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为什么历代大多统治者都重农轻商

Answer 1

　　有社会分工，就有产生商业活动的可能。依这一逻辑推断，商业活动大概在遥远的洪荒年代即开始有了，因为人类很早之前就有天然地理上的生产分工，靠水的捕鱼，靠山的狩猎，靠原野的采集、种植；假若捕鱼部落的成员想吃狍子肉，狩猎部落的成员想 喝鱼汤，两部落之间就有可能发生贸易。不过，有贸易发生，未必意味着商人出现。贸 易可分为物品贸易与商品贸易两种类型，在物品贸易的状态下，交易双方的身份都是生产者，同时又都为消费者，交易的目的是互通有无；商品贸易截然不同，商人介入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收购生产者的剩余产品，加上附加值，再销给消费者，商人参入交易的目标纯粹是追逐利润。

　　中国商品贸易的产生年代今天已不可能准确考证，只知道到商朝时已相当发达，当时出现了交换的媒介——贝币，计算单位为朋。到周朝，商业已被看成社会生活中不可 缺少的一个重要行业，《周书》中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 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诗经》中与贸易有关的句子也不少，比如：“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再比如：“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周朝末年，由 于没有政治权威的统一协调，商业得以恶性发展，有些工具制造商、矿业开发商及流通中间商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其中 著名的有范蠡、吕不韦等。

　　商业与农业相比，极具扩张性。假如政府不有意识地平衡商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任凭两者在平等的台面上自由发展，商业最终会奴役农业。以现在的目光看，这似乎是 值得祝贺的事情，商业扩张到一定程度，就会掀起工业革命，西欧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东周时期，中国商业的自由扩张很难引发工业革命，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 则因为工业革命的前提是科学革命，而中国传统上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不可 能从内部产生出科学革命；二则当时中国的农耕文明生机勃勃，它不需要向商业社会的 轨道上转。这注定了东周时期商人们的辉煌事业前途黯淡，因为一个社会的商业活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如果没有工业革命或巨大规模的海外贸易相迎合，它必将成为这个社 会的病痛。亚里士多德说：“由于致富艺术表现在商业活动中，这种艺术永远不会有达到目的的极限，因为其目的是无止境地攫取财富和占有货币。”农耕社会缺乏持续增长 的财富供商人无休止地攫取，他们无极限的商业扩张不能像在工业社会一样能给广大民 众普通带来利益；相反，他们会通过投机取巧、囤积居奇等手段与农民争利，会扰乱社 会的政治、经济秩序。为了抑制商人强劲地扩张欲望，使帝国社会内部农、商、工各行 各业的比例协调，秦始皇统一国家后，就有意识地贬抑商人。秦朝的法律规定，商人及 其子孙，与罪吏、赘婿同属贱民之列，可以随时押往边疆服役或定居。汉朝继续压制商人，例如高祖皇帝规定，商人不得乘车、穿丝绸衣服，而且要加倍缴纳税赋。这种不给商人政治地位的政策，有利于政府倡导简朴敦厚的社会风气与维护社会公正；同时在某 种程度上减低了商业对农耕者的诱惑力，巩固了国家的经济本基。

　　尽管如此，商人行业的巨大优势仍令人不安，毕竟那是个容易发财致富的职业，商 人们掌握着大量社会资源，他们很容易使自己更富，也很容易奢华骄狂。正如晁错所指 出的：“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代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 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 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 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食。无农夫之苦，有百千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 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7)

