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三国至隋唐时期儒学道教佛教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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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作为先秦以来前所未有的乱世，征伐屠戮无日无之，国家倏分倏合，王朝迭兴迭灭，世事无常、今生苦短的想法笼罩着上从帝王下到草民的每一个人。后汉明帝时即已传入中土的佛教于是乘时而兴。到北朝齐、周之世，竟有寺院三、四万间，僧尼数百万人；南朝梁时亦有寺院两千八百余所，僧尼八万余人。
这，尚不含在家信徒。
佛教拥有如此庞大的信众，占有如此之多的钱财和人丁，自是与世俗政权存在矛盾。出于财政和皇权的原因，雄才大略的北周武帝大规模灭佛，寺院财产充公，僧尼强迫还俗。
宣帝崩逝，主少国疑，政权轻松滑入丞相杨坚之手。北周易代为隋，于佛教亦是柳暗花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复兴。
杨坚自身也确实虔诚信仰。据说杨坚之父杨忠笃信佛教，曾捐建栖严寺。杨坚本人出生在冯翊的般若尼寺，由比丘尼智仙抚养成人。
相传七岁时智仙曾对他说：儿当大贵，自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这种死无对证的鬼话后来被杨坚反复宣讲，即位后“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
开皇元年，他甫夺政权，即大规模度僧，普建寺院，在战地建枷蓝追荐亡灵，下诏任听出家，令民间计口出钱，营造佛像。
同年，他又令人大规模缮写、整理佛经，百姓也云行影从。
开皇三年，赦令官立寺院行道之日百姓不得杀生。
开皇十一年在诏书中公开宣称自己要以“人王”的身份弘扬佛法。
开皇十三年，杨坚自称“弟子”，公开忏悔北周灭佛的“罪孽”，与皇后各施绢十二万匹，令臣下和百姓捐钱百万。
开皇二十年甚至动用严厉的刑法维护佛教，下诏坏佛像、渎寺庙神像“皆以恶逆论”。
整个文帝在位期间，共新造佛像十万余尊，修治旧像近十六万尊，缮新经十三余万卷，修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崇佛程度即便与南梁武帝相比，也不遑多让。
仁寿二年八月，独孤皇后去世，著作郎王邵上奏章，说皇后去世前仁寿宫“雨金银花”，大宝殿后“夜有神光”，永安宫北有“自然种种音乐”，结论是与佛经相符，证明独孤后升天成佛。
文帝信的他的妄言，对佛门更是宽待。
继位的杨广同样对佛教情有独钟。
早在他为晋王时，就从天台大师智顗受菩萨戒，得“总持菩萨”的法号。
菩萨是佛之下的果位，再之下是罗汉、金刚、八部天龙、护教珈蓝等。
开皇二十年成功夺得皇太子位后，他在长安建日严寺，广集天下高僧，并将江淮搜集的经藏与大德僧众移住于此。
即位后，于大业元年为文帝造西禅定寺，此后长安造清禅、香台等寺。
然而相比其父，杨广崇佛的程度显然要浅得多，而且对佛教也不无戒心，这可能与大业年间曾数次发生自称弥勒造反的事件有关。
因此，这位皇帝也偶尔做出一些限制佛教的举动，例如大业三年他下令沙门必须致敬王者，大业五年下令部分僧尼还俗，并拆毁一些寺院。
李渊自称“佛门弟子”
李渊曾为现今的太子祈福而刻像留念：郑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因患，先于此寺求佛。蒙佛恩力，其患得损。今为男敬造石碑像一铺，愿此功德资益弟子男及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无灾障。弟子李渊一心供养。
