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我关于胡适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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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娱乐与生活
胡适住的房子越搬家越大。胡适在北京,最初住在南池子缎库后身八号。我到北京时,他家已搬到钟鼓寺十四号,在大学夹道附近,离北大不远,住宅是普通四合院,房子不大,一进门为门房,两侧为厢房,正房居后,旁有耳房,厨房很小,厕所更狭。庭院也不宽大,栽有一二棵小树,数盆夹竹桃。正房为寝室和书房,两厢为客房及会客室。男佣人住在门房,女佣人住在耳房。家具陈设也很简单。那时,各大学都长期欠薪,教授的生活都很清苦,胡适的经济也不宽裕。后来,胡适出版的著作日多,销路一好,收入就多起来了。在这个时期,他到国外去了一次,在国外住了十个月,讲了些学,挣了些钱。钟鼓寺的住宅,实在太狭小,不能不另找新居。恰巧,林长民的住宅出让。林当时任郭松龄的秘书长,郭是奉军的革新派,他造老派张作霖的反,被张作霖打败,全军覆没,郭和林都被打死。林已死,他的住宅只好出让。房子在景山大街陟山门六号。钟鼓寺的房子是寻常老百姓家,陟山门的房子却是官僚政客的公馆了。房子宽敞很多了,庭院也大,气派也两样了,有长廊,厨房中有机井。林家原有的家具陈设及皮沙发等,出了顶费全部买过来了。
张大元帅进入北京,捕杀进步和革命人士,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北京城。胡适从海外讲学回国,他也不能回到北京居住,于是江冬秀同两个儿子迁到上海,住静安寺极司非而路四十九号甲,为一楼一底的小洋房。胡适藏书多,所以房子要大。他的藏书没有搬到上海,佣人也没有跟来,一楼一底的小洋房也够住了。何况上海是寸金之地,房租贵。当时胡适的经济情况,还住不起花园大洋房。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底,胡适离开上海回到北京,再在北大任教。如时,胡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书籍也越来越多了。象陟山门那样的房子又不够用了。蒋介石掌握政权后,为了安定人心,教育经费照发了,大学教授的薪不欠了,工资也提高了,特别是名教授月薪六百元,还可以兼课兼薪,北京改为北平,政治中心南移,人口外迁,空房子多出来了,房租也便宜一些了。因此,胡适找到后门米粮库四号的房子。这座房子比陟山门的房子更大了,更好了,有一个很大的庭院,院中有树木,有汽车间,有锅炉和热水汀,有浴室和卫生间;房间多了,胡适可以接待好友了。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朋友,都是这个时期住在他家。
他的孩年是在家乡度过的,十几岁才到上海,所以他喜欢吃家乡的饭菜。徽州山多地少,人口众多,主食为米、面、玉米等。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以米食为主。徽州人的祖先,多数是在北方,历代战乱频繁时,逃难迁来的。加之人多田少,不能完全靠吃米食,所以徽州人惯于米、面、杂食。吃些米食,也吃些面食,并且还吃些玉米。歙县南乡,几乎以玉米为主食了。
胡适的饮食都是乡土化,可是他吸纸烟是洋化了。他吸的纸烟都是舶来品,如听装的白锡包,听装的大炮台等。烟瘾不大,要吸好的纸烟。每日只吃三餐饭,不吃零食,也不常吃水果。总之,他的生活除吸的纸烟外,其余的都是一般化。
胡适欢喜穿中服。茅盾说,他在上海初见胡适时是夏天,胡适穿的是纺绸褂裤,纺绸长衫,足上穿的丝袜,皮鞋,完全是一付上海流行的打扮,他说的情形,确是如此。胡适在国内不爱穿西装,中山装更不用谈。出国时才穿西装。衣服的料子都是一般的棉布、丝绸、呢绒、皮毛等。他没有一件珍贵的衣服,例如貂皮一类。
他为什么喜欢穿中服?因为中服舒适方便。穿西装,夏天则觉热,冬天则觉冷,春秋二季则紧绷在身上,起坐行动都不舒服。他这般讲实用,也是习惯吧。
胡适夏天戴巴拿马草帽,其他季节则戴呢帽。除天热外,他外出时都围一条毛线围领巾,以防感冒。江冬秀也没有很值钱的衣服,至于儿子的衣服,则更是一般了。睡的床也是普通的双人床;被褥、被单、毯子等也是普通的。总之,他的穿着,说不上朴素,也说不上华丽,只是穿得整齐干净,保持他的学者派头。
