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庄子的天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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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天命观与庄子天命观的相同之处
在对天命的认识上,二人相似。首先,对于天命作用的对象,他们都认为天命决定了社会环境和个人命运;其次,他们都认为天命非人力可撼动。不同之处在于对天的“意志”的认识上,这一点将在下一章讨论。
他们都认为,天命决定着自然环境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变迁和个人的命运。在自然层面上,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认为天主宰着四时万物的运行,庄子说“日夜相代乎前”是“命之行”(《庄子·德充符》)。在个人层面,庄子认为“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庄子·德充符》);孔子主张用“礼”规范人们的行为,致力于培养“仁”的品德,即在个人品质上他主张后天培养,而非先天决定;但他并不否认天命对人有影响,如他的弟子去世了,他说:“亡之,命矣夫!”(《论语·雍也》),将弟子的死亡归结于命,再如对于自己推行的主张能否实行,他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只是天命影响的范围不如庄子说的广泛。
他们都认为,天命是一种人力不可撼动的力量。孔子困于匡时,他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德充符》)中“不可奈何”也正体现了这种不可撼动。
在对待天命的方式上,他们都主张“知命”。孔子云“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又云“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知天命”需要认识到人力的局限性,个人之力诚然无法改变天下无道的局面,强行为之甚至可能危及自身。“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直来直去的史鱼仅仅被赞为“直”,顺势而为的蘧伯玉却被赞为“君子”,可见孔子刚赞扬审时度势、进退有度的行为。孔子的“知天命”即不逆天强为,利害分明,这与庄子“利害不通,非君子也”(《庄子·大宗师》)的观点不谋而合。不过,我认为“通利害”不是二人“知命”的最高境界。同样认识到了外在环境的黑暗后,庄子说到:“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庄子·秋水》)先是肯定了在社会环境黑暗的情况下,个人难以作为,只能保全自身。但他接下来又说,“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在黑暗的环境下,仍积极作为,明知困难却不惧怕,明知凶险却不退却,才是圣人所为。这段话是庄子在书中借孔子之口表达的,实则暗合二人“知命”的最高境界。
二、孔子天命观与庄子天命观的相异之处
在对天命的认识上,孔子认为天有意志,具有“人格神”的意味,庄子认为天乃自然之天。
爱徒颜渊逝世,孔子高呼:“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孔子发誓时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可见孔子认为天是有喜恶的。“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此处孔子_予天知己之人的意味。
孔子为什么会赋予天人格色彩呢?一方面,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改造世界的能力弱;另一方面,是出于维护“礼”的需求。他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尧在孔子心目中是古代德行高尚的君主,他认为尧效法天,那么天即代表了最高的道德标准。天亲近有德之人,疏远丧_之人,于是这种高深莫测的存在就可以督促人们遵循礼义。犹如今天我们会对不道德的人说:“你这样做会遭报应的!”如此一来,人们就无法心安理得的行不义之事。
庄子认为“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庄子·大宗师》)、“四时殊气,天不赐,故岁成。”(《庄子·则阳》)天施与万物恩泽,是施而不知,惠而无情的。他所认为的天,是“自然之天”。
在对待天命的方式上,孔子提倡在知命的前提下积极作为,而庄子力求超脱天命对人的束缚。
孔子提倡积极有为,有“知其不可而为之者”的称号。那么为什么要明知“不可”而“为之”呢?在《论语·微子》篇中,有这样的记载:“不仕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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