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市铜官山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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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官山铜矿位于铜陵市西南2.5公里处。市内有汽车、火车和长江航运码头,可直通全国各地,交通十分方便。

铜官山铜矿由松树山、老庙基山、小铜官山、老山、宝山、白象山、罗家村和笔山等八个矿床组成。其中松树山、老庙基山、小铜官山、笔山矿床规模较大,探明铜储量占全区总储量的80%。自1950年起,铜官山铜矿对松树山、小铜官山、老山、宝山、笔山矿相继进行坑下开采,露采老庙基山矿,白象山、罗村两个矿尚未开采利用。

铜官山铜矿是一座老矿山,早已享有盛名,经过多年开采冶炼,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扩大,矿业规模相当宏大;目前年处理矿石135万吨,年产粗铜6万吨,相当全国粗铜产量的1/8,年产电解铜3万吨,年产硫酸20万吨。是有名的“铜都”,也是全国六大产铜基地之一。

铜官山铜矿所处地质构造部位为铜官山倒转短轴背斜北西翼。背斜核部由中志留统坟头组、上志留统茅山组组成,两翼依次为泥盆系五通组,石炭系高骊山组、黄龙组、船山组,二叠系栖霞组、孤峰组、龙潭组、大隆组,三叠系殷坑组、龙山组、南陵湖组岩系。背斜北西翼有燕山期复式岩体,出露面积约1.5平方公里,呈椭圆形,主岩体为闪长岩类。矿床的形成与背斜构造的控矿屏蔽作用及有利的岩石地层,特别是与黄龙、船山、栖霞组的碳酸盐岩类以及石英闪长岩浆的侵入作用有关,是典型的接触交代式夕卡岩型铜(铁)矿床。

铜官山铜(铁)矿的发现年代久远,开发利用历史悠久。据史载,南朝(公元420—581年),就有“铜官山”之称,有炼铜场。唐代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铜官山称“利国山”设铜官,监督开采铜矿。诗人李白曾形容当时冶铜盛况,称:“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宋置“利国监”,元置“梅根督”,清设“铜官督”。可见“铜官山”之称,与当时产铜、采铜、督冶铜关系密切,与“汉有善铜出丹阳”的汉镜铭文也很吻合。

由于铜官山铜矿发现极早,开发利用历史悠久,矿区古采坑、废矿堆、古炼渣遍布,因而引起了国内外地质界、采矿业的高度重视,为有识之士所瞩目并相继进入该区调查、勘测。其中较早的有:清同治八年(1869),德国人李希霍芬;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英国人约翰凯派来的英国矿师麦奎;1915年北洋政府农商部矿业技正(工程师)张景明、章鸿钊及德国人梭尔格;1917年2月,农商部矿业顾问丁格兰(瑞典人);1923年国民政府商业部叶良辅、李捷;1930年实业部地质地调查所孟宪民;1931年,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孙健初;1932年,前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孟宪民、张更;1933年,实业部地质调查所谢家荣等,都对该区地质、矿产情况做过不同程度的调查研究。其中,工作较详并有资料或著述者为:张景明等对该区铁矿的认识,瑞典人丁格兰提出要注意该区铜矿的认识,叶良辅、李捷对该区石英闪长岩及其接触变质铁矿成因类型的研究,孟宪民对该区二叠系的研究,孙健初等测制的1∶2.5万地质图,孟宪民、张更测制的1∶2.5万地形地质图,以及谢家荣对该区铁矿质量和成因所作的论述等,对以后矿区地质调查和矿床勘查都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由于当时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的腐败,矿产资源勘查工作未进一步深入进行。

1938年,日寇侵华,铜陵沦陷,好端端一个矿业基地陷入日寇强盗之手,对铁矿资源肆意掠夺开采,采出矿石源源不断运回日本,经八幡钢铁所冶铁,发现含铜较高不合要求。与此同时,也派出一些人员进入矿区,先后有神山昌毅、楠木实隆、田烟武一郎、神山永寿、佐藤喜志雄、管原省及夏井一郎等,开展了地质、物探、钻探工作;在老庙基山施工的第4号钻孔深部发现了含铜铁矿和含铜硫铁矿,在第10号钻孔内见到了很富的铜矿体,据当时日寇内部资料介绍,日本人惊喜地叫道“铜官山复活了”。而后又转入对铜矿资源的掠夺性开采。至1945年日寇战败投降,日本华中矿业公司在老庙基山先后施工钻孔26个,工作量数千米,开掘平巷65米,运走矿石达数千万吨。日寇投降后,矿山遗留尚未运走的富铜矿石(铜品位在1.7%以上)还有1400多吨,一般品位的铜矿石达465吨,精铜矿为370吨。