胡适有什么文娱生活爱好吗?他曾说过,他在上海读书时是爱玩的。一九一七年回国后,我接触他时,没有看见他打扑克,打麻将是偶一为之。我们知道,二十、三十年代,我国没有收音机,电视机还没有问世,那时,只有留声机,他家有一部,唱片只有百代公司的京剧和粤剧等,这是为他的小孩子买的。他的小三(思杜)少时跟着唱片哼,也学会唱几段京剧。
胡适不会唱歌,也不会唱戏,但戏还是要看的,无论京戏、昆曲、话剧等等,他都看的。他不是戏迷,也不捧什么艺人。一九一八年,他还写了一篇《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的文章,登在《新青年》上,今天看起来,这篇文章可议的地方很多,但从历史上来看,尚有史料的价值。
胡适在上海大舞台看过戏,觉得那时做戏的人还是赵如泉、沈韵秋等那些老艺人,没有一个新出的角色。那时,他也在上海游过先施乐园和大世界,看到男女杂坐,不分贫富老少,短衣的人尤多,他说那里真是平民的娱乐场。到北京后,他也到同乐园看过韩世昌的《游园惊梦》、陶显庭的《山门》、侯益隆的《阔帐》。但他特别赞赏的是京剧名坤角孟小冬的演出。我到北京时,演京剧的谭老饭早已不在人间,更谈不到程长庚大老板了。可是余叔岩、杨少楼、梅兰芳三杰鼎立,其他老艺人健在者还多,京戏虽非鼎盛之际,却也盛极一时。余叔岩不常演出,但杨、梅二人唱对台,北京的戏迷,大过其戏瘾。我不懂戏,但我看戏,以看余叔岩、杨少楼、梅兰芳、程砚秋为多,至于尚小云、荀慧生、谭富英、马连良等人的戏,只偶尔一看。那些坤角的戏,我是不看的。有一晚,胡适看了孟小冬的《击鼓骂曹》,回家后,赞不绝口。他说,孟小冬的身段、扮相、嗓音、做功,毫无女子气,真是好极了。叫我去看。我看了孟小冬的戏,果然不错。我从此改变了对坤角的偏见,也去看新艳秋、雪艳琴、章遏云的戏了。老白玉霜为评戏,轰动京华,我原来是不看的,后来也看了。
那时,北京最漂亮的电影院仅有真光电影院,院址在东长安街,主要是放映外国影片,胡适去看的,偶尔也看一看中国的影片。
北京没有专门演话剧的场所,也没有演话剧的团体。只有当年唐槐秋和他的女儿唐若菁主演的《茶花女》话剧,轰动一时,胡适去看过,未加评论。他对刘宝权的大鼓,倒也十分称赞。
胡适的朋友,能书善画的友人很多,可是他不爱收藏字、画、碑帖,更不喜欢收藏古玩。他对于文娱只是一般的欣赏,并没有特别的爱好。然则他有什么爱好吗?有!他的爱好是在书———收藏书籍。这一点,下节再叙。
胡适藏书和书斋
胡适的藏书。研究学问的人都爱藏书,胡适更甚。他的藏书很多,约有四十书架(大书架),以线装书为主,外文书比较少些。他的藏书中,少数是他的父亲铁花公留下来的。他的父亲有些藏书,一般的图书为多,好的较少。他一九一七年回国后,曾三次回老家,第一次是探望老母,第二次是结婚,第三次是奔母丧。他把老家好的图书都带到北京,一般的还是留在老家,留下的书经过十年内乱,荡然无存,虽可惜而又不很可惜。这话怎讲?因为没有善本啊!
哪些书带到北京,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不知了,因为没有特别的钤记,无法识别。我认为,有两部书是他的父亲留下来的,比较可以肯定:一部是《汪士铎文集》,一部是《鹤肪诗词》。为什么这祥说呢?听我道来。汪士铎是江苏江宁人,清道光举人,名重一时,曾任绩溪县训导。我外祖父的祖父,在南京做生意,富有资财,重金礼聘汪士铎到宅坦村教他的孙儿胡宝铎、胡宗铎、胡宣铎(昭甫公,我的外祖父)三人的书。据我的外祖父说,汪对于山川形势、关隘险要,很有研究,尤其对于徽州的地理,更了如指掌。后来,胡林翼、曾国藩聘汪为幕僚,襄赞戎机。我想曾国藩以祁门为抵抗太平军的大营,说不定还是由于汪士铎的出谋献策。
胡适的父亲与宝铎公、宣铎公交谊最深,藏有《汪士铎文集》,是意料中的事情。《鹤舫诗词》一卷是我族的先辈石芝(号眉生)所著。他是嘉庆、道光间的廪生,著有诗词,富于人民性,名不出于乡里,但乡里中的文人学士藏有他的诗词者颇不乏人。胡适在《新青年》上登载过他的诗词数首,就是从这些诗词中选出的。这本书是他的父亲保存下来的,也比较可信。胡适的图书,大多数是在北京收购的。
北京琉璃厂有许多古籍书店,他们常常搞些古籍,待高价再行卖出,这些书贾对于哪一家有书要卖出,哪一个人想买进,打听得一清二楚。他们都知道胡适收藏旧籍,他们就代他收集,送上门让他选购,选中即留下,不一定马上付钱,何时付钱都可以,书贾识趣不来催。有些朋友也帮他买书。如他有一部乾隆甲戌(一七五四年)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本十六回,就是友人帮他买的。
