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人名的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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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默克尔”谈起——小议德语人名的音译
去年9月底,笔者为《世界知识》提供了一篇关于德国大选的文章。发表前我来电话说,文中德国联盟党女总理候选人的名字不应为“梅克尔”,而应该是“默克尔”,还说这是新闻出版部门规定的“标准译法”,没有办法。于是乎,文中所有“梅克尔”全被改为对于笔者来说“不堪入耳”的“默克尔”。为什么“不堪入耳”?
因为这位德国女士的德文原名是“Merkel”,更为准确、文雅而带有女性特色的音译应该是“梅克尔”,而不应该是什么“默克尔”。但是,“默克尔”已是“标准译法”,无可奈何。
联想起其他德国人名在国内的“不幸遭遇”,笔者只能深深长叹一声。
“佛尔乐”成了“沃勒尔”
先举两个足球方面的例子。两三年前,笔者刚从德国回来,经常听到国内媒体报道一个德国有名足球教练“沃勒尔”,但茫然不知是指谁。本以为在德国多年,对绝大多数德国名人都能做到“耳熟能详”,怎么会对“沃勒尔”一无所知呢?几番搜肠刮肚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沃勒尔”指的是“Rudi Vller”。但是,苍天在上,“Vller”的准确音译应该是“佛尔乐”或为“佛勒”,也可以是“佛勒尔”,但决不应该是“沃勒尔”,因为第一个字母“v”不应该发成“w”,而应该发“f”音,与德文中“Vater”(父亲)发成“法特尔”一样。另外,“拜仁——慕尼黑”(“Bayern München”)更准确的、爽口的音译应该是“白杨——慕尼黑”,其中“rn”译成“仁”就太重了,是用大舌头发小舌音,听起来就变了味。“勒沃库森”的德文原名是“Lever kusen”,全名是“Bayer Leverkusen”,“Bayer”比“Bayern”少一个“n”,发音就明显不同,更准确的音译应为“白亚”。“Bayer Leverkusen”应译为“白亚——雷佛库森”。尽管“佛”的元音“o”与原文中的“er”不是很对号,但听起来较接近。与“Vller”一样,其中的“v”应当作汉语拼音中的“f”,而不应当作“w”来译。
再来看德国历史人物名字的音译。19世纪晚期以来,随着德意志民族的崛起,德国哲学家、文学家与政治家的大名纷纷以音译的方式传入中国。这些音译,可以说是一本难念的经,由前辈给后辈、同事给同事所写,而且越写越厚。上述德国足球人士与球队的译名与“默克尔”只是这本经的最新一页,在他们前面,还有许多令人头疼,但有时也十分耐人寻味的“经典之作”。
洋文土译:方言的影响
当然,大多数译名还是准确而典雅的,不成问题。例如家喻户晓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问题,“歌德”、“席勒”、“康德”、“黑格尔”等也没有问题。但是到了“尼采”、“俾斯麦”,问题就来了。“尼采”德文原名为“Nietzsche”,更为准确的音译应该是“尼切”、“尼策”或“尼秋”。不知“采”音(cai)从何而来?“俾斯麦”的德文原名是“Bismarck”,准确的音译应该是“俾斯马克”。“克”音很轻,可以省略。可是“马”音怎么变成了“麦”音呢?如果当年的翻译没有误译原音的话,只能有一种解释,即他(很可能是李鸿章的一位幕僚)是个南方人,并且是按照其方言来翻译德文的。在一些南方方言中,“麦”字的发音是“ma”,与北方话中“马”的发音相近。
看来,方言在德文音译中常常起着“添乱”的作用(“尼采”的谜底大概也应在这里寻找)。不过,因我国方言无数,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普通话中的某些德文译名对原音有扭曲,但到了地方百姓口中,有时却能达到“歪打正着”的效果。经典的例子是德国前总理Kohl的音译“科尔”。因普通话里没有“ko”音,把“Kohl”译成“科尔”,也是无奈的选择。但是到了南方一些地方,“科”在方言中又发德文原音“ko”,德国总理得以“正名”,岂不妙哉!
