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写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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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在战争描绘上有着宏伟的构思。这部小说写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争，展开了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场面。这些战争在作者笔下千变万化，不重复，不呆板，各具特点，表现出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每一次较大战争的描绘，作者都要选择不同的角度，将主将的性格、兵力部署情况、双方力量的对比、战略战术的运用、最终的结果等等，交代得清清楚楚。虽然战争总是在紧张、惊险、激烈的气氛中进行，但有时富于英雄史诗般的激昂格调，比如周瑜火烧曹操大军、诸葛亮七擒孟获；有时则显出从容不迫的安详，比如空城计中诸葛亮专心弹琴、赤壁之战中庞士元挑灯夜读，动中有静，余味无穷，构思精巧。赤壁之战，是全书描写战争最突出的。这场战争场面宏大，水上、陆地，前线、后方，正面交战、暗中斗智，无不体现出来；人物众多，几乎小说中所有重要角色都露了面；思想明确，就是要表现以少胜多、以智谋胜骄满、以联合胜孤独的军事战略。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可以说是把历史演义小说推到了最高峰，对后世历史小说的创作，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也给其他艺术形式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数百年来，一直对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着作用。明代文人蒋大器在《三国志演义·序》中说，罗贯中这部书编写成后，立即就有人“争相誊录，以便观览。”由于这部小说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对文艺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文人模仿《三国演义》的语言文字风格，使用半白半文的浅近文字写作，历史演义小说也大批出现。如此，让许多初通文字的人们也能读历史演义小说，扩大了读者范围。正像清代文人魏裔介在《三国问答序》一书中所说：“世人鲜有读三国史者，惟于罗贯中演义得其梗概耳。”应当说，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成功，一方面有说服力地证明新的描写手法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也给予其他文人以极大的鼓舞和信心。
在中国文学史上，元代以前长篇巨著是很少的，一般都是篇幅短小的作品。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现象。这中间除了罗贯中个人具备了创作长篇小说的能力之外，社会的发展和读者的需求也是重要的促进因素。人类社会进化到了明代，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积累到了较高的水平，人们的生活也逐渐丰富起来。要想比较广泛地、全景地反映出社会各阶层人们活动的场面，篇幅短小的作品显然是难以胜任的，读者也是不满足的。《三国演义》以近八十万字的篇幅，引人入胜地、大规模地描写了三国时代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让读者耳目一新，兴趣大增。于是，中国文学也因此而进入了长篇小说兴盛的时代。
《三国演义》不光在文学自身有着开拓性价值，其中的许多故事和人物，也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比如刘备、关羽、张飞结义的行为，让很多人模仿，不管是上层人士，还是普通百姓，都有类似的做法。至于诸葛亮、张飞、关羽、赵云、黄忠、周瑜、黄盖等形象，在某些方面，成了人民群众生活中的榜样；而曹操，则成民阴险毒辣形象的代表；刘备，却是仁义的化身。另外，一些故事情节，也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比如三英战吕布、长坂坡张飞吼退曹军、草船借箭、诸葛亮吊孝、关公大意失荆州、白帝城托孤、马谡丢街亭等等。还有许多家喻户晓的大众化民谚至今常常被人们引用，比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既生亮，何生瑜；三请诸葛亮；说到曹操，曹操就到；挟天子以令诸侯；陪了夫人又折兵；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扶不起来的阿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等等。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一、描写战争：二、塑造人物形象；三、结构艺术；四、语言特色。
描写战争
第一点是战争的多样化。书中描述了上百次战争，可以分为陆战、水战，或水陆混合战，例如水淹七军；又可分为攻战、守战；或分伏击战、偷袭战；或分阵地战，游击战；或主将比试，或两军混战，形式多样化。
第二点是军事行动与政治策略相结合。如曹操南侵并非毫无目的，是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刘备联吴抗曹是为了有立足之地，然后振兴刘氏的汉室基业。诸葛亮南征是为了解决与南方少数民族的纠纷，稳定后方，以便全力对付势力强大的曹魏。
第三点，战争的胜负系于智谋。关键在于运筹者的智能，能不能采纳部下的善计良策，能不能正确判断敌情，能不能客观分辨忠奸，能不能冷静处事。大小战争的胜负无不与斗智用计拉上了关系。《漫稿》举了许多例子，建议翻阅原书。
第四点，着重写人，不着重写战争过程。吸收《左传》描写战争的经验而详写谋略，略写战斗过程；详写占得上风者，略写位处下风者；详写将胜者，略写将败者。通过几场交锋，逐步将人物性格形象塑造出来。
塑造人物形象
