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走向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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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唯物主义指出,一切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明清时期徽商作为封建势力的依附,注定会衰落解体。然而,徽商的衰落过程并非直线下降,而是螺旋式起伏后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具体说来,徽商衰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清代陶澍盐法变革后,盐商的没落意味着徽商元气大伤;继盐商衰落后,同治、光绪年间出现了茶商的中兴,此后,“追至民国初年,勉强维持的徽商茶叶贸易已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盛势,走向衰落”[8]。而伴随着茶商的衰落,整个徽州商帮开始衰落解体。徽商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其为封建性商帮,没有将资本用于扩大性再生产,而是用于封建性的活动中,这也决定了它无法在清中后期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之后保持其原有优势。具体说来,徽商的衰落原因又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
(一)徽商衰落的客观原因分析
客观上,徽商的衰落原因课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封建政权政策的改变给徽商,尤其是其支柱盐商带来的打击。商业作为传统的“末”业,在历朝历代都是被盘剥的重点对象之一,清朝也不例外。开朝时以示贤德而免各省之补赋,然而当时因战争造成社会的千疮百孔是很难愈合的,这部分补赋除了贤明的统治者廉洁执政外,剩下的应该就是取自其他税收。
徽州商帮的衰落是由盐商的失势开始的。而徽州盐商的失势原因主要是受政府政策的直接影响。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由陶澍进行的盐法变革取消了徽商对于食盐销售的垄断权。据《清史稿》载,“时两淮私枭日众,盐务亦日坏”,道光帝任命陶澍进行盐法改革。道光十二年,陶澍先拟行票盐法与淮北,后推及其他地区。票盐法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达到了既定目的,即减少了私盐的销售,却并非长久之策,结果很快得到了印证,不久之后私盐贩运有增无减。这不仅使得徽州盐商从此失去了其世袭的行盐专利权,导致原来官商一体的包销制被打破。而且,由于该法的推行并没有能因地制宜,淮南盐商更是陷入困境。因此,同治三年,曾国藩上疏,“淮南盐务,运道难通,筹办有两难,一在邻盐侵灌太久。西岸食浙私、粤私而兼闽私,楚岸食川私而兼潞私,引地被占十年,民藉以济食,官亦藉以抽厘,势不能骤绝……”。不仅仅是盐商,其他行业商人也因清廷为了摆脱统治危机而进行各方面的政策变革造成了大小不等的损失。
其次,清政府迫于财政困难,开始无休止的对商人进行残酷的剥削。自康乾盛世起,清廷开销日增,此后,政府增设税收名目,巧取豪夺,对商人进行压榨。“康熙年间,淮商有三项大笔浮费:一是程仪。现任或候补官员进京路过淮扬时,不论该官与淮商有无交往,都要索取一笔程仪。二是规礼。本地的文武大小衙门,无论与盐务是否有关,都要向商人收取规礼。三是别敬。先是每年于御史任满时,照例要向商人收别敬钱。后来发展到无论地之远近或与商人是否有交情,只要是达官显贵,在任满时都要向商人索取别敬。这三项浮费,每年盈千上万”。
作为国家岁入大宗,盐商首当其冲。这也是曾国藩所疏盐务弊端之一,即厘卡设立太多。“淮盐出江,自仪征以达楚西,层层设卡报税,诸军仰食,性命相依,不能概撤”。虽有曾国藩等人保护徽商,相继变盐法,成效却不显著。此后,盐纲日坏,盐价日增。“盖两淮正课,初合织造、河工、铜斤等欵,祗百八十余万,每引征银一两余。织造、河工、铜斤者,因盐政运司养廉厚,陋规亦多,每年解送织造银二十二万,捐助河工五万。三藩之变,滇铜阻隔,派各盐差采买捐办,水脚又五万。及雍正中,裁减养廉规费以为正款,嗣复及他项。于是正杂内外支欵随钜,每引增至六七两,自改票后始轻。同治中,引地未复,而以厘补课实过之,正无庸增引也”。由此,盐商负担可见一斑。鉴于此,虽有曾国藩与李鸿章相继变盐法,掺纲法于票法之中,旨在以旧商为主而不易新商,却无法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盐商逐渐没落。仅次于盐商的税收大项茶商也是清廷盘剥的重点对象之一。
