历史。郑和的伟大不仅仅是传播了中华民族的“黄色文明”,同时在于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为蓝色文明的崛起,提供了经验和技术保障。尽管中华民族因此而落伍,但是郑和改变了世界。
如更进一步地深入分析,我们就不应回避郑和下西洋及其纯粹王道的历史局限性,而应全面与辨证地正视历史。郑和下西洋与明朝的纯粹王道外交具有以下不足之处:
其一,郑和下西洋以对外宣扬明朝的和平友好精神为主要使命,重义而轻利,厚往而薄来,对维护国家现实利益的考量有所不足。
明朝纯粹王道外交的特点是凭借雄厚的国力,对外大力从事不计成本的睦邻外交活动。我们可将郑和下西洋与张骞通西域作一比较,从中看出明朝纯粹王道与汉朝务实王道的差异来。郑和下西洋及其纯粹王道的理想色彩浓厚,重义轻利、不计得失;而张骞通西域则完全从国家的现实安全利益与战略需要出发,义利兼顾、德力兼备,目标明确、量力而行。
其二、明朝派郑和七下西洋,耗资巨大。郑和下西洋花费的多,收益的少;送出去的多,拿回来的少,造成巨大的物资支出。另外,郑和下西洋的厚往薄来之举,在当时的封建帝制条件下,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成祖本人的帝王虚荣心与好大喜功特点。
郑和下西洋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经济上得不偿失。
永乐年间是明朝对外交往的高涨时期,著名使臣很多,像侯显“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李达、陈诚多次持节赴西域,他们都是为了贯彻明成祖安定周边的战略。明成祖要郑和出使西洋,是为了“颁正朔”,广加招徕,促使周围各国“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制造一种“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景况,以便提高自己的皇帝声望。郑和下西洋,“恩赏”、“受贡” 不少,却无关开拓国际商贸。明成祖本人并不主张发展海外贸易,郑和使团在海外进行一些以物易物的交换活动只是附带进行的。这种交换活动只是作为与西洋诸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手段,所换回的大多是异域珍宝,供宫廷享用,它与赢利性的海外贸易是有本质区别的。正因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发展海外贸易,它采取的不计经济效益的政策,给明朝政府造成巨大负担。随着明朝国力衰退,航海的壮举也悄然结束。
其三,受明朝封建社会的限制,郑和下西洋主要是对外宣扬和平,虽然有一定的贸易往来,但没有也不可能带来海外贸易与商业的持久发展。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朝依旧是小农经济主导,明朝的社会经济基础没有取得根本性的进化。究其根本,是因为“在‘天朝礼治体系’之下,商品交易和国际贸易是不受重视和鼓励的。”
其四,长远来看,任何国家的对外关系,都有民间的和政府的两种方式。郑和下西洋是政府行为,说它是主动外交,开放政策,一点不错。但是,明朝实行海禁,就是禁止私人从事贸易,关闭中外交往的那扇大门,海外贸易完全被政府垄断, 这与宋、元时期政府鼓励私人海外贸易相比,已经趋于保守和内向,是退步了。以至于明成祖朱棣死后,主管财政的户部尚书夏原吉认为下西洋是弊政,向即将继位的太子建议罢西洋去宝船。郑和去世后,反对者更是占据优势。明英宗时,兵部侍郎刘大夏鼓动兵部尚书项忠把郑和下西洋的史料烧毁,连郑和船队也遭至被烧的命运。中国从此开始禁海,甚至“寸板不得入海”,两代王朝实行了长达400年闭关锁国政策。如此结局,绝非偶然。
郑和下西洋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它不仅在航海活动上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而且对发展中国与亚洲各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利:
由于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加之当时国力比较强盛、物资条件许可,使得明朝的外交呈现出浓厚的纯粹王道特征。
明太祖朱元璋坚决反对对外滥用武力,他曾明确地讲:“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明太祖还在其遗训中再三强调指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
明成祖更是派郑和七下西洋,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向“西洋”各国传播中国的友谊,宣传明朝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与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理想,同时与各国开展平等的贸易活动,不带有一丝的掠夺性、征服性、暴力性与不平等性。
郑和船队所到之处,皆向当地国王宣读明朝诏谕,诏谕上明确写到:“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赐皆赏。”郑和一行每到一地,首先向国王或当地头人进行礼节性的访问,宣读皇帝诏书,赠送大量物品,然后开展贸易活动。
除严格限制的自卫以外,郑和下西洋是和平进行的,没有征讨和杀伐。
郑和使团奉行与海外诸国“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外交方针,赢得了亚洲许多国家对中国的信任与友谊。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建立了亚洲国家之间的和平关系,提高了中国当时在国际上的威望。
郑和下西洋期间倡导的不欺寡、不凌弱,友好相处,共享太平,为亚非国家之间的交往,确立了不成文的准则,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中国是文明古国,自古就重视礼尚往来,反对恃强凌弱。明初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高,但郑和在海外从未仰仗“天威”,欺负小国弱国。在爪哇岛,郑和的部下被误杀170人,郑和并没有使用武力相报复。郑和在旧港与锡兰的两次用兵都属于自卫性质。郑和带领近三万人的武装,在海外没侵占别国的一寸土地,没掠夺别国的一草一木,更没在海外派驻一兵一卒。所经之地,本着“怀柔远人”,“和顺万邦”,“共享天下太平”的宗旨,倡导“王道”,反对“霸道”。以和平友好精神,敦睦邻邦,以德服人,宣扬中华文化,其所表现的是“和平海权”,而非武力侵略行为。郑和出使西洋是中国古代执行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范例。
