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梅贻琦泪水夺眶而出是因为他

Answer 1

抗日战争时期，众多政府机构、文化机构、工厂企业、各类院校都进行过战略转移，堪称波澜壮阔的大迁移。
　　
　　为保护百万国宝，“古物南迁”和“古物西迁”，跋山涉水万余公里，辗转于10余个省，前后历时15年。
　　
　　其中，第一批西迁的80箱故宫文物，就曾暂居湖南大学图书馆，并在此停留近半年。故宫文物离开长沙不到一周，湖南大学图书馆即被日军飞机炸为平地。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度过了一段艰辛时光。
　　
　　随着大学而来的，还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潘光旦、吴有训、顾毓琇等一批知名教授暂居长沙。
　　
　　危难之际，这些知名学人齐聚长沙，让湘江两岸有了一抹亮色，岳麓山下，民族文化火种得以延续。
　　
　　“我们的责任，是要去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
　　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名牌大学的长沙岁月
　　
　　◆湘声报记者 寻晓燕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在民族存亡之际，保护和抢救平津地区教育、 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越来越显得迫在眉睫。
　　
　　当年10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在长沙正式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它是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和起点，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等均出自该校。
　　
　　《西南联大校歌》中一句歌词“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见证了西南联大的艰辛时光。临时大学在长沙办学不到4个月，但它在中国教育史上却是不可磨灭的一段岁月。
　　
　　战时高等教育常态化
　　
　　“七七事变”后，战争的阴影笼罩在北京乃至整个华北的上空。“诺大的华北，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当时中国最好的3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因地处京津，撤退已是时不我待。
　　
　　在江西庐山，蒋介石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庐山谈话会”。最终，蒋介石接受了以胡适、王世杰、傅斯年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建议：战时高等教育常态化，决定建立西南、西北、东南三所联合大学。
　　
　　但东南联合大学没有办起来，西北联合大学办了不到一年就散了，与抗战共始终的只有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宣布由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一个新的大学——长沙临时大学，指定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三人，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同时，勘定校址，确定院系设置及组织机构、经费分配等事宜。
　　
　　事实上，在动荡的时局中，清华大学提前一年就开始为搬迁未雨绸缪。据清华大学职员唐贯方之子唐绍明回忆：“颇有远见的清华大学1936年就开始准备把一批贵重的中英文图书，和一些精密的仪器设备悄悄装箱，通过一位铁路局的清华校友局长，躲过当时华北自治一些敌伪的耳目，秘密的在清华园车站将书运至湖北汉口。与此同期，清华大学就拨了一笔巨款，并选址在长沙岳麓山下买了一大片地，开始建分校区。预计1938年初就可以完工使用。”
　　
　　清华大学的这一选址与建设，最终落成了两栋教学楼和两栋学生宿舍。但由于日军轰炸，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西迁，这四栋楼当时并没有实际使用。如今，两栋教学楼就是中南大学本部的“民主楼”与“和平楼”。
　　
　　值得一提的是，“民主楼”与“和平楼”为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
　　
　　湘江之滨的临时大学
　　
　　由教育部发出的撤退命令，已在平津各校师生中传达。三校师生，纷纷通过各种途径，辗转集中到长沙复课。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在位于长沙韭菜园的圣经学院正式复课。
　　
　　这一天，学校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是这一天，日军飞机第一次光临长沙上空。在困厄中重生的大学，注定命运艰辛。
　　
