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气功的起源？

到底有没有气功？
什么人能练气功？
气功有什么用？

Answer 1

气功究竟起源于何时，至今未见直接的文献资料，目前是根据几个间接文献的互相佐证推测的。据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记载：在四千多年前的唐尧时期，中国中原地区曾洪水泛滥成灾。《吕氏春秋•古乐篇》就有用有“宣导”作用的“舞”来治疗“筋骨瑟缩不达”之疾的记载。《黄帝内经》也有用导引、按跷来治疗骨关节病的记载，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发展成为“导引按跷”。
1975年在青海乐都地区柳湾三坪台出土的马家窑时期的文物——浮雕彩陶罐上，是一个练气功站桩的人形，说明中华气功至今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
气功在医学、健身、武术中有着广泛的运用。中国古代气功从一开始就用于治病和健身。气功所以能够治病，主要是因为它对大脑皮层和皮层下植物神经中枢及心血管系统能起到有益的调节作用，对机体的异常反应有纠正作用，对腹腔器官有一种按摩作用，对自身生理机能可起到自我控制作用等。练功对人体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可以排除情绪的干扰，让人体的生理、生化处于最佳工作状态；气功中的放松、入静和呼吸可缓解大脑皮层对整体的应急性反应准备，为机体的休息、修复和调整提供有利条件，亦即可清除“七情”对机体的扰乱，降低机体对外部环境的劣性刺激的敏感性，减弱“六欲”的危害；经过缓慢调整，使整体耗能减少，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
另外，只要领悟了气功的要决，任何人都能练成气功。

Answ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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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3

　　气功究竟起源于何时，至今未见直接的文献资料，目前是根据几个间接文献的互相佐证推测的。据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记载：在四千多年前的唐尧时期，中国中原地区曾洪水泛滥成灾。《吕氏春秋•古乐篇》就有用有“宣导”作用的“舞”来治疗“筋骨瑟缩不达”之疾的记载。《黄帝内经》也有用导引、按跷来治疗骨关节病的记载，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发展成为“导引按跷”。

　　1975年在青海乐都地区柳湾三坪台出土的马家窑时期的文物——浮雕彩陶罐上，是一个练气功站桩的人形，说明中华气功至今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

　　一、殷周时期的气功萌芽
　　殷商时期，我们的祖先创时历，应用干支纪日法，制造石器、骨器，进而是青铜器。农业生产较前发展，生活和文化较前进步，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也渐增进。虽然天体运动与神话相伴，周天之说已见端倪，对身体各部分结构已有观察，对疾病的危害也已有所认识，并具有了一定的医药知识。这都为气功养生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传说殷时活了八百岁的彭祖，得益于“常食桂芝，善导引行气。”（《中国人名大辞典》•彭祖）又有一位容成公“自称黄帝之师，见周穆王，能善补导之事，取精于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养精气者，发白复黑，齿坠更生。”（《云笈七签》）说明殷时已有气功导引养生法的存在。据《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昔陶唐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源，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创编“舞”用以疏通经络，理气导滞，以防治郁滞不通之疾，这种“舞”已类似今天的健身气功。

　　二、先秦诸子与气功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道家、儒家、仙家、兵家、法家、杂家、阴阳家相继出现，形成了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随着人们对社会和自然的认识逐步加深，开始积极探索生命的生长壮老规律以及与之相应的卫生保健方法，导引、食气（服气）、吐纳、行气之术逐渐为人们所采用，为气功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春秋战国时期，老子的《道德经》除了是一部经典的哲学著作外，也为探索气功学的理论奠定了基础，它把气功养生的三大要素——调心、调息、调身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守一法”也出自该书，故《道德经》对后世气功的发展很有影响。 “守一”的“守”是指“意守”，“一”是指意念集中为“一”。所谓“守一”，即指练功时意念集中于身体的一个点，或一件自然景物，或一件其他事物，也可以说是在众多的意念中，选择其中一项，并对此一项意念活动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

　　孔子提倡修身（健身），以“守中”类功法传世。所谓“守中”，即在练功时，意念集中于身体或脏腑，或自然景物之内，不前不后，不左不右，不上不下，恰处天和之中。

　　《庄子•刻意》中的“吹口句（xu音虚）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则说明了习练气功的目的只是为了健康长寿而已。

　　孟子提倡“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强调练气功要重视道德修养的修身方法，这与当今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新观念：“一个人在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四个方面皆健康的人才算健康的理念”不谋而合。