晋阳起兵时， 李渊曾亲临佛寺祈福。
登基为帝后的武德初年，李渊立寺造像，行斋弘佛。
当然，这种崇佛更多时候是打着佛教的幌子来推行政令的。
例如，武德元年下诏禁宰耕牛，显然是出于尽快恢复生产的目的，但诏书中却冠以“释典微妙，净业起于慈悲”的理由，似乎是为了佛教才下令禁止杀生的。
同时，各种诏书中提到宗教时，也仍然遵循隋代以来佛先道后的次序。
由于李渊对佛门的宽待，以至于佛教徒甚至参与了朝廷的一些军事行动。
如，李世民攻洛阳王世充时便曾致书少林寺借僧人之力；即便到武德七年北部边情告急时，还有个叫法雅的浮屠奏请聚京寺骁悍千僧以充军伍，虽然后来并未成行，但隐约可见佛教徒对唐庭的积极支持。
李渊不想反对日益扩大的光头教吗？
武德三年，曾为李唐起兵助过一臂之力的道士歧平定利用李渊在道教胜地楼观祈福的机会，率先提出老子乃是皇室先祖的理论。
同年，晋州樵夫吉善行奏称看见一骑白马的老叟对他说“为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贼平后，子孙享国千岁。”
这些把戏当然逃不过精明的实用主义者李渊的法眼，然而他却乐得顺水推舟，因为他非常需要这些东西来为皇室服务。
一方面，魏晋以降，门阀士族势力强大，社会门第观念根深蒂固。李家虽为北周贵姓，八柱国家之一，但在自命不凡的山东士族面前仍有暴发户那种发自内心的心虚。
现在天上突然掉下个圣人老聃做祖宗，当然乐不可支。
作为一个实用主义的政治人物，早年的李世民对佛道基本是两头不得罪。
后来做了皇帝，也是两方面的人都有，例如近臣中，萧瑀、虞世南、张亮等崇佛，房玄龄、魏征等偏道他都能一律包容。
就其本心而言，糅合了道家“清静无为”政治思想的儒家“民本”、“王道”理论对其施政影响最大。更为重要的是，道士们积极主动地参与了李世民夺取政权的秘密活动。
武德末，李渊下令不准秦王与房玄龄、杜如晦等接触。发动玄武门事变前，房、杜二人是化装成道士才潜入秦王府的。
由此可见，当时秦王府正常就应该是道士如云，以至于在这关键时刻多出个把道士都不会引起东宫探子的注意。
从历史上来看，道士似乎有装神弄鬼参与高层政治的癖好。
即便是好佛的隋文帝杨坚在夺取政权时，也有道士张宾、焦子顺“当高祖龙潜时，私谓高祖曰：‘公当为天子，善自爱。’”
隋末天下大乱，道士们更是上窜下跳，各找主人。东都道士桓法嗣投靠王世充，泰山道士徐洪客则寄希望于李密，时为道士的魏徵亦“进十策以干密”。
然而更多的道士看好李家父子，其中以楼观歧晖和茅山宗王远知为代表。
歧晖早在大业七年，即宣称“天道将改，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
大业十三年李渊起兵至蒲津时，歧晖兴奋异常：“此真君来也，必平定四方矣。”于是改名平定，派道士八十余人接应，并尽观中粮以资助唐军。
李世民与道士们也没有少来往。
在平王世充的洛阳会战中，他与房玄龄微服拜访茅山宗第十代宗师王远知。
此人高干家庭出身，其祖为梁江州刺史，父为陈扬州刺史，见过陈宣帝，也与隋炀帝关系亲密。大业七年，在涿郡临朔宫会面时，杨广还执弟子礼。
不过老头虽与杨广打得火热，但私下也与李渊勾勾搭搭，唐兴后李渊因其曾密告符命而授朝散大夫，赐金缕冠、紫丝霞帔。
另一方面，佛教与正府在财政、兵源等方面存在尖锐矛盾，而借助道教抑制、打击佛教则比起单纯使用政治高压手段打击佛教要有效得多。
三者，隋末社会上“老君度世，李姓当王”的民谣四处传播，主动尊老崇道不但能够利用这个符谶来推销自己，还能占尽先机，免得别人借题发挥。
李渊和道士们在祖宗问题上一拍即合，佛教的麻烦从此不断。
武德四年，道教开始发难。
前道士、太史令傅奕上及，首先极力抬高老、孔，建议李渊“布李老无为之风而民自化，执孔子爱敬之礼而天下孝慈。”
李世民是个有恩报恩的人，对于为他夺权出过力的，无不关怀备至。
登基后，对王远知“将加重位”，但王远知“固请归山”，只好在贞观九年于茅山为他置太平观，并专门颁诏大大吹捧了一番。