1946年,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调查部皮特·普维斯和弗兰克·福渥德曾来该区进行铜矿调查,编写了《中国安徽省铜官山铜矿报告》。

1949年,新中国成立,铜官山铜矿回到了人民手中。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该区地质勘查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同年9—11月华东军委工业部矿产测勘处分别派张兆瑾、刘宗琦及赵宗溥到铜官山等地进行铜矿调查,测制了1∶1000矿床地质图、1∶1万矿区地质图和1∶5万区域地质图,估算铜矿储量7—9万吨。

1950年6月25日,以张兆瑾为主,率领六名工人到铜官山,组建了铜陵铜官山铜矿测探队。同年,派殷维翰为该队队长,配备3台钻机,根据前人资料和日本人在老庙基山铁矿下见到的铜矿线索,在老庙基山进行钻探。8月间,施工钻孔见到了富铜矿体,至此拉开了铜官山地区铜矿勘查的序幕。至1952年共施工钻孔16个,试算老庙基山铜金属储量6万吨。

1952年5月9日,地质部组建三二一队,先后由郭文魁、滕野翔任队长,开始了该区铜矿资源的进一步勘查。当时的主要地质技术人员有郭宗山、沈永和、段承敬、李锡之、常印佛、朱安庆、陈庆宣、杨庆如、董南庭、刘广志、冯钟燕、朱康年、张善祯、方云波、马志恒等。同年7—9月,在铜官山矿区笔架山矿段进行槽、井探,填制1∶2500地质图;10月,在铜官山、宝山一带进行槽、井探,填制1∶2500地质图,同时开展电、磁法探矿和钻探工程。先后完成1∶2500矿床地质填图14.37平方公里、1∶1万矿区地质填图1808平方公里、1∶10万区域地质填图3705平方公里;并完成磁法、电法物探简测8.19平方公里、详测13.76平方公里、探槽15187.24立方米、浅井88.6米,1∶50坑道素描图3016米,施工钻孔96个,工作量为1.94万米。探明铜金属储量26万吨、伴生硫矿石储量1943万吨、共生铁矿石储量202万吨;并对白象山、宝山、老山和笔架山等矿床用稀疏钻孔控制。为适应矿山建设急需,于1953年底由郭文魁、郭宗山等完成了《安徽铜陵铜官山铜矿地质报告》(中间报告性质)。1954年上半年完成收尾工程,在郭宗山指导下,于同年7月由朱康年等编制了补充报告。

1954年10月,国家矿产储量委员会决议,要把两份报告合并成一份完整报告,并处理一些遗留问题,于是由常印佛等于1955年5月编制了《安徽铜陵铜官山铜矿地质勘探报告》。这份报告和上述中间报告是安徽省内第一份可供开采设计依据的详勘成果,经矿山开采证实,报告中所圈定的矿体形态、产状及矿石质量等,均与矿山开采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受到矿山开采部门好评,为我国铜矿事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地质资料。至此,铜官山铜矿勘探告一段落,三二一队转向江北地区和铜陵狮子山、凤凰山矿区,继续进行以铜为主的矿产综合普查。

铜官山铜矿勘查的主要经验是:①古地名、古采坑、古冶迹及古史料的记载,对提醒后人注意在该区找铜起了重要作用;②大量的地表铁帽显示了深部可能有较大规模工业矿体存在,需要进行深入勘查;③勘探初期总结的矿体在平面上呈“一层一圈”,剖面上沿接触带及有利层位作“桠枝状”分布,尤其是以五通石英砂岩为底板的有利层位和矿体可离开接触带而进入围岩的认识,对指导该矿床的正确勘探,很快做出评价起了决定作用;④地球物理探矿作为一种新的探矿手段在该区做了不少方法试验和效果应用工作,是国内较早开展地球物理探矿方法试验工作的基地之一,对指导该区寻找隐伏矿体起了重要作用;⑤为后来引入“层控”成矿概念,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层控夕卡岩矿床的产地,对扩大区内找矿思路也具指导意义。