　　宋、尹则把老子的“道”和“气”统一起来，认为“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遍流万物而不变”(《心术》)。又进一步提出了精、气、神的概念，其“气论”对气功学的基础理论有很大影响。

　　动静结合的观点则首见于《吕氏春秋》，吕氏首先指出了“静”的重要性，“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接着又指出了“动”的重要性，“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由于静与动对人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最好的方法是“宜动者静，宜静者动也”。吕氏这一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专以养生为务的“神仙家”，其中的突出代表有被后世广为传扬的王乔与赤松子，他们对气功的影响也很大，致使不少功法都冠以二者的名字。

　　《战国玉铭》又称《行气玉佩铭》、《行气玉铭》以及《行气铭》，据专家考证，这是公元前5世纪末至4世纪初一件反映气功历史的珍贵文物，也是到迄今为止最早且完整描述气功锻炼的实物，在这一中空但未透顶的十二面体玉制饰物上，刻有四十五个铭文，表明在战国时代气功功法确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在战国至汉初成书的第一部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奠定了古老气功的医学基础。《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记载:“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从气功锻炼的角度来看，这正是古人对远古时期人们修炼气功境界的描述。“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已有了三调的雏形。《黄帝内经》的医学理论是一种社会医学，它所奠基的气功学，古时称为“黄老之学”，恰好符合当代的“社会一心理一生物”医学模式。《素问•上古天真论》云:“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正是气功锻炼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理。《素问•遗篇刺法论》更介绍了气功治疗慢性病的具体方法。后世练功的“入静”、“气贯丹田”、“舌抵上腭”、“叩齿吞津”、“玉液还丹”等等，也都由此而来。

　　先秦时期，社会上已有从事气功研究的术士、方士。气功养生术从休息以利于体力恢复的简单应用，成为有理论、有实践的预防养生、祛病健身的导引气功。如楚国盛行导引行气，著名的方士就有“羡门高豀 、上成郁林、公乐聚榖”（宋玉《高唐赋》）。姜亮夫先生说：“燕齐以求仙方而延年为主，而楚南以养气而外生死为宗，故燕齐多方士，而楚南多隐逸……而导引行气，始于楚南。”（《屈原赋校注》）可见战国后期社会上气功养生术的普遍流行。《素问》即有“中央者，其地平以湿……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跷” 之论（《异法方宜论》）。

　　《管子》则谓“故能正能静，然后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可以为精舍”，此乃以稳定形神立法。《荀子•修身篇第二》提出“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乘之以调和”，提倡用中和法调节精神与形体。功法已有动功、静功等不同，并且收载在诸子的著作里流传下来。

　　三、秦汉时期的气功学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虽然秦朝持续时间不长，但在经济文化方面做了许多统一的工作，为汉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秦汉在医学方面有较大发展，气功学也因此受到良好的影响。尤其是汉初，统治阶级曾一度提倡“黄老”之术，“清静无为”之风盛行一时。政府休养生息，人民安居乐业，客观上对气功的发展是一个促进。即使以后董仲舒提出“尊崇儒术，罢黜百家”，但气功并未因儒家经学的兴盛受到影响，反而在理论认识上有显著提高。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佛家的一些修持方法，也被人们用来作为摄生养性的手段。至此，中国气功明显形成了儒、道、释三家。