对另一个劝进的薛颐，则授太史丞，累迁太史令，并在醴泉县九緵山为其置紫府观。
此外，贞观二年李世民还为衡岳观书额，请张天师惠朗度道士四十九人，又为桐柏先生王轨建华阳观。贞观五年，太子承乾有疾，道士秦英祈祷，建西华观。
佛教当然也曾为李世民出过力。
例如，与洛阳方面作战时，少林寺僧众就曾施以援手。
李世民也写了表彰信表明对佛教的爱护：“我国家膺图受录，护持正谛”，“德通黔首，化阐缁林，既沐来苏之恩，俱承彼岸之惠”。
但是相比道教，以法琳为首的佛教势力在李世民的私人问题上却站错了队，基本上偏向太子建成，因此不讨他的欢心也就很正常了。
然而，佛教思想却对李世民有一定影响。
如果说道家思想融入李世民的治国理念之中，那么佛教文化就融入了李世民的人文气质之中。
这是因为，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很快有所分化，面对下层民众以“地狱”、“来世”为核心概念进行宣传，而在精英知识分子中，则更多以玄奥的哲学思辨来吸引眼球。
无论是否信佛，作为贵族文人，必然不知不觉地受到佛学思想的熏陶。李世民虽然出身军事贵族，但却有着与生俱来的文人气质，而这气质中则有着若隐若现的“佛根”。
观李世民诗歌，一个有趣的发现是“空”竟然是这位少年得志的军政奇才诗作的关键词。
目前录其诗九十吧首，直接以“空”字入诗的竟高达二十首。
例如，：“瑞气荣丹阙，祥烟散碧空”、：“叶铺荒草蔓，流竭半池空”、：“飒飒高天吹，氛澄下炽空”，：“朦柳添丝密，含吹织空罗”等等。
另一个频用“空”字的诗人乃是号称诗佛的王维：“空山不见人”，“夜静春山空”，“空山新雨后”等等。
最有代表性的乃是李世民的一诗。
“拂霞疑电落，腾虚状写虹。屈伸烟雾里，低举白云中。纷披乍依回，掣曳或随风。念兹轻薄质，无翅强摇空。”
在描绘了幡的千姿百态后，李世民一语道破:其本性无自，一切皆空幻。
很明显这是佛教中观论的“色即空”的思想。
此诗由幡之动而悟空理，虽然还没达到六祖慧能“非幡动、风动，人心自动”的牛逼境界，但也已远超俗见。
这一年，长孙氏身患重病，太子承乾提出扩大僧尼道士人数，以求佛祖保佑。皇后不答应，说：“佛道者，示存异方之教耳，非惟政体靡弊，又是上所不为，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
枕边人和贤内助的话，自然最能反映李世民的真实想法。
可以说，此时他对佛教的印象已经非常不好，只等发作的机会了。
另一件事情的发展也逐步对佛教不利。
武德年间，李唐皇族对自身门第问题非常敏感，他在贞观初年兢兢业业对内对外都取得显着成绩后，开始关心此事，试图利用政治手段彻底定局。
贞观五到六年间，他动议修订。
前后好几年，初稿出来，以皇帝之尊，竟然门第没有黄门侍郎崔干高，不由大为光火。
传统士族力量如此强大，社会门阀观念如此顽固，使得他不得不考虑再次利用宗教来做做文章。
由于南北朝以来的“夷夏之辩”仍为唐初社会流行思潮，李唐皇族为了洗清“胡族”之嫌，就必须通过尊崇本土道教来证明自己在文化上属于华夏本支，而“殊俗之典”、“异方之教”的佛教正好成为打击的靶子。
贞观十一年，他开始对佛教采取公开抑制政策。
二月，下，重申老子是皇族远祖，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强调道教的重要，并大肆渲染了佛教的流弊。
佛教徒们立即作出强烈反应，聚众请愿，“时京邑僧众，咸诣阔庭上表”，带头人包括法琳、智实、法常、慧净等。
法琳这次学精了，知道皇室认老子做祖宗是认定了，于是上表说：“今之道士并是黄巾之余，本非老君之裔，妄托老君之后，实是左道之苗。”
试图把道教与老子割裂开来，使李世民只尊老子不祟道教。
李世民当然不吃这一套，遣中书侍郎岑文本宣谕说：“语诸僧等，明诏既下，如也不伏，国有严科”。