德文英译:语种的穿帮
德文人名音译的第二类问题是把德文人名当作英文来念。例如俾斯麦的军师Moltke,准确的音译应该是“摩尔特克”,但一直被译为“毛奇”。“毛”音还可以理解,但“奇”从何来?大概是把他的名字当英文(或者先从英文著作中)翻译过来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德国文学巨匠Thomas Mann,被译为“托马斯·曼”就带有英文味,也不能说是很成功的音译,准确音译应该是“芒”。联邦德国第五任总理Schmidt被译为“施密特”,刚刚下台的第七任总理Schrder也被译为“施罗德”。其实德语中的Sch与汉语中的“许”音最为接近,把它译为“施”,实际上也是把它当作英文来念。相比之下,奥地利总理Schüssel的音译(“许塞尔”)倒是准确了,但“塞”字又被电视播音员误读为“sai”。准确的发音是“se”,这也应该是译者的原意。
“断节取音”:生硬的更改
第三类问题是对原音生硬的更改。例如,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Adenauer本应译为“阿登垴”或“阿登瑙”,但被译为“阿登纳”,最后三个字母“uer”被生硬地砍掉,也不管“au”是属于同一音节,生造出了原本不存在的“纳”音。再如,纳粹党卫队头目Himmler的后缀与希特勒(Hitler)完全一样,本应译为“希姆勒”,却被翻译成“希姆莱”,“莱”从何而来?岂有此音?如果说前两类问题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此类毫无道理的“标准译法”则最让后译者头疼了。他们要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些误译,犹如被人强迫念白字与错字。为什么不能改过来呢?为什么要将错就错,一错到底呢?
许多人说,外国人名的音译是“约定俗成”,不能随便改动。如果真的是“约定俗成”,倒也罢了。但我们常见到的不少音译往往先是初译者的一“念”之差,后由官方“一锤定音”,以讹传讹。或许有读者会认为,外国人名的音译如何都无所谓,有一个稍微与原音沾点边的译名就可以了。其实不然,这些音译的准确与否也会影响到中国人的国际声誉。记得笔者1984年刚到西德,在曼海姆歌德学院学习德语时,有一位德国老师因我们中国人把当时的美国总统的名字译成“里根”而取笑我们中国人。经一位同学的*,那位德国老师受到了院长的批评。当时我们就想,其实我们应该有能力做出更为确切的音译(比如说“瑞根”),而不给人家留下笑柄。
严复曾要求翻译要做到“信、达、雅”。人名的音译无所谓“达”与“不达”,但“信”与“雅”还是需要的。“信”就是要尽量接近原音,在笔者看来也是最重要的,“雅”就是要尽可能文雅一些。“信”了,外国人与懂外文的中国人听了舒服,“雅”了,所有中国人听了舒服。
可以想象,当德国女总理Merkel首次听到“Moker”(即“默克尔”)时,可能会一脸茫然,听不出来是在说她。而当她听到“Meiker”(“梅克尔”)时,一定会会心一笑。据说,她将于今年5月首次访华。我想,送她一个“梅克尔”,胜似一束玫瑰花。
去年9月底,笔者为《世界知识》提供了一篇关于德国大选的文章。发表前我来电话说,文中德国联盟党女总理候选人的名字不应为“梅克尔”,而应该是“默克尔”,还说这是新闻出版部门规定的“标准译法”,没有办法。于是乎,文中所有“梅克尔”全被改为对于笔者来说“不堪入耳”的“默克尔”。为什么“不堪入耳”?
因为这位德国女士的德文原名是“Merkel”,更为准确、文雅而带有女性特色的音译应该是“梅克尔”,而不应该是什么“默克尔”。但是,“默克尔”已是“标准译法”,无可奈何。
联想起其他德国人名在国内的“不幸遭遇”,笔者只能深深长叹一声。
“佛尔乐”成了“沃勒尔”
先举两个足球方面的例子。两三年前,笔者刚从德国回来,经常听到国内媒体报道一个德国有名足球教练“沃勒尔”,但茫然不知是指谁。本以为在德国多年,对绝大多数德国名人都能做到“耳熟能详”,怎么会对“沃勒尔”一无所知呢?几番搜肠刮肚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沃勒尔”指的是“Rudi Vller”。但是,苍天在上,“Vller”的准确音译应该是“佛尔乐”或为“佛勒”,也可以是“佛勒尔”,但决不应该是“沃勒尔”,因为第一个字母“v”不应该发成“w”,而应该发“f”音,与德文中“Vater”(父亲)发成“法特尔”一样。另外,“拜仁——慕尼黑”(“Bayern München”)更准确的、爽口的音译应该是“白杨——慕尼黑”,其中“rn”译成“仁”就太重了,是用大舌头发小舌音,听起来就变了味。“勒沃库森”的德文原名是“Lever kusen”,全名是“Bayer Leverkusen”,“Bayer”比“Bayern”少一个“n”,发音就明显不同,更准确的音译应为“白亚”。“Bayer Leverkusen”应译为“白亚——雷佛库森”。尽管“佛”的元音“o”与原文中的“er”不是很对号,但听起来较接近。与“Vller”一样,其中的“v”应当作汉语拼音中的“f”,而不应当作“w”来译。