Answer 2

重农抑商是春秋战国以来一直奉行的政策。汉朝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具体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第一，不许商人穿丝绸衣服，不许乘车或骑马；第二，不许商人 “ 名田 ” ，即购买土地， “ 犯者以律论 ” ，凡土地和奴婢超过法定数额则没入官府；第三，不许 “ 推择为吏 ” ，即不许商人及其子孙到官府去做官， “ 犯者以律论 ” ；第四， “ 重租税以困辱之 ” ，法律规定， “ 贾人与奴婢倍算 ” ，商人所纳算赋比一般老百姓要增加一倍；第五，谪发，也叫谪戍，迁徙商人到边远地区戍守。重农抑商政策与封建制度相始终绝不是偶然的，因为一个国家或政权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和统治者阶级地位所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业又是古代最具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兴衰和人民生计，因此，以农立国必然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治国纲领
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由于农业生产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民之生计和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作大事来抓，努力督促和组织农业生产。如推广生产技术、兴修水利，掌握农时，分配土地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权，督促和鼓励农民勉力生产等。与此同时国家在经济政策上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即保证经济政策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面倾斜。重农抑商政策产生于战国时代，最早由李悝在魏国的改革内容中有所体现，随后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中将重农抑商政策第一次明确提出，并以此作为大力推行农战方针的基本内容付诸实施。以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将其作为治国的典范。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商鞅变法积极推行农战方针，采用各种手段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西汉初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汉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而在这时统治阶级依然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把商农发展对立起来，并在重农抑商政策思想的指导下推行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这样就失去了其产生之初的进步性

Answer 3

1.赋税：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从秦朝直至清朝，无不强调以农为本，这其中确有传统和关于百姓温饱甚至王朝稳定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统治的方便性和赋税！封建王朝农民对国家承担税、赋、役三重的责任，帝王通过大小官吏收取全国土地的地租为税，收取人头税为赋支派民众出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修河、建陵甚至戍边）为役。而无论这其中哪一项都有先决条件，即人员的相对驻地的固定性和民众的顺良。人员固定，税赋方便收取，劳役便于支派，所以有户籍制、保甲制等等，限制人员流动。特别是在盛世，人口急剧增长人头税成为很重要的国家收入组成，就更强调人员的相对稳定。商人的特性是随利而走，当然不会受统治者欢迎。
民众特别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民众，其劳动的特质决定了，他们相对的稳定性和极强的灾难承受力（品行温良），相反商人的逐利本性和冒险精神是难以为人长期盘剥的！故被统治集团长期打压，地位低下。

2.经济思想的长期落后：古人只看到商人在流通领域高卖低买，赚取中间差价，便认为其奸黠狡诈，不事生产而徒分其利！认为商业本身不创造价值（甚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有此一说），反害农桑，故有重农抑商一说
这也造成了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

3.社会心理的影响：因为以上两点，在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刻意描述和诱导下，商人在社会大众心理中的职业地位日渐沉沦，少数行业败类的恶行被无限夸大甚至放大为整个职业群体的群像，同时，在封建社会商人本身的话语权有限难以为本阶层正名，加之国人久已有之的仇富传统，更使商人阶层整体难以摆脱地位低下的境地。

Answer 4

为什么要重农抑商呢？就好象为什么我们现在要高喊打击盗抢呢？这两个是一个道理。
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这其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大多是鼓励生育的，所以人口发展虽然有些波折，但是总体上来说是处于快速增长之中的，以古代的农业技术水平，要养活如此之多的人，那是很不容易的。所以统治者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天下人的吃饭问题，不然肯定就有人来造反了。至于商业，那是可以先放一放的。所以你看，大抵一个时期农业顶不住了，商业往往也就上不去，如果这个时期粮食产量高，大家都有饭吃了，商业水平也很快就可以提上去。
重农抑商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无奈的经济方式的选择。这是物质基础层面的原因。
另外，从春秋战国开始，可以说商人就很有名气了，他们的惟利是图，倒买倒卖，让人印象深刻，而且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更多的不稳定的因素。在统治中国的三大家儒、法、道三家中，没有一个上为商人说好话的。这样一来，在舆论上，商人处于很不利的地位，社会地位也就随之下降。可以说，对国家来说，商人远比农民容易控制和打压。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形成的一个枷锁。以上是精神层面上的原因。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

Answer 5

当时,农业提供粮食，纺织提供衣物，冶铁等工匠提供用具，这些是当时所有的战略物资。而商业在那种情况下，除了为商人自己提供利润外，仅能调剂生活，实用性不强。此其一也！再则，商业需要流通（人口、货币），不利于加强统治管理。最后，封建社会不承认私人物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商业建立在私人物权基础上，对封建社会造成冲击。所以，历代大多统治者都重农轻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