高压之下，法琳等人只好“饮气吞声”，而智实拒不奉诏，慨然道：“吾固知势不可为，所以争者，欲后世知大唐有僧耳！”
出头椽子先烂掉。
智实遭杖责流放，次年病卒。
此情此景，一众道士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益发受到鼓舞。
贞观十三年九月，道士们再次发难，矛头直指缠斗了数十年的佛教领袖法琳。
道士秦世英向朝廷告密，翻出武德年间老账，说法琳诽谤皇室始祖。
李世民新帐老帐一起算，立即逮捕法琳加以推问。
十月二十七日，刑部尚书刘德威、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侍御史韦淙、司空毛明素等进行审问，法琳辞气不屈。于是皇帝亲自出场，与法琳来回问答二百余条。
情急之下，老和尚口不择言，说皇室出自代北李，即阴山贵种鲜卑族达达这一系，译为唐言，即为李氏；而李耳属于陇西李。
并说李耳其父名韩虔，字元卑也就是天字第一号卑践货的意思，是个独眼、跋足、无耳的乞丐，终生娶不起妻，七十二岁时与邻里老婢私通，在李子树下生出李耳，始以李氏为姓。
法琳说皇室“弃代北而认陇西”，是“以金易愉石，以绢易褛褐”。
这些话句句戳到李世民痛处，于是勃然大怒，宣布处死，但缓期七天，让法琳念观音菩萨，看到时候能不能保佑他脑袋不掉。
七天后李世民遣人复审，法琳终于服软，拍马屁说：“七日以来，未念观音，惟念陛下”，陛下“子育恒品”，就是当今观音。
又捏准了李世民好名的软肋，说“陛下若顺忠顺正，琳则不损一毛；陛下若刑滥无辜，琳唯有伏尸之”。
李世民拿他没办法，再问他佛、道优劣，这次法琳回答称旨，于是顺坡下驴，免死流往益州为僧。
法琳委屈不已，路上作，在赴益州途中病故于百宇关菩提寺。
法琳一死，佛教势力大挫，不得不接受了道先佛后的新秩序。
沙门的看门犬法琳去见光头祖了，李世民没有停下脚步。
然而随着年岁渐长，亲朋故旧日渐凋零，尤其李渊去世、第二年长孙氏辞世后，李世民环顾四周。
虽然功业赫赫，但慈母早逝，两个同胞兄弟和十个侄儿死在自己手中，老父被逼退位后至死满怀戒心，不复当年融洽，人到中年又丧佳偶，爱女早夭，两个儿子钩心斗角，心情自非一般人所能体会。
道教虽然能教人长生不老和房中术，但对心灵的安慰还是佛教更加拿手。可以说，此时这位李世民难免会有一些佛家的情绪。
大约在贞观十五年前后，李世民梦见几年前去世的近臣、文学和书法好友虞世南，心头怅惘，颁下，很能说明他此时的心境。
“故礼部尚书文懿公虞世南，德行纯备，文为辞宗...申朕思旧之情。可即其家，斋五百僧，造佛像一躯。”
在梦见虞世南前后，李世民亲临弘福寺为已去世五年的长孙氏追福。
宏福寺乃是为其母亲穆太后所造，于是召唤几位高僧一起闲谈，“言及太后，悲不自胜，掩泪吞声。久而言曰:‘朕以早丧慈亲，无由反哺。风树之痛，有切于怀。庶凭景福，上资宾佑。朕比以老子居左，师等不有怨乎?’”
主持道意回答说:“僧等比者安心行道，何敢忘焉。”语气七分软又带三分硬。
于是李世民几乎乞求谅解一般说：“佛道大小，朕以久知；释李尊卑，通人自鉴。岂以一时在上，既为胜也。朕以宗承柱下，且将老子居先。植福归心，投诚自别。比来檀舍，佥向释门，凡所葺修，俱为佛寺，诸法师等，知朕意焉。”
这样一番自我辩解的话出自当年天不怕地不怕的太宗之口，恐怕也是他意识到自己尽管身为帝王，却仍然不过是个凡人，生老病死皆不在自己掌控之中，因此不得不试图向佛祖示好，以期增老父慈母和爱妻在幽冥之中的福分吧。
李世民心中有了这样的心理铺垫，佛教也就有了重生的机会。
贞观十八年，正在洛阳筹划解决高丽问题的李世民，接到了一道来自远方的上表，语气谦恭，充满期盼和忐忑。看到上表人的名号，他决定召见。
李世民想要通过玄奘的嘴巴了解西域诸国的民情、军事力量、地形等等。
于是，他派留守的梁国公房玄龄等人出城迎接。
史载数十万人涌上街头，其时“瑞云现于日北，团圆如盖，红白相映，当于像上显**光，既非绕日，同共嗟仰!”
