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后货币是否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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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广场协议”?最简单直观而又合乎逻辑的表述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复苏了,美元上涨了,大量国外产品,特别是来自日本和德国的产品输入到美国。于是,美国人民认为国外产品挤占了美国国内市场,剥夺了“应该”属于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导致美国的失业率显著上升。类似推论通过舆论和国会对里根政府形成巨大压力,他们不得不把世界主要五个经济体(G5,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及英国)的财政首脑邀请到纽约,说服他们共同致力于美元的贬值。善解人意的五国财长当即同意,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即“广场协议”。
声明发表几个小时后,美元开始了疯狂的贬值进程。国际外汇市场开始疯狂抛售美元,持续了两年之久,仍没有任何停下来的迹象,以至于这五位了不起的先生(或他们的后任)不得不再度聚首,商议采取措施,以阻止美元进一步下跌。这就是1987年达成的卢浮协议,那是后话。
“广场协议”后,日元和马克开始大幅升值。自1971年浮动汇率体制实施之后,美元开始对马克和日元贬值。进入80年代之后,美元稳步走强,这一慢性走高的趋势在1985年中期再次被打断,日元和马克又开始大幅升值。1985年之后的三年左右时间里,美元急剧贬值。马克的升值水平恢复到了80年代初期的水平,而日元则升到了战后的历史新高。这正是日元成为“广场协议”焦点的一个重要原因。
“广场协议”与日元升值的副作用
首先,日元升值全面抬高了日本产品的成本和价格。过去曾以物美价廉驰骋世界市场的日本产品,一下子全都变成了商品世界中的“贵族”。虽说日元升值对那些具有无可替代性的产品出口影响不大,但是,日本的出口产品中,毕竟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替代的。日元升值会抑制国际市场对这类产品的需求,从而对生产这类产品的企业造成打击。这种打击还会通过产业链条波及其他产业,甚至有可能形成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全面抑制。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担心的“日元升值萧条”。
第二,日元升值降低了日本的进口价格。这固然可以使资源短缺的日本用较少的支出换取所需要的资源,但是,廉价的外国制成品也同时涌入日本,冲击着日本原有的产业结构。受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技术含量不高、但对维持就业具有重要意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第三,日元大幅度升值引起了国际投机资本的兴趣,使日元成为投机资本的炒作对象。此后日元汇率的大起大落和日本股市的动荡,都有国际投机资本在兴风作浪。这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四、“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与日本泡沫经济的关系
按照日本政府的思维定式,日元升值必然带来经济萧条。为了应对“日元升值萧条”,日本政府提出了向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变的政策。在财政方面,从1986年度到1988年度的政府预算,都将克服“日元升值萧条”作为重要政策课题。在金融政策方面,日本连续5次下调利率,公定利率水平由1985年的5%降至1987年3月以后的2.5%。此外,日本还通过增加政策性贷款,扩大公共投资规模。
然而,原有产业结构下的日本经济增长已趋饱和,迅速增大的货币供应无法被产业吸收。在“土地拜物教”、收益预期的驱动,大量资金流向了股市和房地产。于是,地价爆涨,股价扶摇直上。日本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泡沫经济。到1989年末,日经225种股票的平均价格高达38915.87日元,相当于1984年的3.68倍。从表面的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来看,“广场协议”与日本的泡沫经济似乎确有某种联系。“广场协议”促成了日本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成为改变日本经济增长基调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转折点恰恰也是日本泡沫经济的起始点。
但从另一方面看,“广场协议”后,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均对美元升值。但是,那些国家并没有发生像日本那样严重的泡沫经济。这说明,“广场协议”与泡沫经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诸多研究成果表明,日本泡沫经济形成的根源在日本内部。这些原因包括:在追赶型经济增长结束后,未能主动向自主开拓型经济增长转变,制度和体制老化;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原有结构下的经济发展已趋饱和,但却人为刺激景气,造成经济虚涨;金融体制不健全,在金融自由化的风潮中,银行监管缺位;对剩余资本流向缺乏引导,致使大量资金流向投机市场等等。
声明发表几个小时后,美元开始了疯狂的贬值进程。国际外汇市场开始疯狂抛售美元,持续了两年之久,仍没有任何停下来的迹象,以至于这五位了不起的先生(或他们的后任)不得不再度聚首,商议采取措施,以阻止美元进一步下跌。这就是1987年达成的卢浮协议,那是后话。
“广场协议”后,日元和马克开始大幅升值。自1971年浮动汇率体制实施之后,美元开始对马克和日元贬值。进入80年代之后,美元稳步走强,这一慢性走高的趋势在1985年中期再次被打断,日元和马克又开始大幅升值。1985年之后的三年左右时间里,美元急剧贬值。马克的升值水平恢复到了80年代初期的水平,而日元则升到了战后的历史新高。这正是日元成为“广场协议”焦点的一个重要原因。
“广场协议”与日元升值的副作用
首先,日元升值全面抬高了日本产品的成本和价格。过去曾以物美价廉驰骋世界市场的日本产品,一下子全都变成了商品世界中的“贵族”。虽说日元升值对那些具有无可替代性的产品出口影响不大,但是,日本的出口产品中,毕竟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替代的。日元升值会抑制国际市场对这类产品的需求,从而对生产这类产品的企业造成打击。这种打击还会通过产业链条波及其他产业,甚至有可能形成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全面抑制。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担心的“日元升值萧条”。
第二,日元升值降低了日本的进口价格。这固然可以使资源短缺的日本用较少的支出换取所需要的资源,但是,廉价的外国制成品也同时涌入日本,冲击着日本原有的产业结构。受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技术含量不高、但对维持就业具有重要意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第三,日元大幅度升值引起了国际投机资本的兴趣,使日元成为投机资本的炒作对象。此后日元汇率的大起大落和日本股市的动荡,都有国际投机资本在兴风作浪。这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四、“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与日本泡沫经济的关系
按照日本政府的思维定式,日元升值必然带来经济萧条。为了应对“日元升值萧条”,日本政府提出了向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变的政策。在财政方面,从1986年度到1988年度的政府预算,都将克服“日元升值萧条”作为重要政策课题。在金融政策方面,日本连续5次下调利率,公定利率水平由1985年的5%降至1987年3月以后的2.5%。此外,日本还通过增加政策性贷款,扩大公共投资规模。
然而,原有产业结构下的日本经济增长已趋饱和,迅速增大的货币供应无法被产业吸收。在“土地拜物教”、收益预期的驱动,大量资金流向了股市和房地产。于是,地价爆涨,股价扶摇直上。日本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泡沫经济。到1989年末,日经225种股票的平均价格高达38915.87日元,相当于1984年的3.68倍。从表面的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来看,“广场协议”与日本的泡沫经济似乎确有某种联系。“广场协议”促成了日本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成为改变日本经济增长基调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转折点恰恰也是日本泡沫经济的起始点。
但从另一方面看,“广场协议”后,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均对美元升值。但是,那些国家并没有发生像日本那样严重的泡沫经济。这说明,“广场协议”与泡沫经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诸多研究成果表明,日本泡沫经济形成的根源在日本内部。这些原因包括:在追赶型经济增长结束后,未能主动向自主开拓型经济增长转变,制度和体制老化;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原有结构下的经济发展已趋饱和,但却人为刺激景气,造成经济虚涨;金融体制不健全,在金融自由化的风潮中,银行监管缺位;对剩余资本流向缺乏引导,致使大量资金流向投机市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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