再来看德国历史人物名字的音译。19世纪晚期以来,随着德意志民族的崛起,德国哲学家、文学家与政治家的大名纷纷以音译的方式传入中国。这些音译,可以说是一本难念的经,由前辈给后辈、同事给同事所写,而且越写越厚。上述德国足球人士与球队的译名与“默克尔”只是这本经的最新一页,在他们前面,还有许多令人头疼,但有时也十分耐人寻味的“经典之作”。
洋文土译:方言的影响
当然,大多数译名还是准确而典雅的,不成问题。例如家喻户晓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问题,“歌德”、“席勒”、“康德”、“黑格尔”等也没有问题。但是到了“尼采”、“俾斯麦”,问题就来了。“尼采”德文原名为“Nietzsche”,更为准确的音译应该是“尼切”、“尼策”或“尼秋”。不知“采”音(cai)从何而来?“俾斯麦”的德文原名是“Bismarck”,准确的音译应该是“俾斯马克”。“克”音很轻,可以省略。可是“马”音怎么变成了“麦”音呢?如果当年的翻译没有误译原音的话,只能有一种解释,即他(很可能是李鸿章的一位幕僚)是个南方人,并且是按照其方言来翻译德文的。在一些南方方言中,“麦”字的发音是“ma”,与北方话中“马”的发音相近。
看来,方言在德文音译中常常起着“添乱”的作用(“尼采”的谜底大概也应在这里寻找)。不过,因我国方言无数,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普通话中的某些德文译名对原音有扭曲,但到了地方百姓口中,有时却能达到“歪打正着”的效果。经典的例子是德国前总理Kohl的音译“科尔”。因普通话里没有“ko”音,把“Kohl”译成“科尔”,也是无奈的选择。但是到了南方一些地方,“科”在方言中又发德文原音“ko”,德国总理得以“正名”,岂不妙哉!
德文英译:语种的穿帮
德文人名音译的第二类问题是把德文人名当作英文来念。例如俾斯麦的军师Moltke,准确的音译应该是“摩尔特克”,但一直被译为“毛奇”。“毛”音还可以理解,但“奇”从何来?大概是把他的名字当英文(或者先从英文著作中)翻译过来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德国文学巨匠Thomas Mann,被译为“托马斯·曼”就带有英文味,也不能说是很成功的音译,准确音译应该是“芒”。联邦德国第五任总理Schmidt被译为“施密特”,刚刚下台的第七任总理Schrder也被译为“施罗德”。其实德语中的Sch与汉语中的“许”音最为接近,把它译为“施”,实际上也是把它当作英文来念。相比之下,奥地利总理Schüssel的音译(“许塞尔”)倒是准确了,但“塞”字又被电视播音员误读为“sai”。准确的发音是“se”,这也应该是译者的原意。
“断节取音”:生硬的更改
第三类问题是对原音生硬的更改。例如,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Adenauer本应译为“阿登垴”或“阿登瑙”,但被译为“阿登纳”,最后三个字母“uer”被生硬地砍掉,也不管“au”是属于同一音节,生造出了原本不存在的“纳”音。再如,纳粹党卫队头目Himmler的后缀与希特勒(Hitler)完全一样,本应译为“希姆勒”,却被翻译成“希姆莱”,“莱”从何而来?岂有此音?如果说前两类问题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此类毫无道理的“标准译法”则最让后译者头疼了。他们要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些误译,犹如被人强迫念白字与错字。为什么不能改过来呢?为什么要将错就错,一错到底呢?
许多人说,外国人名的音译是“约定俗成”,不能随便改动。如果真的是“约定俗成”,倒也罢了。但我们常见到的不少音译往往先是初译者的一“念”之差,后由官方“一锤定音”,以讹传讹。或许有读者会认为,外国人名的音译如何都无所谓,有一个稍微与原音沾点边的译名就可以了。其实不然,这些音译的准确与否也会影响到中国人的国际声誉。记得笔者1984年刚到西德,在曼海姆歌德学院学习德语时,有一位德国老师因我们中国人把当时的美国总统的名字译成“里根”而取笑我们中国人。经一位同学的*,那位德国老师受到了院长的批评。当时我们就想,其实我们应该有能力做出更为确切的音译(比如说“瑞根”),而不给人家留下笑柄。
严复曾要求翻译要做到“信、达、雅”。人名的音译无所谓“达”与“不达”,但“信”与“雅”还是需要的。“信”就是要尽量接近原音,在笔者看来也是最重要的,“雅”就是要尽可能文雅一些。“信”了,外国人与懂外文的中国人听了舒服,“雅”了,所有中国人听了舒服。
可以想象,当德国女总理Merkel首次听到“Moker”(即“默克尔”)时,可能会一脸茫然,听不出来是在说她。而当她听到“Meiker”(“梅克尔”)时,一定会会心一笑。据说,她将于今年5月首次访华。我想,送她一个“梅克尔”,胜似一束玫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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