为了得到的玄奘脑袋里的一百三十八国的资料和见闻，李世民不得不派出宰相房玄龄和太子左庶子许敬宗亲自出马。
玄奘答应给李世民写，但李世民必须帮他把带回来的经书翻译出来。
李世民妥协了。
但民间却以为皇室再次偏向光头教。
等李世民从辽东回来，不再是龙马精神的他，只好任由光头教再次兴盛起来。
自此，李世民到临死之前，没再干预佛道两教发展。
之后，尚且年轻的李治，既体会不到他父祖两代对待宗教的出发点，又没有得到李世民的明确指示，还收了一位声称弥勒转世的未来女帝，佛道两教彻底不知收敛了。
古代有汉儒有宋儒有明儒的说法，唯独没有唐儒，因为唐朝的儒家在释道儒三派学说里地位最末。
三国至唐，儒家分南北。北方儒学被各地“留守”家族掌握，庶民几难求学。南方侨居家族以及本地家族视北方儒学为不正统，但他们又在儒学里夹在佛学和玄学。
之安史之乱后，儒学的地位更是堪忧，以至于韩愈等人不得不大声疾呼，要搞古文运动。所谓的古文就是儒学。
唐朝唯一能拿出手的儒家新典籍，是孔颖达的《五经正义》。
道家：
这，尚不含在家信徒。
佛教拥有如此庞大的信众，占有如此之多的钱财和人丁，自是与世俗政权存在矛盾。出于财政和皇权的原因，雄才大略的北周武帝大规模灭佛，寺院财产充公，僧尼强迫还俗。
宣帝崩逝，主少国疑，政权轻松滑入丞相杨坚之手。北周易代为隋，于佛教亦是柳暗花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复兴。
杨坚自身也确实虔诚信仰。据说杨坚之父杨忠笃信佛教，曾捐建栖严寺。杨坚本人出生在冯翊的般若尼寺，由比丘尼智仙抚养成人。
相传七岁时智仙曾对他说：儿当大贵，自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这种死无对证的鬼话后来被杨坚反复宣讲，即位后“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
开皇元年，他甫夺政权，即大规模度僧，普建寺院，在战地建枷蓝追荐亡灵，下诏任听出家，令民间计口出钱，营造佛像。
同年，他又令人大规模缮写、整理佛经，百姓也云行影从。
开皇三年，赦令官立寺院行道之日百姓不得杀生。
开皇十一年在诏书中公开宣称自己要以“人王”的身份弘扬佛法。
开皇十三年，杨坚自称“弟子”，公开忏悔北周灭佛的“罪孽”，与皇后各施绢十二万匹，令臣下和百姓捐钱百万。
开皇二十年甚至动用严厉的刑法维护佛教，下诏坏佛像、渎寺庙神像“皆以恶逆论”。
整个文帝在位期间，共新造佛像十万余尊，修治旧像近十六万尊，缮新经十三余万卷，修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崇佛程度即便与南梁武帝相比，也不遑多让。
仁寿二年八月，独孤皇后去世，著作郎王邵上奏章，说皇后去世前仁寿宫“雨金银花”，大宝殿后“夜有神光”，永安宫北有“自然种种音乐”，结论是与佛经相符，证明独孤后升天成佛。
文帝信的他的妄言，对佛门更是宽待。
继位的杨广同样对佛教情有独钟。
早在他为晋王时，就从天台大师智顗受菩萨戒，得“总持菩萨”的法号。
菩萨是佛之下的果位，再之下是罗汉、金刚、八部天龙、护教珈蓝等。
开皇二十年成功夺得皇太子位后，他在长安建日严寺，广集天下高僧，并将江淮搜集的经藏与大德僧众移住于此。
即位后，于大业元年为文帝造西禅定寺，此后长安造清禅、香台等寺。
然而相比其父，杨广崇佛的程度显然要浅得多，而且对佛教也不无戒心，这可能与大业年间曾数次发生自称弥勒造反的事件有关。
因此，这位皇帝也偶尔做出一些限制佛教的举动，例如大业三年他下令沙门必须致敬王者，大业五年下令部分僧尼还俗，并拆毁一些寺院。
李渊自称“佛门弟子”
李渊曾为现今的太子祈福而刻像留念：郑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因患，先于此寺求佛。蒙佛恩力，其患得损。今为男敬造石碑像一铺，愿此功德资益弟子男及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无灾障。弟子李渊一心供养。
晋阳起兵时， 李渊曾亲临佛寺祈福。
登基为帝后的武德初年，李渊立寺造像，行斋弘佛。
当然，这种崇佛更多时候是打着佛教的幌子来推行政令的。