　　秦汉时期，由于科学文化的发展，论著日多。受先秦诸子的影响，秦汉论著也包罗万象。其中以生命科学为中心的论著不少，较有代表的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素书》、《春秋繁露》、《韩诗外传》、《申鉴》、《老子指归》、《论衡》、《老子河上公章句》、《太平经》等。除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天文、地理、气候的知识外，有的篇章直接阐发气功养生的内容，其中尤以《吕氏春秋》对发展气功整体论的观点有较大的推动，将天地自然、社会人事、机体生命合为一大系统。后世气功家观察自然、社会与机体生命的关系，多以《吕氏春秋》十二纪为指导，足见其影响之深。另外《老子指归》对“道”的论述，明确提出“道”即是平衡，是事物形成过程中的相对稳定状态，较先秦诸子所述平衡问题在气功中的应用更为具体。《淮南子》“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万言”。其中淑真、精神、道应、人间等篇所述（部分）内容，可以说是气功基本理论和实践功法的具体阐发。还有《太平经》阐述功法之多，也是其他同时著作所少见的。至东汉，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首次应用十二消息卦，说明了气功气化学说的数学原理。
　　秦汉时期，气功实践加强，不仅用于预防摄生，也用于治疗外感内伤多种疾病。道士、医师应用其作为防治疾病的方法，有知识之士用以作为养生法，连普通民众也有应用气功的记载。在摄生防病方面，社会上已流行各种不同作用的功法。如汉•荀悦的“关息法”，就重在壮阳。有侧重养阴的功法，静而生阴，多从静功方面入手进行。养阴又多重在精、血、津液等体内物质的获得上，如长沙出土的青铜镜铭文：“尚方佳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渴饮玉泉”即是练气功时吞咽口中分泌出的津液。较多的气功家，还是提倡应用“和”法。如《吕氏春秋》的“精神安乎形”、“心志欲其和”；刘安的“形神志气，各尽其宜”；韩婴的“君子务结心乎一”；董仲舒的“心平和而不失中正”；陆贾的“宁其心而安其性”；徐平的“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尤其是严君平对“和”法的论述：“其为化也（‘其’指道），变于不变，动于不动；反以生复，复以生反，有以生无，无以生有，反复相因，自然是守。”（《老子指归•卷三》）是说道在不变中变，不动中动，自身在相对稳定中产生变化的运动。明确阐发了气功的气化作用，从理论上对“和”法进行了深入的总结。除说明秦汉时期广泛应用“和”法之外，还表明秦汉气功对动静、复反、有无等辩证关系的认识，已具较高的水平。

　　值得说明的是，秦汉时期健身气功的应用已很普遍。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上虽仅存44幅图画，但导引姿势复杂多变，运动全身各部，男女老幼都有，都着平民装束。有的注明了导引作用,并且注意了意识活动要与动作协调，而且已有仿生物的“鹞背”、“龙登”、“熊经”、“鸟伸”，较《庄子》的记载有所发展，显然是后世“五禽戏”的起源之一。

　　华佗在气功学方面的贡献是创制五禽戏，即虎、鹿、熊、猿、鸟五戏。五禽戏为时间较早、系统全面的健身动功功法之一。《三国志•华佗传》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我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鸟，亦以除疾，并利蹄足，以当导引。体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体轻便，腹中欲食。”简要地介绍了五禽戏的由来以及临床上的应用。说明五禽戏较之春秋二禽戏，较之战国末西汉初的导引法又有提高。华佗五禽戏的创制，促进了气功的发展，是其他方法不能相比的。

　　四、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功
　　晋初（又谓汉末）女气功学家魏华存的气功学专著《黄庭内景经》、《黄庭外景经》问世。就基本理论和实践方法而论，主要应用人天观、脏象学说研究气功养生法，说明脑神经及心、肝、脾、肺、肾等五脏。提高了气功对人体结构及脏腑间联系的认识，对后世广有影响。

　　晋代医学家、炼丹家葛洪所著的《抱朴子》一书，对推动古代气功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他认为导引的作用是“疗未患之疾，通不和之气”，可以延年益寿。

　　南北朝的陶弘景、陆修静对气功的发展也有较大的贡献。陶弘景著有《养性延命录》、《真诰》，创制了许多具有实际作用的功法。陆修静撰有《三洞经书目录》，为保存南北朝前的气功文献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还有北齐•颜之推说的“爱养神明，调护气息”，论述了气功在预防医学中的应用，后世多有效法。

　　晋以后，各种功法相继出现。其中有以练气为主的“命功”,如魏华存的“出日入月呼吸存法”和陶弘景的“六字服气法”：“纳气一者谓吸也。吐气六者，谓吹、呼、唏、呵、嘘、口四，皆出气也。”（《养性延命录》）有调神，协调精神为主的“性功”,如魏华存的“思一法”，用以稳定脑神，其实就是补脑安神的性功。梁刘勰的“理神法”，实际上也是调节精神、稳定情绪的安神法，即所谓“静则养神”。临床还用于治疗神形失调引起的各种内伤疾病，有调身、运动形体的“导引”。将“导引”用来预防摄生，祛邪疗疾。如晋许逊所创的“补肝三势”、“补脾三势”、“补心脏三势”、“补肺脏三势”、“补肾脏三势”，用于治疗五脏疾病。方法简明易行，有实效，至今仍用于实践，即是经后人改动而更名为“立式八段锦”的原型。两晋南北朝的气功较秦汉时期又有新的发展,除有以上的功法外,还有按摩、咽津等多种辅助功法。如陶弘景的以活动形体，动摇肢节，强壮身体，增进健康的“导引按摩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