此外,徽州一直是中国的重要茶叶产地之一。据《清史稿》所载,“茶之于盐,办法略相似。惟盐为岁入大宗,故掌国计者第附于盐而总核之。其始但有课税,除江、浙额引由各关征收无定额外,他省每岁多者千余两,少祗数百两或数十两。……咸丰以来,各省次第行厘,光绪十二年,福建策报至十九万余两,他省欵亦渐多,未几收数复绌。宣统三年预算表所载,茶税特百三十余万而已”。寥寥数语,却展示了清代茶税的大致演变历程。随着统治危机的加重,各省厘金亦渐涨,这也是导致徽州茶商竞争力低于洋商,进而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连年战争,使得清廷疲于应付,只得不停增加赋税;徽州因战乱也损失惨重,这对于以徽州为根基的徽商而言亦是打击之一。从清中期开始,帝国主义势力相继渗入中国,极大的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政治经济格局。此外,中国国内动乱频仍,内外交困。尤其是咸丰、同治年间清廷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起义,发动了一场历时17年,波及18省的国内战争,徽商的主要活动区域都被卷入战争之中,连徽州本土都成为主战场,这对徽商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战乱直接造成了徽商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此外,“咸同兵燹”使得长江一线交通受阻,中断了徽商所经营的吴楚贸易,也使得徽商在苏浙地区的商业活动陷入停滞。这一切都使得徽商元气大伤,最终一蹶不振。
最后,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入侵中国,并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以茶商为首的徽商损失惨重。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倾销商品,掠夺原材料,对任何一个商帮的打击都是巨大的。徽商作为封建性商帮,其相较而言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得其在竞争中渐趋劣势。尽管徽州茶商能统观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而洋商利用清廷制定对中国商帮不利的政策,如压低收购茶价;依靠子口半税,“利用自往产茶之地采办的优势,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独操利柄,予包括徽州茶商在内的华商以致命的打击”。再加上进口洋茶的冲击,徽州茶商举步维艰。而徽州茶商的衰落则标志着整个徽商的衰落。正如张海鹏先生所说,“清代徽州茶商的兴衰历程,正是传统的中国封建商人在近代社会中的缩影”。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徽州商帮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
(二)徽商衰落的自身原因分析
除了外部的因素外,徽商的衰落也有其自身方面的原因,这也是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总的说来,徽商之所以衰落,就在于它是一个封建性的商帮,与统治者联系是否密切直接关系到其命运。此外,徽商的经营利润并没有转化为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是用在了非经营性消费上,这种消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徽商所进行的奢侈性消费巨大。以盐商为代表,徽商们大多将多年经营所得积蓄用于奢侈性消费中。“明代徽商在家乡以巨资兴修园林、别墅、住宅的现象已经蔚然成风。歙县的‘果园’、‘砚子园’、‘枣树园’等,都是名噪一时的胜景。徽商的居所盛行斗拱彩绘,追求富丽堂皇”。入清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商实力愈发雄厚,其挥霍之风也愈演愈烈。据记载,乔居扬州的盐商不惜重金修建园林别墅等,导致乾隆时期扬州园林甲于天下,这一方面建设了扬州等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挥霍资金的大致流向。除了投资于建筑业外,徽商也将大笔钱财用于精神上的消费,比如建设戏班,收藏图书、古董等等。清代的接驾更使得商人们耗资巨大。正如王守基在《盐法议略·长芦盐务议略》中指出,“若夫翠华莅止,情殷瞻就,供亿丰备,尤为前所未有。……盖盐商际遇之隆,至此而极矣;盐商奢侈之弊,亦至此而深矣”。