例如，武德元年下诏禁宰耕牛，显然是出于尽快恢复生产的目的，但诏书中却冠以“释典微妙，净业起于慈悲”的理由，似乎是为了佛教才下令禁止杀生的。
同时，各种诏书中提到宗教时，也仍然遵循隋代以来佛先道后的次序。
由于李渊对佛门的宽待，以至于佛教徒甚至参与了朝廷的一些军事行动。
如，李世民攻洛阳王世充时便曾致书少林寺借僧人之力；即便到武德七年北部边情告急时，还有个叫法雅的浮屠奏请聚京寺骁悍千僧以充军伍，虽然后来并未成行，但隐约可见佛教徒对唐庭的积极支持。
李渊不想反对日益扩大的光头教吗？
武德三年，曾为李唐起兵助过一臂之力的道士歧平定利用李渊在道教胜地楼观祈福的机会，率先提出老子乃是皇室先祖的理论。
同年，晋州樵夫吉善行奏称看见一骑白马的老叟对他说“为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贼平后，子孙享国千岁。”
这些把戏当然逃不过精明的实用主义者李渊的法眼，然而他却乐得顺水推舟，因为他非常需要这些东西来为皇室服务。
一方面，魏晋以降，门阀士族势力强大，社会门第观念根深蒂固。李家虽为北周贵姓，八柱国家之一，但在自命不凡的山东士族面前仍有暴发户那种发自内心的心虚。
现在天上突然掉下个圣人老聃做祖宗，当然乐不可支。
作为一个实用主义的政治人物，早年的李世民对佛道基本是两头不得罪。
后来做了皇帝，也是两方面的人都有，例如近臣中，萧瑀、虞世南、张亮等崇佛，房玄龄、魏征等偏道他都能一律包容。
就其本心而言，糅合了道家“清静无为”政治思想的儒家“民本”、“王道”理论对其施政影响最大。更为重要的是，道士们积极主动地参与了李世民夺取政权的秘密活动。
武德末，李渊下令不准秦王与房玄龄、杜如晦等接触。发动玄武门事变前，房、杜二人是化装成道士才潜入秦王府的。
由此可见，当时秦王府正常就应该是道士如云，以至于在这关键时刻多出个把道士都不会引起东宫探子的注意。
从历史上来看，道士似乎有装神弄鬼参与高层政治的癖好。
即便是好佛的隋文帝杨坚在夺取政权时，也有道士张宾、焦子顺“当高祖龙潜时，私谓高祖曰：‘公当为天子，善自爱。’”
隋末天下大乱，道士们更是上窜下跳，各找主人。东都道士桓法嗣投靠王世充，泰山道士徐洪客则寄希望于李密，时为道士的魏徵亦“进十策以干密”。
然而更多的道士看好李家父子，其中以楼观歧晖和茅山宗王远知为代表。
歧晖早在大业七年，即宣称“天道将改，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
大业十三年李渊起兵至蒲津时，歧晖兴奋异常：“此真君来也，必平定四方矣。”于是改名平定，派道士八十余人接应，并尽观中粮以资助唐军。
李世民与道士们也没有少来往。
在平王世充的洛阳会战中，他与房玄龄微服拜访茅山宗第十代宗师王远知。
此人高干家庭出身，其祖为梁江州刺史，父为陈扬州刺史，见过陈宣帝，也与隋炀帝关系亲密。大业七年，在涿郡临朔宫会面时，杨广还执弟子礼。
不过老头虽与杨广打得火热，但私下也与李渊勾勾搭搭，唐兴后李渊因其曾密告符命而授朝散大夫，赐金缕冠、紫丝霞帔。
另一方面，佛教与正府在财政、兵源等方面存在尖锐矛盾，而借助道教抑制、打击佛教则比起单纯使用政治高压手段打击佛教要有效得多。
三者，隋末社会上“老君度世，李姓当王”的民谣四处传播，主动尊老崇道不但能够利用这个符谶来推销自己，还能占尽先机，免得别人借题发挥。
李渊和道士们在祖宗问题上一拍即合，佛教的麻烦从此不断。
武德四年，道教开始发难。
前道士、太史令傅奕上及，首先极力抬高老、孔，建议李渊“布李老无为之风而民自化，执孔子爱敬之礼而天下孝慈。”
李世民是个有恩报恩的人，对于为他夺权出过力的，无不关怀备至。
登基后，对王远知“将加重位”，但王远知“固请归山”，只好在贞观九年于茅山为他置太平观，并专门颁诏大大吹捧了一番。
对另一个劝进的薛颐，则授太史丞，累迁太史令，并在醴泉县九緵山为其置紫府观。
此外，贞观二年李世民还为衡岳观书额，请张天师惠朗度道士四十九人，又为桐柏先生王轨建华阳观。贞观五年，太子承乾有疾，道士秦英祈祷，建西华观。
佛教当然也曾为李世民出过力。
例如，与洛阳方面作战时，少林寺僧众就曾施以援手。
李世民也写了表彰信表明对佛教的爱护：“我国家膺图受录，护持正谛”，“德通黔首，化阐缁林，既沐来苏之恩，俱承彼岸之惠”。