　　从平津辗转至长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悲壮的知识分子大撤退，更是一次毫无组织和秩序而言的慌乱大逃亡。这些师生中，有的徒步到长沙，有的甚至沿路乞讨，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带着从学校偷运出的仪器、资料，闯过了日军的层层封锁线。
　　
　　南开大学教授黄珏生，从已成废墟的家中扒出了未烧着的被褥和一件衬衣，与另一位身着单衣的教授，率领南开师生踏上了前往长沙的路途。
　　
　　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在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协助下，深夜潜入清华大学实验室，抢救出约50毫克放射性镭。这是赵忠尧从英国剑桥大学学成归国时获赠的全世界都禁运的高能物理材料，它们被放在一个咸菜坛子逃往长沙。为躲避日本军人与伪军的盘查，赵忠尧绞尽脑汁，昼伏夜行，一路风餐露宿，几乎丢掉了所有的行李，只有手中的咸菜坛子与他形影不离。当蓬头垢面的赵忠尧来到长沙临时大学报到时，被工作人员认为是一个乞丐未加理睬。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看到这一幕时，泪水夺眶而出……
　　
　　由于迁来的单位太多，整个长沙市显得异常拥挤混乱。此次撤退，最终到校的三校学生共有1452人，其中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超过总人数一半以上；另外还有战时特殊情况下的218名借读学生。
　　
　　三校整合与多地办学
　　
　　三所大学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学：北大，顶着“老大”的光环，学科最全，教授最多；清华，用庚子赔款的退款建立的学校，每年由美国人拨付经费，是三所大学中与海外学术界联系最紧密的大学；南开，是一所私立大学，规模最小，但效率最高。
　　
　　三所大学的文化背景、师生都各有特质，如何在战火中将三校整合在一起，成为临时校务委员会的一大难题。
　　
　　时为北大校长蒋梦麟回忆说：“在困难时期，执掌一所大学是件令人头疼的事。而在战乱中的年代，与两所不同校风的大学及性情各异的教授合作，无异难上加难。”
　　
　　由于种种原因，长沙临时大学的实际领导工作落在了梅贻琦身上。三所大学的教学单位组成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工学院等四个学院共17个系。同时，三校保留了各自的标识和顾问制度、毕业要求以及非正式的行政组织。
　　
　　事实上，长沙临时大学的主体并不在长沙。
　　
　　长沙的圣经学院只能供学校办公和法商学院教学，理学院大部分是借用湘雅医学院的校舍，文学院则借居南岳衡山的衡山书院。工学院因没有实验器材，正常的教学无法进行，除土木工程系外，学校只得将机械工程系的航空班转送江西南昌的航空机械学院寄读；化学工程系转送重庆大学寄读；电机工程系与湖南大学共同开课。
　　
　　由于缺乏教室，有些课程必须安排到傍晚。图书馆里也只有几排书架、几张桌椅和一些长凳，馆藏中英文书籍总共只有6000来册。资源的紧缺让学生们连煤油灯都点不起。面对资料紧缺，教授们只好在学生宿舍里与弟子谈天说地。然而，这种最散漫的“教学”却取得了惊人效果，很多人回忆说，长沙的一个月，比在北京一年学到的还要多。
　　
　　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许多教授依然笔耕不辍。这一时期，汤用彤完成了《中国佛教史》第一卷，金岳霖的《论道》问世，冯友兰的《新理学》也已杀青。
　　
　　困厄中的重生
　　
　　长沙临时大学不仅聚集了10余位文化名人讲学，也请过不少社会名流来作报告。来学校演讲的，有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原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八路军驻长沙负责人徐特立等。当时国共合作刚刚开始，全民抗战热情高涨，虽然演讲者的政治立场各自不同，但坚持抗战的信念是一致的。
　　
　　长沙临时大学的办学经费十分紧张，大约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教授的工资只有战前的70%左右。尤其对于从沦陷区两手空空跑到长沙的学生来说，他们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支持，几乎一贫如洗。校方象征性地收取每人10元钱的学费，并给280名特别贫困的学生发放了15元到25元不等的补助金。
　　
　　战场上的局势一天天地恶化，在空前的爱国精神感召下，长沙临时大学的很多学生投笔从戎。
　　
　　临时大学一方面尽量调整教育方案，引领学生进入部队，并在学生服役期间保留学籍。但学校更认为，这是一场长期的战争，日后中国建设需要专业人才，所以不能让大批的大学生上前线。梅贻琦说：“一个民族，他生存的最根本价值是什么？我们都是教书的，我们的责任，是要去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难道这不比打仗更艰巨吗？”
　　
　　这些话打消了学生们心中的困惑，坚定了刻苦学习、以知识报国的决心。最终，820名学生决定随学校迁往云南昆明，即日后的西南联大。其余的600多名学生，或退学参加抗战，或转学其他学校，或返回家乡。
　　
　　临时大学在长沙办学不到4个月，但它的声誉和光辉，已载入中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