胡适的藏书,善本不多。胡成之对我说:“他有一部《金瓶梅》是珍本,非常珍视,不轻易给人家看。”我没有看见过这部书。报载胡适有一部《红楼梦》甲戌本,寄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那便是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本十六回。这部残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胡适出了高价把这本书买来。他把这部书存藏在哥伦比亚大学母校,足见他的重视了。抗战前,胡适的藏书没有登记,没有编目,也没有钤记。大多数的图书在书架上,少数的放置书橱中。什么书,放在什么地方,他亲自放置,记得清楚,随时随手可以拿出。在北京,胡适四次搬家,第一次搬到钟鼓寺,第二次搬到陟山门,第三次搬到米粮库,第四次搬到东厂胡同。第二次和第三次搬家,他的图书都是我和他的从弟胡成之二人整理搬运的。我们事先将书架的书和它们的位置都记住,装在一木箱内,每个箱,编了号码,搬到新居后,依次打开,照原样放置。一九三七年日寇进逼,北京危险,他的藏书打包装箱,运到天津,保存在浙江兴业银行仓库。他在美国时,担忧他的四十架图书,恐怕要丢失了。幸而浙江兴业银行保管得好,没有遭受损失。抗战胜利,他到北京,这些图书也跟着搬到东厂胡同一号了。后未,他的图书是否登记,是否编目,是否盖有图章,我不得而知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他仓惶南飞,他的图书丝毫未动,北京和平解放后,这些图书遂全部归公了。
胡适的书斋。我现在谈的是胡适住在钟鼓寺、陟山门、米粮库三处的书房。这几处的书房基本上是一样,大小稍有不同。房内有一张很大的写字台,一两个书橱,一张旋椅,几张小椅,四壁空空如也,没有悬挂字画。书桌上自然有文房四宝,有白锡包或大炮台纸烟一听,烟灰缸一只,火柴一盒,记事台历一本,此外,满桌都是书籍,看起来很紊乱。桌上的书籍,任何人都不去动它,稍为一移动,他就要费心去找了,佣人只将桌上面的灰尘拂去。他在书房中看书、写作时,我们都不进去打扰他。江冬秀爱打牌,打牌场所也远离书房,使打牌的声音传不到书房那里。书桌的抽屉,没有上锁,稿件和须要保存的书信,一部分放在抽屉内,另一部分则保存起来。胡适认为,没有保存的价值和无关重要的书信,看过后随手丢掉。一九七九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胡适来往书信选》,就是他自己保存,临行匆促,没有带走,留在北京家中的一些书信。那时,我们到他的书房去,从来不打开书桌的抽屉,也不翻阅桌上的书籍。但凡是没有收存起来,阅后丢在桌上的书信,可以随便阅看的,我看过杨杏佛、刘半农等给他的一些信件。胡适自印有稿纸,直行,每行二十字,分格,对折,署“胡适稿纸”四字。他写作时用毛笔,直写,字体不潦草,很少涂改,一稿完成,好似重抄一遍。实际上他没有功夫重抄,又不愿找人重抄,偶或找他的从弟胡成之和章希吕重抄一些。这是他的硬功夫。他的字虽有书卷气,却无功力。我没有见他练字,碑帖也很少。遇着有人找他写字,他也挥毫。他不用特别好的笔、墨,更不谈有什么名砚了。
胡适在家的活动场所主要是在书房,遇着疲倦时,读些诗词,看些小说,很少到庭院中散步。少数的朋友,直接可以到书房中和他谈天,一般的朋友都在客厅中会见。他晚上出去有事,无论什么时候回来,总要在书房中看一阵书再行睡眠,这是他的习惯。
胡适自一九一五年到一九四八年的往来书信,除在亲友手中已遭散失外,基本上是保存下来了。我现在要谈的是他的稿件问题。胡适写了许多稿子,有的是写好而没有发表,有的是在写中而没有完成,如《中国哲学史》等。这些稿件,未知是否保存在东厂胡同一号家中(现该宅为近代史研究所所址),如未在国内,一定是他带到国外去了。他最珍视自己的稿子和他父亲的手稿。据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他致胡近仁的信中说:“先人自作年谱记至四十岁止,其后有日记二十万字,尚未校好。其中甚多可贵的材料。诗只有一册,文集尚未编定,约有十卷。先人全稿已抄有副本。未及校勘校点。连年忙碌,无力了此心愿,甚愧。”(此信现保存在胡近仁的孙儿手中)据罗尔纲《师门辱教记》所载,他的父亲“全部遗稿分为年谱、文集、诗集、申禀、书启、日记六种,约八十万字”。这些手稿,早已带出去了。所以唐德刚说:“在纽约我看过一部分罗尔纲抄本,已印行的除《台湾记录两种》(一九五一年印行)……之外,我记得还看过另一本胡铁花先生年谱的单行本,然近日在哥大中文图书馆中,却遍索不得。”据此,铁花公的手稿,大部分尚未印行。未知这些珍贵的手稿是珍藏在祖望手中,还是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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