而除规模空前与技术精湛外,郑和下西洋在精神与思想上的可取之处主要有二:
其一,勇气惊人,充满了进取性、开拓性与大无畏的首创精神,这对于一贯重视陆路、轻视海权的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来说,郑和七下西洋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与弥足珍贵;
其二,纯粹王道的理想值得颂扬。郑和下西洋自始至终坚守和平、和睦、平等、自律的原则,不以大欺小,不恃强凌弱,具有鲜明的中国外交风格与和平王道精神,这与后来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唯利是图、掠夺性、残暴性相比存在着天壤之别。郑和下西洋的和平之旅充分体现了纯粹王道的特征,即亲仁善邻、以德行仁、以大事小、协和万邦、悦近来远。
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在此时期的中国外交达到了明代西洋外交史上的顶峰。
经过郑和的努力,多年不与中国来往甚至从未与中国来往的一些东南亚国家都先后与明朝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有4个国家的9位国王先后8次来华访问,有16-17个国家先后4次派遣使者来华。中国同东南亚的关系就是从那时候建立起来的,中国同东南亚的贸易圈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其三、关于郑和的评价,中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对千年以来影响世界的百名伟人排名中,中国共有6人上榜,其中郑和名列第一。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为此评论:当年中国统治者没有根据郑和海洋思想和实践继续推进中国的海洋事业,没有将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转变为商业化、外交化的贸易和知识国家,留下了蜗居、孤立状态的历史遗憾,否则,当重写世界历史。郑和的伟大不仅仅是传播了中华民族的“黄色文明”,同时在于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为蓝色文明的崛起,提供了经验和技术保障。尽管中华民族因此而落伍,但是郑和改变了世界。
如更进一步地深入分析,我们就不应回避郑和下西洋及其纯粹王道的历史局限性,而应全面与辨证地正视历史。郑和下西洋与明朝的纯粹王道外交具有以下不足之处:
其一,郑和下西洋以对外宣扬明朝的和平友好精神为主要使命,重义而轻利,厚往而薄来,对维护国家现实利益的考量有所不足。
明朝纯粹王道外交的特点是凭借雄厚的国力,对外大力从事不计成本的睦邻外交活动。我们可将郑和下西洋与张骞通西域作一比较,从中看出明朝纯粹王道与汉朝务实王道的差异来。郑和下西洋及其纯粹王道的理想色彩浓厚,重义轻利、不计得失;而张骞通西域则完全从国家的现实安全利益与战略需要出发,义利兼顾、德力兼备,目标明确、量力而行。
其二、明朝派郑和七下西洋,耗资巨大。郑和下西洋花费的多,收益的少;送出去的多,拿回来的少,造成巨大的物资支出。另外,郑和下西洋的厚往薄来之举,在当时的封建帝制条件下,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成祖本人的帝王虚荣心与好大喜功特点。
郑和下西洋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经济上得不偿失。
永乐年间是明朝对外交往的高涨时期,著名使臣很多,像侯显“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李达、陈诚多次持节赴西域,他们都是为了贯彻明成祖安定周边的战略。明成祖要郑和出使西洋,是为了“颁正朔”,广加招徕,促使周围各国“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制造一种“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景况,以便提高自己的皇帝声望。郑和下西洋,“恩赏”、“受贡” 不少,却无关开拓国际商贸。明成祖本人并不主张发展海外贸易,郑和使团在海外进行一些以物易物的交换活动只是附带进行的。这种交换活动只是作为与西洋诸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手段,所换回的大多是异域珍宝,供宫廷享用,它与赢利性的海外贸易是有本质区别的。正因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发展海外贸易,它采取的不计经济效益的政策,给明朝政府造成巨大负担。随着明朝国力衰退,航海的壮举也悄然结束。
其三,受明朝封建社会的限制,郑和下西洋主要是对外宣扬和平,虽然有一定的贸易往来,但没有也不可能带来海外贸易与商业的持久发展。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朝依旧是小农经济主导,明朝的社会经济基础没有取得根本性的进化。究其根本,是因为“在‘天朝礼治体系’之下,商品交易和国际贸易是不受重视和鼓励的。”
其四,长远来看,任何国家的对外关系,都有民间的和政府的两种方式。郑和下西洋是政府行为,说它是主动外交,开放政策,一点不错。但是,明朝实行海禁,就是禁止私人从事贸易,关闭中外交往的那扇大门,海外贸易完全被政府垄断, 这与宋、元时期政府鼓励私人海外贸易相比,已经趋于保守和内向,是退步了。以至于明成祖朱棣死后,主管财政的户部尚书夏原吉认为下西洋是弊政,向即将继位的太子建议罢西洋去宝船。郑和去世后,反对者更是占据优势。明英宗时,兵部侍郎刘大夏鼓动兵部尚书项忠把郑和下西洋的史料烧毁,连郑和船队也遭至被烧的命运。中国从此开始禁海,甚至“寸板不得入海”,两代王朝实行了长达400年闭关锁国政策。如此结局,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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