但是相比道教，以法琳为首的佛教势力在李世民的私人问题上却站错了队，基本上偏向太子建成，因此不讨他的欢心也就很正常了。
然而，佛教思想却对李世民有一定影响。
如果说道家思想融入李世民的治国理念之中，那么佛教文化就融入了李世民的人文气质之中。
这是因为，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很快有所分化，面对下层民众以“地狱”、“来世”为核心概念进行宣传，而在精英知识分子中，则更多以玄奥的哲学思辨来吸引眼球。
无论是否信佛，作为贵族文人，必然不知不觉地受到佛学思想的熏陶。李世民虽然出身军事贵族，但却有着与生俱来的文人气质，而这气质中则有着若隐若现的“佛根”。
观李世民诗歌，一个有趣的发现是“空”竟然是这位少年得志的军政奇才诗作的关键词。
目前录其诗九十吧首，直接以“空”字入诗的竟高达二十首。
例如，：“瑞气荣丹阙，祥烟散碧空”、：“叶铺荒草蔓，流竭半池空”、：“飒飒高天吹，氛澄下炽空”，：“朦柳添丝密，含吹织空罗”等等。
另一个频用“空”字的诗人乃是号称诗佛的王维：“空山不见人”，“夜静春山空”，“空山新雨后”等等。
最有代表性的乃是李世民的一诗。
“拂霞疑电落，腾虚状写虹。屈伸烟雾里，低举白云中。纷披乍依回，掣曳或随风。念兹轻薄质，无翅强摇空。”
在描绘了幡的千姿百态后，李世民一语道破:其本性无自，一切皆空幻。
很明显这是佛教中观论的“色即空”的思想。
此诗由幡之动而悟空理，虽然还没达到六祖慧能“非幡动、风动，人心自动”的牛逼境界，但也已远超俗见。
这一年，长孙氏身患重病，太子承乾提出扩大僧尼道士人数，以求佛祖保佑。皇后不答应，说：“佛道者，示存异方之教耳，非惟政体靡弊，又是上所不为，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
枕边人和贤内助的话，自然最能反映李世民的真实想法。
可以说，此时他对佛教的印象已经非常不好，只等发作的机会了。
另一件事情的发展也逐步对佛教不利。
武德年间，李唐皇族对自身门第问题非常敏感，他在贞观初年兢兢业业对内对外都取得显着成绩后，开始关心此事，试图利用政治手段彻底定局。
贞观五到六年间，他动议修订。
前后好几年，初稿出来，以皇帝之尊，竟然门第没有黄门侍郎崔干高，不由大为光火。
传统士族力量如此强大，社会门阀观念如此顽固，使得他不得不考虑再次利用宗教来做做文章。
由于南北朝以来的“夷夏之辩”仍为唐初社会流行思潮，李唐皇族为了洗清“胡族”之嫌，就必须通过尊崇本土道教来证明自己在文化上属于华夏本支，而“殊俗之典”、“异方之教”的佛教正好成为打击的靶子。
贞观十一年，他开始对佛教采取公开抑制政策。
二月，下，重申老子是皇族远祖，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强调道教的重要，并大肆渲染了佛教的流弊。
佛教徒们立即作出强烈反应，聚众请愿，“时京邑僧众，咸诣阔庭上表”，带头人包括法琳、智实、法常、慧净等。
法琳这次学精了，知道皇室认老子做祖宗是认定了，于是上表说：“今之道士并是黄巾之余，本非老君之裔，妄托老君之后，实是左道之苗。”
试图把道教与老子割裂开来，使李世民只尊老子不祟道教。
李世民当然不吃这一套，遣中书侍郎岑文本宣谕说：“语诸僧等，明诏既下，如也不伏，国有严科”。
高压之下，法琳等人只好“饮气吞声”，而智实拒不奉诏，慨然道：“吾固知势不可为，所以争者，欲后世知大唐有僧耳！”
出头椽子先烂掉。
智实遭杖责流放，次年病卒。
此情此景，一众道士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益发受到鼓舞。
贞观十三年九月，道士们再次发难，矛头直指缠斗了数十年的佛教领袖法琳。
道士秦世英向朝廷告密，翻出武德年间老账，说法琳诽谤皇室始祖。
李世民新帐老帐一起算，立即逮捕法琳加以推问。
十月二十七日，刑部尚书刘德威、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侍御史韦淙、司空毛明素等进行审问，法琳辞气不屈。于是皇帝亲自出场，与法琳来回问答二百余条。
情急之下，老和尚口不择言，说皇室出自代北李，即阴山贵种鲜卑族达达这一系，译为唐言，即为李氏；而李耳属于陇西李。