自1957年开始,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对铜矿的需求量日益增加,为满足矿山生产需要,同年4月,冶金八一二队又开始在铜官山铜矿区进行普查找矿工作。到1958年共投入钻探工作量0.91万米、探槽2万立方米、井探2064米、1∶1万地质测绘10平方公里、1∶1000地质填图1.5平方公里,1959年2月由陈伯林等编写的《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矿地质报告》,包括老山、宝山、白象山、笔山等4个矿床。经安徽省冶金工业厅批准,获得铜金属储量5万吨,铁矿石储量433万吨,使该区铜累计储量达31万吨。对保证矿山扩大开采,延续矿山开采年限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1959年5月,杨华荣、姜同之等在该区普查时,发现笔山西侧罗家村地表有龙潭组和孤峰组,其构造方向也呈北东55°,推测其与岩体接触带有铜矿体存在;据此,1960年投入物探工作,圈定了0.03平方公里磁异常,经钻探验证,虽在与岩体接触带上未见工业矿体,但有3个钻孔在上二叠统大隆组的夕卡岩和夕卡岩化灰岩中见到了铜工业矿体。

老山铜矿床,1957年前地质部三二一队曾施工4个钻孔;1958年,冶金八一二队将老山矿床按第三勘探类型进行勘探,计算了铜储量。提交的《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铜矿地质报告》,经省储委审查,认为老山矿床应属第四类型,使原储量级别大大降低,勘探程度远不能满足矿山开采设计要求。铜陵有色金属公司指示所属地质勘探队(原八一二队)对该矿床补做工作,于1963年4月5日—1963年10月10日补了5个钻孔、7个浅井、2条探槽,并利用矿山坑道资料,由陈文雍、汤新民等编写了《铜官山矿区老山区地质勘探报告》,获得铜金属储量1.16万吨,铁矿石储量312万吨。

罗家村区,1960年冶金八一二队在验证磁异常时,有3个钻孔在大隆组夕卡岩和夕卡岩化灰岩中见到了铜矿体;为查清矿体延深和延展情况,1965年—1967年4月再次上钻,进行深部找矿,在青龙灰岩与龙潭组砂、页岩层间破碎带以下发现含铜夕卡岩。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由杨华荣、姜同之、周瑾瑾等人编写并提交了《安徽省铜官山矿区罗家村区地质评价报告》。完成钻探工作量0.34万米,探槽3条、浅井31个,获得铜金属储量0.51万吨。这一新层位矿床的发现,对铜陵地区寻找同类矿床有很大意义。

1980—1984年,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地质队,在笔山矿床东部开展深部找矿,使用钻探工作量4701米。1984年由江新民、杨奇等编写了《笔山东部深部矿体详查报告》,获得铜金属储量0.48万吨。1985年7月,由有色金属公司审查。

1978年—1990年6月,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地质队,在松树山—老庙基山矿床深部开展寻找深部矿体,投入钻探工作量0.94万米。1990年6月由王建新、林景龙、杨奇、杨凤林等编写了《松树山矿段深部矿体普查评价报告》,获得铜金属储量1.9万吨、铁矿石储量84万吨。

1980年10月—1986年7月,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地质队,在罗家村矿床深部进行找矿工作,投入钻探工作量0.70万米。1986年由周宗朴、汪智林、王建青等编写了《罗家村矿段深部矿体普查评价报告》,获得铜金属储量0.50万吨、铁矿石储量13万吨。1986年12月由有色金属公司审查批准。

70年代初,铜官山矿区铜矿保有储量不足10万吨,矿山生产只能维持4—5年,矿山告急。1975年5月省冶金工业厅召开有生产、勘探、科研等单位参加的找矿会议,决定加强矿区找矿,成立铜官山矿区找矿小组。八一二队集中5台钻机施工,见矿率很高,从而打开了老矿区找铜矿的新局面;1978年结束野外钻探施工,投入钻探工作量3.28万米,63个孔。1980年由高富信、阎树森、柴淑文、尹升吉等编写了《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铜矿床深部找矿评价地质报告》(包括松树山、老庙基山、宝山、白象山4个矿床),计算了储量。1983年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审查了该报告,提出修改意见。1984年6月由高富信、阎树森、张网度、肖海涛修改了上述评价地质报告,获得铜金属储量2.42万吨。

1957—1986年,八一二地质队在铜官山这样一个老矿区的深部,不断发现新的隐伏矿体,为延长铜官山铜矿的开采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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