第二,徽商的兴起离不开徽州宗族力量的扶植。因此,一经繁盛,世代相传的宗族思想使得徽商对宗族事务的建设等封建性活动方面历来慷慨不吝。徽商为了宗族的发展,不惜重金修祠堂、修坟墓、叙家谱、设义学、建试馆、开办书院以及购置族产和族田等等。在徽商的大力扶植下,徽州的文化教育等事业飞速发展,也使得徽商的资本迅速流失。
除了耗资于非经营性项目,徽商与政治不再紧密结合也是其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众所周知,徽商之所以兴盛,是因为其“亦儒亦贾”的经营方式以及与封建政权结合紧密的主要手段。而其衰落则也是由于其对清廷的态度,为了求取所谓的“功名”,徽州捐纳之风盛行,而且统治者为了增加收入,千方百计以劝谕商人捐资助饷,徽商半是自愿半是强迫将大笔资财捐给政府,这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负担。此外,清后期徽商与政权结合不再密切,这使得徽商们原有的地主、商人、官僚三位一体的身份无法维持,直接造成了其的衰落。
综上,在主观和客观双重原因的作用下,徽州商帮在清中后期开始衰落。盐商的衰落是徽商衰落的第一个阶段,而茶商的衰落,表明盐商衰落后的徽商已经失去了支撑残局的力量,整个徽州商帮走完了衰落的第二个阶段。与此同时,徽商的其他行业也相继衰惫,如典当、木、丝、米、百货等业,渐渐失去了其在以往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徽州茶商的衰落,标志着徽州商帮的彻底衰落。然而,徽州商帮虽然解体,有一部分徽商跟随上了时代的脚步发展商业资本,改善经营方式,因而在民国初乃至解放前仍活跃于江南的大城市之中。可见“封建性的徽帮衰落后,徽州籍商人在各地的经济生活中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有的竟成为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成员”。
(一)徽商衰落的客观原因分析
客观上,徽商的衰落原因课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封建政权政策的改变给徽商,尤其是其支柱盐商带来的打击。商业作为传统的“末”业,在历朝历代都是被盘剥的重点对象之一,清朝也不例外。开朝时以示贤德而免各省之补赋,然而当时因战争造成社会的千疮百孔是很难愈合的,这部分补赋除了贤明的统治者廉洁执政外,剩下的应该就是取自其他税收。
徽州商帮的衰落是由盐商的失势开始的。而徽州盐商的失势原因主要是受政府政策的直接影响。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由陶澍进行的盐法变革取消了徽商对于食盐销售的垄断权。据《清史稿》载,“时两淮私枭日众,盐务亦日坏”,道光帝任命陶澍进行盐法改革。道光十二年,陶澍先拟行票盐法与淮北,后推及其他地区。票盐法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达到了既定目的,即减少了私盐的销售,却并非长久之策,结果很快得到了印证,不久之后私盐贩运有增无减。这不仅使得徽州盐商从此失去了其世袭的行盐专利权,导致原来官商一体的包销制被打破。而且,由于该法的推行并没有能因地制宜,淮南盐商更是陷入困境。因此,同治三年,曾国藩上疏,“淮南盐务,运道难通,筹办有两难,一在邻盐侵灌太久。西岸食浙私、粤私而兼闽私,楚岸食川私而兼潞私,引地被占十年,民藉以济食,官亦藉以抽厘,势不能骤绝……”。不仅仅是盐商,其他行业商人也因清廷为了摆脱统治危机而进行各方面的政策变革造成了大小不等的损失。
其次,清政府迫于财政困难,开始无休止的对商人进行残酷的剥削。自康乾盛世起,清廷开销日增,此后,政府增设税收名目,巧取豪夺,对商人进行压榨。“康熙年间,淮商有三项大笔浮费:一是程仪。现任或候补官员进京路过淮扬时,不论该官与淮商有无交往,都要索取一笔程仪。二是规礼。本地的文武大小衙门,无论与盐务是否有关,都要向商人收取规礼。三是别敬。先是每年于御史任满时,照例要向商人收别敬钱。后来发展到无论地之远近或与商人是否有交情,只要是达官显贵,在任满时都要向商人索取别敬。这三项浮费,每年盈千上万”。
作为国家岁入大宗,盐商首当其冲。这也是曾国藩所疏盐务弊端之一,即厘卡设立太多。“淮盐出江,自仪征以达楚西,层层设卡报税,诸军仰食,性命相依,不能概撤”。虽有曾国藩等人保护徽商,相继变盐法,成效却不显著。此后,盐纲日坏,盐价日增。“盖两淮正课,初合织造、河工、铜斤等欵,祗百八十余万,每引征银一两余。织造、河工、铜斤者,因盐政运司养廉厚,陋规亦多,每年解送织造银二十二万,捐助河工五万。三藩之变,滇铜阻隔,派各盐差采买捐办,水脚又五万。及雍正中,裁减养廉规费以为正款,嗣复及他项。于是正杂内外支欵随钜,每引增至六七两,自改票后始轻。同治中,引地未复,而以厘补课实过之,正无庸增引也”。由此,盐商负担可见一斑。鉴于此,虽有曾国藩与李鸿章相继变盐法,掺纲法于票法之中,旨在以旧商为主而不易新商,却无法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盐商逐渐没落。仅次于盐商的税收大项茶商也是清廷盘剥的重点对象之一。
