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雍正是怎么当上皇帝的？
雍正登基存在争议。
从雍正年间时，对雍正继位的谈论便不绝于耳。虽然史学界对皇位合法性尚无定论，但流传的把"十改于"的改诏之说是不成立的，因为现存于辽宁省档案馆的康熙遗诏是雍正登基后拟就并颁布天下，并非康熙真迹，所以遗诏不能说明问题。
主张篡位说的学者中，有的认为康熙去世过于突然，未来得及留下任何传位遗诏，而雍正和隆科多等合谋抢占了先机；有的认为康熙生前两立两废太子，对立储君一事劳心伤神，直到临终前才属意皇十四子为储君。
按照正统继位说学者观点，如果没有实在的证据证明其他皇子为康熙所属意，雍正的即位是有理由的。并且在诏书中一般都是加上个皇字的，比如传位于皇四子，假如这样”十“改为”于“是没有根据的。
扩展资料：
从“康熙遗诏”了解雍正继位：
1、“康熙遗诏”与中国古代“遗诏”的特点
中国古代皇权社会中，所谓“遗诏”，一般是先君驾崩之时宣读的诏书，内容多为对其执政生涯的总结及对于新君的期许，当然，通常也会指明某某皇子继统为帝。
而古时的遗诏并不严格等同于今天的遗书，很多遗诏并非皇帝亲笔，而是皇帝驾崩后大臣或新君根据皇帝生前意愿所拟。因此，所谓遗诏的真伪，关键在于它是否真实反映了先皇生前意愿。
如是，则为真诏；如非，则应认为是伪诏、矫诏。最著名的矫诏事例发生在秦朝，秦始皇出巡暴崩于沙丘，赵高李斯二人传遗诏令长公子扶苏与大将蒙恬自杀，命胡亥登基。古今史家皆认定其为矫诏。
对历史上遗诏真伪之弊康熙本人心知肚明，在《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条（1717年12月24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中记载了他对诸子的面谕，其中有：“自昔帝王多以死为忌讳，每观其遗诏，殊非帝王语气，并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暓之际，觅文臣任意撰拟者。朕则不然，今预使尔等知朕之血诚耳。”
当然必须指出，他所说的多是自己过往的总结，并无任何宣布继位人选的记录。
毫无疑问，诏书应该是皇位传递时至关重要的依据。但纵观中国历史，皇位更迭之际，因诏书真伪掀起的波澜并不多见。雍正即位可谓此中最为激烈者。
个中缘由，又与清代的皇位继承制度息息相关。中国古代的皇位传承方式经历了种种变化，但总体上，以嫡长继承制建储最为普遍。
一般说来，如果太子身份及早确立，不出意外的情况下，由其继位顺理成章。此时诏书所起的不过是程序上确认新君登基的作用。
换言之，如果太子人选未出现变化，而诏书所写有异，很难不引发朝臣的怀疑，与宗法礼制也不相合。
因此，历史上如隋炀帝谋夺大统，便是设计先使文帝废除杨勇太子之位，再立自己为太子，以太子身份而非遗诏为继位依据。
清朝初年，汉族王朝惯用的嫡长继承制并不符合满族传统。关外时期，满族多采八旗推选制，入关后，也多有平衡八旗势力等考虑。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甚至康熙本人都并非嫡长子，也不是以太子身份继位。
康熙意图效法前代，于康熙十四年立次子胤礽为皇太子，但康熙四十七年、五十一年发生了著名的两废太子事件，之后直至康熙驾崩，再无太子之立。在这种背景下，储位虚悬，并无法定继承人，遗诏才成为继位人选的决定性因素。
2、“康熙遗诏”的出台与作用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戌刻，康熙驾崩于畅春园。按雍正自己写成的《大义觉迷录》所言，康熙临终时将遗言宣付负责禁卫的隆科多，由隆科多传口谕，令雍正入继大统。
据《上谕内阁》记载，三日后即十六日，胤禛公布了所谓遗诏，且只宣读了满文本。不管是篡位派或继位派的学者，都认同此做法的原因是：当时汉文诏书尚未写就，故不得不如此。
而更有学者指出：康熙确曾用满文宣布了遗言，根据这个遗言，十六日暂时写就了满文草稿，但遗言并不利于皇四子，故此不能马上公布（金恒源《康熙遗言与康熙遗诏关系》）。
无论如何，从中可以证明一件事：即现存所有“康熙遗诏”，至少都是在十一月十六日后再行做成，在十三日康熙帝驾崩时，只有口谕而已。
因此，这次三体文字合璧的辽诏，恐怕更晚于现存汉文诏书与满汉合璧诏书，据此定案说服力有限。
而几乎就在雍正登基同时，各种怀疑、流言就接踵而至。康熙末年残酷的储位斗争，让各位皇子都难以接受既成事实。故各种说法真伪掺杂，纷至沓来，也给日后的历史研究造成极大混乱。
此中流传最广者，即为改诏说。本次辽诏公开，很多人认为雍正合法继位的立论依据，其实在于根据它可以判断改诏说难以成立。
所谓改诏说大致有二，其一较为流行，即“传位十四子”改“传位于四子”（参见《大义觉迷录》）或“传位第四子”；其二为“传位于胤祯（十四子名）”改为“传位于胤禛”（参见金承艺《清朝帝位之争史实考》）。
两种说法都曾引起学界辩驳，很多人也从三种文字的写法来论证改诏为不可能。但实际上，无论诏书是以汉文、满汉文还是满蒙汉文写就，改诏说从逻辑与事实两方面本身就都难以说通。
改诏一事风险极大，不论任何高明的写手，都难保不留下痕迹，容易欲盖弥彰、弄巧成拙。而且如果冒着风险改诏，必须具备两大前提。
第一，康熙曾公开表明自己已拟好遗诏，并宣布于某处保存。第二，诏书当于皇帝驾崩之时当众取出宣读。否则，根据前文所论遗诏的性质，则改诏不如重新制作一份诏书便利。
康熙是于出猎途中突发疾病，至畅春园休息而突然驾崩，而任何史籍都没有言明已有遗诏。退一步讲，就算史籍都经过雍正即位后的修改消除了痕迹，也很难想象康熙出猎会随身携带遗诏。
而三日后才发布诏书，不难看出雍正有时间有条件制作诏书。故而改诏一说，本来就于情于理难以成立。因此辽诏至多证明雍正没有改诏，依然无法成为判断雍正皇帝即位情况的关键证据。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新展“康熙遗诏”难解雍正即位疑案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爱新觉罗·胤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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