由于鲁迅在《史略》批评《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过去的评论家多受影响，不敢推翻其说，几成定论。其实鲁迅的看法是有偏颇的，《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方面或有忠奸分明的主观意图，但并非黑白分明一面倒。孔明料事如神，但并非永无错误，曹操是奸雄，也不是毫无优点。关羽忠义勇俱全，然而骄傲自用，不顾大局，屡屡如此。例如：要与马超比试武功；谩骂孙权，拒不联婚；耻与黄忠并列，不受五虎将印；四是轻视陆逊，因而招致失败。
结构艺术
三国故事基本上以魏、蜀、吴三国兴亡为纵线，以战争发展和人物活动为材料。九十多年的兴亡史大约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由黄巾之乱至赤壁之战为第一阶段；三国鼎立至诸葛亮病逝为第二阶段：此后至晋统一天下为第三阶段。其间穿插以魏、蜀、吴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纷争，把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和文臣武将的奇谋险计逐一带出，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大故事。由于传统章回小说的结构回合之间前后呼应，在紧随主线发展之下，分散之中有集中，首尾一贯，形成一个统一的小说系统。
但是，在处理长达九十七年的历史事件中，由开始至诸葛亮病逝共五十一年用了一百零四回，而后面的四十六年，时间长度其实几近一半，却只用了十六回来概括历史演变，其分量安排明显并不平均。原因何在呢，因为《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前五十年正是蜀汉由无至有，由弱至强，遂能联吴抗曹，三分天下这些光辉事迹自然值得大书特书，但诸葛亮一死，形势急转直下，蜀汉开始面临溃亡，时日无多，因而篇幅大为缩小。可见作者在结构方面，处理时间这一因素是有轻重之分的。
对魏、蜀、吴三国的描写，蜀、魏之间有战无和，蜀吴之间和多于战，吴魏之间则战多于和。然而重点始终放在蜀、魏这边，对吴国描写是有些忽略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研究三国人物者也有意无意间偏重于蜀、 魏 君臣方面。换句话说，作者在确定主次方面，也是颇用心思的。
由于《三国演义》是战争小说，描写战争题材，从围绕大小战争故事所形成的特殊情节去观察，也可以理出一个结构脉络。郑铁生《三国演义艺术欣赏》就尝试这样去分析其结构，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三大战役为主线，中间夹杂一些较次要的辅助性战役，贯串了全书，形成一个战争系统（1992，246－273页）。冒忻和叶胥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以赤壁之战为例：从起因到结束，共计八回，其间包括曹操下书，诸葛亮舌战群儒，蒋干中计，黄盖用苦肉计，孔明借箭，借东风，华容道释曹操等一系列小故事，各小重点组成了大重点，成为组织严谨的结构。
语言特色
《三国演义》是用浅白的文言写成的，言简意赅，语气明快。这在封建时代一般稍能识字者，大约均可欣赏，有利于传播。
《三国演义》一书，特别是毛评本，移用了古代文学家很多诗词，与白话文比较，使用浅白文言文，更能够使之与这些诗词在语言风格上较为统一和谐。
《三国演义》一书创造了很多成语，引用或自造许多谚语，生动活泼，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语言。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以描写战争为主，反映了吴.蜀.魏三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分为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背景上，上演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编者罗贯中将兵法三十六计融于字里行间，既有情节，也有兵法韬略。《三国演义》反映了丰富的历史内容，人物名称、地理名称、主要事件与《三国志》基本相同。人物性格也是在《三国志》留下的固定形象基础上，才进行再发挥，进行夸张、美化、丑化等等，这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套路。《三国演义》一方面反映了真实的三国历史，照顾到读者希望了解真实历史的需要；另一方面，根据明朝社会的实际情况对三国人物进行了夸张、美化、丑化等等。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105年的历史风云。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
艺术特色
罗贯中将来自雅、俗两个不同层面的文化融为一体，并按自己的主体认识、价值观念和艺术好恶加以扭合，从而使作品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蕴涵。在《三国演义》中，既有上层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折光，又沉淀着广大、深沉的民间思想。它是一部形象化的三国兴亡史，同时也是一部民众眼中的政治、军事史。
因为素材大部分来源自民间，固然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也为写定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它们进入小说文本时，伴随着不同思想及不同审美趣味的渗入。而民间情感与良史精神并不总是一致的，甚至可能互相冲突，这就对写定者的创作构成了严峻的考验。罗贯中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妥善地处理了民间情感与良史精神的关系，并独出机杼，创造出了一个具有巨大包容力的艺术世界。
三国史事的历史著作不仅为《三国演义》提供了基本的素材和史事框架，同时历史意识和官史所代表的史学意识也直接影响了小说的创作模式和基本倾向。求实传真精神与经世意识是史官文化的基本特征，体现在史书编撰中要求编撰者必须采取客观的态度，同时又重视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探求，以达到“资治”、教化等目的。这些特征在《三国演义》中都得到了比较好的体现。
