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宋代户籍制度改革的积极作用

Answer 1

宋太祖说：严禁“高考移民”
杨坚父子在中国古代户口管理的制度建设方面功不可没,除了搞“有图有真相”,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史称“本贯应举之制”,“本贯”就是“户籍在本地”之意,“应举”即“参加科举考试”,套用现在的话说：必须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
“本贯应举之制”渊源在隋朝,真正确立是在唐朝,宋代予以继承和发展.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十一月,宋太祖下诏规定了三项内容：一是考生一律在有户籍的本贯州府参加考试；二是不准以寄居他州的名义应试；三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在其基本原则指导下,科举制中的户籍要求贯穿于科举的全过程,
应试考生报名,要向州府递交状纸,上列姓名、乡贯、三代情况等内容.地方官据此进行审查,其中乡贯的户籍要求很严格.据《贡举条例》,仅有户籍还不行,须实际居住在本贯才合格,“虽有户籍久离本贯者”（虽然有本地户籍,但长时间不在本地居住）,则要有命官担保方可.在开封府应举的户籍规定更严,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改为须有户籍七年以上并实际居住“即许投状”,户籍不足七年、不住开封者,“不在接收之限.”
户籍在宋代科举制中的重要意义已如上述,宋政府为保证科举的质量和公正,对户籍要求相当严格.但制度的制定是一回事,制度的实行又是一回事,更何况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为了科场取胜,入仕做官,许多士子是不惜代价,不择手段的.问题的根源是“解额”,即分配给个地方的“取士名额”,相当于现在中国高考制度下每个省的录取分数线与招生名额不同.既然考生与解额比例差别因地而异,考生多、解额少的地区的考生,便想方设法转移到考生少、解额相对多的地区应试,以增大胜出的机率.
在北宋,冒贯最多发生在东京开封府,首先是因为开封府解额最多,其二宋代科举制允许外地人在特殊情况下,按一定要求、程序在开封应试.其三,开封是文化中心和最发达的首善之地,在此可直接获得时尚的、顶尖的文化.正如司马光所说：“朝廷每次科场,所差试官率皆两制、三馆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风俗.在京举人追趋时好,易知体面,渊源渐染,文采自工……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学士皆弃背乡里,远去二亲,老于京师,不复更归……盖由每次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则人之常情,谁肯去此而就彼哉!”（本段文言,比较浅近,恕不译作现代汉语,因为古文自有其韵味,读者自己品尝）
开封就是龙门所在,既是科举的起点又是终点,故而吸引聚集了大批外地学子.宋仁宗时,“四方士子客京师以待试者,恒六、七千人.”其中狗苟蝇营之徒,当然会冒贯开封.例如天圣七年上封者揭露：“今岁开封府举进士者千九百余人,多妄冒户贯.”利之所在,自当趋之若鹜
如果我们看看当下,凡是从外地考到北京上大学的人,恐怕都有类似经历：学校里北京本地的孩子遍地走……其中缘由,古今一也.
宋真宗：城里人交钱,乡下人出力
北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据考证,北宋崇宁时（宋徽宗赵佶的年号,共5年）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的数量之庞大,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
城市人口的剧增,户籍治理碰到新的问题.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都未解决户籍混乱的问题.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太多,不轻易注册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十二月依准户部尚书冯拯之奏请,委派苗稹为钦差,与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阳进行坊郭户（城市居民）列籍定等的试点,然后推广于全国.
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这些坊郭户被单独列籍,按财产多少分为十等.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自西周,有户籍制度雏形以来,政府征税的依据一是人口二是土地,农民的经济生活相对最简单,地方政府收取赋税和派遣徭役,操作程序也简便.然而,城市中的居民,其财产类型多样,房舍、店铺是有形的,而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代,以货币形式存在的个人财产,是无法统计的.城市居民阶层复杂,上自名商巨贾,下至以及专以佣工为业的手工业者,甚至乞丐,经常流动.
针对这种情况,北宋专为城市居民单独造户籍,根据核查到的财产分成若干等,税种也多样,比如宅税（类似今天的房产税）；地税,指城市店宅地基税（类似今天的土地税）.盐钱,以及临时摊派.这些税种都以货币形式征收,所谓“出钱”；而农村,主要征发徭役和兵役,即“出力”,综合起来,就是“城里人出钱,乡下人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