并说李耳其父名韩虔，字元卑也就是天字第一号卑践货的意思，是个独眼、跋足、无耳的乞丐，终生娶不起妻，七十二岁时与邻里老婢私通，在李子树下生出李耳，始以李氏为姓。
法琳说皇室“弃代北而认陇西”，是“以金易愉石，以绢易褛褐”。
这些话句句戳到李世民痛处，于是勃然大怒，宣布处死，但缓期七天，让法琳念观音菩萨，看到时候能不能保佑他脑袋不掉。
七天后李世民遣人复审，法琳终于服软，拍马屁说：“七日以来，未念观音，惟念陛下”，陛下“子育恒品”，就是当今观音。
又捏准了李世民好名的软肋，说“陛下若顺忠顺正，琳则不损一毛；陛下若刑滥无辜，琳唯有伏尸之”。
李世民拿他没办法，再问他佛、道优劣，这次法琳回答称旨，于是顺坡下驴，免死流往益州为僧。
法琳委屈不已，路上作，在赴益州途中病故于百宇关菩提寺。
法琳一死，佛教势力大挫，不得不接受了道先佛后的新秩序。
沙门的看门犬法琳去见光头祖了，李世民没有停下脚步。
然而随着年岁渐长，亲朋故旧日渐凋零，尤其李渊去世、第二年长孙氏辞世后，李世民环顾四周。
虽然功业赫赫，但慈母早逝，两个同胞兄弟和十个侄儿死在自己手中，老父被逼退位后至死满怀戒心，不复当年融洽，人到中年又丧佳偶，爱女早夭，两个儿子钩心斗角，心情自非一般人所能体会。
道教虽然能教人长生不老和房中术，但对心灵的安慰还是佛教更加拿手。可以说，此时这位李世民难免会有一些佛家的情绪。
大约在贞观十五年前后，李世民梦见几年前去世的近臣、文学和书法好友虞世南，心头怅惘，颁下，很能说明他此时的心境。
“故礼部尚书文懿公虞世南，德行纯备，文为辞宗...申朕思旧之情。可即其家，斋五百僧，造佛像一躯。”
在梦见虞世南前后，李世民亲临弘福寺为已去世五年的长孙氏追福。
宏福寺乃是为其母亲穆太后所造，于是召唤几位高僧一起闲谈，“言及太后，悲不自胜，掩泪吞声。久而言曰:‘朕以早丧慈亲，无由反哺。风树之痛，有切于怀。庶凭景福，上资宾佑。朕比以老子居左，师等不有怨乎?’”
主持道意回答说:“僧等比者安心行道，何敢忘焉。”语气七分软又带三分硬。
于是李世民几乎乞求谅解一般说：“佛道大小，朕以久知；释李尊卑，通人自鉴。岂以一时在上，既为胜也。朕以宗承柱下，且将老子居先。植福归心，投诚自别。比来檀舍，佥向释门，凡所葺修，俱为佛寺，诸法师等，知朕意焉。”
这样一番自我辩解的话出自当年天不怕地不怕的太宗之口，恐怕也是他意识到自己尽管身为帝王，却仍然不过是个凡人，生老病死皆不在自己掌控之中，因此不得不试图向佛祖示好，以期增老父慈母和爱妻在幽冥之中的福分吧。
李世民心中有了这样的心理铺垫，佛教也就有了重生的机会。
贞观十八年，正在洛阳筹划解决高丽问题的李世民，接到了一道来自远方的上表，语气谦恭，充满期盼和忐忑。看到上表人的名号，他决定召见。
李世民想要通过玄奘的嘴巴了解西域诸国的民情、军事力量、地形等等。
于是，他派留守的梁国公房玄龄等人出城迎接。
史载数十万人涌上街头，其时“瑞云现于日北，团圆如盖，红白相映，当于像上显**光，既非绕日，同共嗟仰!”
为了得到的玄奘脑袋里的一百三十八国的资料和见闻，李世民不得不派出宰相房玄龄和太子左庶子许敬宗亲自出马。
玄奘答应给李世民写，但李世民必须帮他把带回来的经书翻译出来。
李世民妥协了。
但民间却以为皇室再次偏向光头教。
等李世民从辽东回来，不再是龙马精神的他，只好任由光头教再次兴盛起来。
自此，李世民到临死之前，没再干预佛道两教发展。
之后，尚且年轻的李治，既体会不到他父祖两代对待宗教的出发点，又没有得到李世民的明确指示，还收了一位声称弥勒转世的未来女帝，佛道两教彻底不知收敛了。
古代有汉儒有宋儒有明儒的说法，唯独没有唐儒，因为唐朝的儒家在释道儒三派学说里地位最末。
三国至唐，儒家分南北。北方儒学被各地“留守”家族掌握，庶民几难求学。南方侨居家族以及本地家族视北方儒学为不正统，但他们又在儒学里夹在佛学和玄学。
之安史之乱后，儒学的地位更是堪忧，以至于韩愈等人不得不大声疾呼，要搞古文运动。所谓的古文就是儒学。
唐朝唯一能拿出手的儒家新典籍，是孔颖达的《五经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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