此外,徽州一直是中国的重要茶叶产地之一。据《清史稿》所载,“茶之于盐,办法略相似。惟盐为岁入大宗,故掌国计者第附于盐而总核之。其始但有课税,除江、浙额引由各关征收无定额外,他省每岁多者千余两,少祗数百两或数十两。……咸丰以来,各省次第行厘,光绪十二年,福建策报至十九万余两,他省欵亦渐多,未几收数复绌。宣统三年预算表所载,茶税特百三十余万而已”。寥寥数语,却展示了清代茶税的大致演变历程。随着统治危机的加重,各省厘金亦渐涨,这也是导致徽州茶商竞争力低于洋商,进而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连年战争,使得清廷疲于应付,只得不停增加赋税;徽州因战乱也损失惨重,这对于以徽州为根基的徽商而言亦是打击之一。从清中期开始,帝国主义势力相继渗入中国,极大的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政治经济格局。此外,中国国内动乱频仍,内外交困。尤其是咸丰、同治年间清廷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起义,发动了一场历时17年,波及18省的国内战争,徽商的主要活动区域都被卷入战争之中,连徽州本土都成为主战场,这对徽商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战乱直接造成了徽商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此外,“咸同兵燹”使得长江一线交通受阻,中断了徽商所经营的吴楚贸易,也使得徽商在苏浙地区的商业活动陷入停滞。这一切都使得徽商元气大伤,最终一蹶不振。
最后,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入侵中国,并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以茶商为首的徽商损失惨重。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倾销商品,掠夺原材料,对任何一个商帮的打击都是巨大的。徽商作为封建性商帮,其相较而言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得其在竞争中渐趋劣势。尽管徽州茶商能统观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而洋商利用清廷制定对中国商帮不利的政策,如压低收购茶价;依靠子口半税,“利用自往产茶之地采办的优势,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独操利柄,予包括徽州茶商在内的华商以致命的打击”。再加上进口洋茶的冲击,徽州茶商举步维艰。而徽州茶商的衰落则标志着整个徽商的衰落。正如张海鹏先生所说,“清代徽州茶商的兴衰历程,正是传统的中国封建商人在近代社会中的缩影”。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徽州商帮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
(二)徽商衰落的自身原因分析
除了外部的因素外,徽商的衰落也有其自身方面的原因,这也是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总的说来,徽商之所以衰落,就在于它是一个封建性的商帮,与统治者联系是否密切直接关系到其命运。此外,徽商的经营利润并没有转化为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是用在了非经营性消费上,这种消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徽商所进行的奢侈性消费巨大。以盐商为代表,徽商们大多将多年经营所得积蓄用于奢侈性消费中。“明代徽商在家乡以巨资兴修园林、别墅、住宅的现象已经蔚然成风。歙县的‘果园’、‘砚子园’、‘枣树园’等,都是名噪一时的胜景。徽商的居所盛行斗拱彩绘,追求富丽堂皇”。入清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商实力愈发雄厚,其挥霍之风也愈演愈烈。据记载,乔居扬州的盐商不惜重金修建园林别墅等,导致乾隆时期扬州园林甲于天下,这一方面建设了扬州等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挥霍资金的大致流向。除了投资于建筑业外,徽商也将大笔钱财用于精神上的消费,比如建设戏班,收藏图书、古董等等。清代的接驾更使得商人们耗资巨大。正如王守基在《盐法议略·长芦盐务议略》中指出,“若夫翠华莅止,情殷瞻就,供亿丰备,尤为前所未有。……盖盐商际遇之隆,至此而极矣;盐商奢侈之弊,亦至此而深矣”。