《三国演义》在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依史以演义，作者的创作目的是描绘一部形象化的三国兴亡史，其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意图十分鲜明。小说的叙事起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终于晋太康元年（280），比较完整地叙述了魏、蜀、吴三国兴起、发展及灭亡的历史。小说借鉴了编年体史书的编著模式，以三国纷争的历史进程为主线，以王业兴废为焦点，把近百年的历史故事有机地组织在一起。主要写了三国时期的政治和军事斗争，而作者的兴趣则在于揭示这个时期的各个军事集团如何兴、如何亡。如前33回的主要内容是汉末的群雄争霸，矛盾的焦点是曹操和袁绍两大集团的斗争，作者对二人作了多方面对比，重点则是对兴亡教训的总结，顺民心、得人才、有谋略者得天下，这是作者表达的主要思想。后十五回写三国的覆灭，主要展现的是三国各自的内部矛盾，尤其是对司马篡魏、后主信谗、孙皓暴政等作了深刻的描写，情节虽然简略，但着眼点仍在如何兴、如何亡。作者以写实的态度，比较客观、完整地展现了这百余年的历史过程，其中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启示，因此具有极大的魅力。
在创作上，《三国演义》继承了传统史学的实录精神，“七实三虚”可以说是该书取材的基本原则，小说中虽有不少虚构成分，但大的历史事件皆取之于史册，主要人物的性格、经历也基本符合史实。面对丰富、复杂的史料和民间故事，作者主要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以史实为依据，剔除来自民间文化中过于荒诞、鄙俗的成分以及不符合人物性格的情节。《三国志平话》是民间三国故事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三国演义》创作时最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该书的情节大多撷自民间传闻，其中有不少荒诞无稽的情节，如以司马仲相断狱的故事开头，以刘渊灭晋兴汉收尾，使全书带有明显的因果报应色彩。这样的安排代表了下层民众的一种愿望，但放在历史小说中不仅不协调，而且显得十分荒诞。罗贯中删去了这一头一尾，不仅避免了枝蔓，而且淡化了因果报应色彩，使小说成为蕴涵更为丰富的历史悲剧。此外，《平话》中的一些与史实不符或与人物性格不符的情节，如刘、关、张杀督邮后上太行、刘备从黄鹤楼私遁等，都被作者舍去了。
其次，精心提炼情节，增强小说的文学性。《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著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作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些杂乱、原始的材料进行重新组合和工，《三国演义》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在尊重历史，使情节框架合乎史实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想象，将这些来自史书、民间的各种素材整理、提炼成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情节，从而使小说的艺术性大大提高，其中最成功的例子就是关于“赤壁大战”的“重写”。对来自民间的各种传说以及过于荒诞、不符合史实的情节，作者做了大量删削，但是对其中的一些虽违背史实却不背离情理、不背离人物性格的故事如“桃园结义”、“三英战吕布”、“连环计”、“千里独行”等却予以保留，并使它们成为小说中十分重要的构成部分。
总的来看，《三国演义》虽然保留了许多虚构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注重故事的生动有趣，但同时又尽可能地靠拢历史，而在处理两方面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时，它基本遵守的是史实优先的原则。章学诚称《三国演义》的特点是“七实三虚”，不论这个说法是否准确，但道出了《三国演义》成功的一个秘诀——“实”是史官文化的成分，“虚”则多与民间文化有瓜葛，只有融纳各种文化，才能丰富小说的内容。但也只有经过精心整合，才能使各种异质文化水乳交融，才能提升小说的艺术品位。
美学批判
历史与文学的本质性差异和同一性关联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写道：“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三国演义》的写作主体显然没有历史和文学的区分意识，所以，小说文本没有呈现历史与文学的差异性理念，所有历史和文学的故事元素和话语表达都是被混淆界线与纠缠不清的。正是导源于先天性质的美学观念的局限，小说被涂抹成为既不是历史又不符合文学一般规定性的一个混合性文本。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历史和文学的同一性关联在哲学意义上，它们都应该和必然地表现历史的客观规律及其偶然性结构，换言之，历史和文学都必然共同地隐含着历史理性和辩证逻辑。
然而，遗憾的是，《三国演义》也没有让我们阅读到这种哲学意义的历史与文学的同一性可能。于是，呈现出令阅读者沮丧的思想场景：本应该区分的历史和文学的差异性被混淆了，而相应的是，本应该被同一性关联的历史理性却被割裂了或缺席了。所以，《三国演义》宿命性地选择这样一种草率和粗俗的历史观：所有历史形式都不过隐藏着国家政治的机械运动和权力的逻辑循环。换言之，历史只不过是暴力和权力的竞技场，是阴谋和权术的帷幕下的各种社会力量的转换与平衡。在所有的叙事场景中，历史的公正性或历史理性被消解和侵蚀掉，只有杂乱的历史故事的剩余物出场和偶然性的碎片主体成为历史的主角。
《三国演义》的时间叙事是散点或弥散的，而这些散点或弥散的时间叙事缺乏统一的逻辑线索将它们串联成为一个充满意义的有机整体。因此，存在着时间与故事、故事与人物、人物与时间的多重断裂这类屡见不鲜的现象。与断裂的时间叙事相对应，《三国演义》的空间叙事也存在明显的局限。小说表现的历史空间和地理地域相当广袤而丰富，故事在不同的空间结构中产生、发展、渐变、突转、结局，理应为小说展开多幅富于审美惊异和快感的故事场景。但令人遗憾的是，原有的历史地域的丰富性和变化性没有提供给小说书写者一个自由驰骋的舞台，反而让作者迷途于空间叙事，整个小说的空间结构缺乏逻辑秩序而显得破碎零乱，主次、前后、轻重、衬映、深浅等应有区分度不够分明，时间叙事和空间叙事的统一性、有机性没有获得精妙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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