第二,徽商的兴起离不开徽州宗族力量的扶植。因此,一经繁盛,世代相传的宗族思想使得徽商对宗族事务的建设等封建性活动方面历来慷慨不吝。徽商为了宗族的发展,不惜重金修祠堂、修坟墓、叙家谱、设义学、建试馆、开办书院以及购置族产和族田等等。在徽商的大力扶植下,徽州的文化教育等事业飞速发展,也使得徽商的资本迅速流失。
除了耗资于非经营性项目,徽商与政治不再紧密结合也是其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众所周知,徽商之所以兴盛,是因为其“亦儒亦贾”的经营方式以及与封建政权结合紧密的主要手段。而其衰落则也是由于其对清廷的态度,为了求取所谓的“功名”,徽州捐纳之风盛行,而且统治者为了增加收入,千方百计以劝谕商人捐资助饷,徽商半是自愿半是强迫将大笔资财捐给政府,这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负担。此外,清后期徽商与政权结合不再密切,这使得徽商们原有的地主、商人、官僚三位一体的身份无法维持,直接造成了其的衰落。
综上,在主观和客观双重原因的作用下,徽州商帮在清中后期开始衰落。盐商的衰落是徽商衰落的第一个阶段,而茶商的衰落,表明盐商衰落后的徽商已经失去了支撑残局的力量,整个徽州商帮走完了衰落的第二个阶段。与此同时,徽商的其他行业也相继衰惫,如典当、木、丝、米、百货等业,渐渐失去了其在以往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徽州茶商的衰落,标志着徽州商帮的彻底衰落。然而,徽州商帮虽然解体,有一部分徽商跟随上了时代的脚步发展商业资本,改善经营方式,因而在民国初乃至解放前仍活跃于江南的大城市之中。可见“封建性的徽帮衰落后,徽州籍商人在各地的经济生活中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有的竟成为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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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递徽商衰落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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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清末的咸丰同治年间,徽州的战乱延绵了十年之久,开始是团练的输捐搜刮,后是曾国藩督师祁门又纵兵大掠,加之太平军与清军攻防争夺,激战不断,残酷地焚、烧、杀、掳,尸首遍野,房舍为墟(据老辈人说,西递“走长毛”时,全村1700多幢房子被烧过半)。古徽州惨遭罕见的灾难,使得徽商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2、1840年鸦片战争后,徽商经营的手工业品,敌不过外商用机器生产的商品(诸如只此一家的毛笔徽墨就受到了外商的钢笔、墨水冲击),同时随着洋商的出现,国内买阶级勾结官绅,也成为了徽商的劲敌;
3、徽商受着“积财千万,不如读书”的儒家文化影响,主张“遗德重于遗产”、“人遗子,金满赢,吾教子,唯一经”,到了晚年不愿再为生意奔波劳累,而回乡置田做屋,怡养晚年或投资教育,培养儿孙读书。
徽商衰亡的深层原因探析
很长,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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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清末的咸丰同治年间,徽州的战乱延绵了十年之久,开始是团练的输捐搜刮,后是曾国藩督师祁门又纵兵大掠,加之太平军与清军攻防争夺,激战不断,残酷地焚、烧、杀、掳,尸首遍野,房舍为墟(据老辈人说,西递“走长毛”时,全村1700多幢房子被烧过半)。古徽州惨遭罕见的灾难,使得徽商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2、1840年鸦片战争后,徽商经营的手工业品,敌不过外商用机器生产的商品(诸如只此一家的毛笔徽墨就受到了外商的钢笔、墨水冲击),同时随着洋商的出现,国内买阶级勾结官绅,也成为了徽商的劲敌;
3、徽商受着“积财千万,不如读书”的儒家文化影响,主张“遗德重于遗产”、“人遗子,金满赢,吾教子,唯一经”,到了晚年不愿再为生意奔波劳累,而回乡置田做屋,怡养晚年或投资教育,培养儿孙读书。
徽商衰亡的深层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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