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中国核试验成功50年之际，人人总会想起“如果没有两弹一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50年来，尽管西方一些舆论常常对中国的核政策和核武器指指点点，但中国始终强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坚定承诺永远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核武器。有中国战略学家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消灭核武器。”而在英国民间研究机构“核消除运动”主席看来，过去半个世纪，中国没有因为拥有核武器而去威胁世界、获取地区利益，中国所表现的姿态，就是一个负责任的有核国家。
“中国拥有了原子弹，却没有引发世界核战争”
“老实告诉你，约翰逊先生(时任美国总统)，中国在没有核武器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慑服于你们的核威胁。中国现在有了核武器，固然可以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筑在核武器上。”这是1964年10月22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题为“打破核垄断，消灭核武器”重要文章中的一段话，体现了我国拥有核武器后的国家立场，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回想那段重要历史，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杨承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1964年10月16日下午，我国试验成功原子弹，当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鲜明提出中国的核政策是‘不首先使用’，坚定承诺永远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核武器，强调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消灭核武器。这篇社论所提出的重要思想，我国至今仍在沿用，已成为我们坚定的基本国策”。他披露，社论中的很多用语都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自撰写修改的，今天看起来仍然是用词精准、立场鲜明、大气磅礴。
“中国依靠自身力量进行原子弹试验获得成功，迫使美国陷于不能无视中国的状态。”“中国核试验是对以美苏为中心的、固定化的国际关系的决定性破坏，把世界大快步推向多极化。”这些是半个世纪前国际媒体报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的主调。即使当时日本国内对中国的核试验有不少“抗议”声，甚至刚举行一周的东京奥运会增添了一层“紧迫感”，但共同社1964年10月18日的电文同样认为：“中国的核试验，不亚于1949年打破美国核垄断局面的苏联核试验，它对世界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日本外务省官员承认，进入排外的核“俱乐部”使中国获得“亚洲第一大国”的称号，很难再把“共产党中国”排除出国际大家庭。《读卖新闻》在题为“激动的世界和日本”的社论说：“赫鲁晓夫下台、中国的核试验、英国工党的胜利，这些相继发生的不寻常的变化，是战后国际政治划时代的重要事件。”《瑞典日报》说：“中国在赫鲁晓夫下台后立刻爆炸原子弹是一个讽刺。”合众国际社称：“心理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个非白人的国家第一次打开军事技术中最深奥的秘密。中国人已插足于一个过去只有西方民族才能进入的领域。”
美国《国民前卫》周刊1964年10月31日在谈到中国核武器的影响时表示：“中国此举不仅是警告华盛顿，也是警告东京，“东京正在美国的压力下成为美国空军和潜艇的正式核基地，在苏联和中国现在都有核武器的情况下，日本只有至少严守核中立政策才能有把握逃避核战火。”“俄罗斯之声”2012年2月进行过“美国上世纪60年代曾想把中国核武器项目扼杀在摇篮里，但怕引发世界大战最终放弃”的报道。文章最后说，“果不其然，中国虽然拥有了原子弹，却没有引发世界核战争”。
50年后，外电对中国拥有核武器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德国全球新闻网10月15日在评论“中国首次核弹试爆成功50年”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说，核武器只是远东崛起大国的一个发展成就，现在中国已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导者”，成为制造手机、智能电视、高铁、汽车的大国。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10月14日发表题为“中国的核战略：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文章称，自1964年中国进行首次核武器试验，50年时间过去了，中国研发了一定数量的新型核武器和多次进行试验。1992年中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6年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中国发展核武器库的唯一目的是避免核讹诈”
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政策被外界议论得最多。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中国项目主任顾克冈(Gregory Kulacki)近日撰文说：“10月16日，中国将纪念其首次成功核试验50周年。1964年的同一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称——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过去50年来，中国政府多次重申该声明，最近一次是今年4月。”他认为，该声明似乎是一种道德宣言或象征性举动，但也反映出中国的现实考量，即对中国而言，任何使用核武器的场景都会对中国造成不利结果。因此，避免遭受核讹诈是中国发展核武器库的唯一目的。印度Zeenew网站今年4月刊文表示：“中国是世界上首个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但巴基斯坦并未如此承诺。”实际上，印度也没有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提到，中国公布的国防白皮书中明确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继续遵循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原则，对外表明爱好和平的立场。中国核武器的数量将保持在最低限度，但中国的核武器数量对外界来说一直是个秘密。中国表示，其核武器数量没有超过英国，这样可以预计，中国核武器数量为200多枚。中国明白，发生核大战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只保持最低限度的核武器对某些国家实施核遏制。
预计在2021年前，中国核战略力量在数量上不会发生大变化，中国仍将保护数量不多的核盾牌，但能够对某些国家实施有效的核反击。俄《独立军事评论》今年5月评论说，尽管中国的核力量远远落后于俄美两国，但它在所有核国家中是唯一公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中国的原则是拥有保护国家安全的最低限度的核威慑力。
还有国际学者认为，“中国的核武器库相比美俄来说，太小太单一，警戒状态过低”，但事实证明，中国的核政策非常有效和巧妙。日本“海国防卫日志”网站去年3月5日称，近20年来，中国战略级弹道导弹的制造尚未达到量产，而且一直控制核武数量的增加，“中国的核武器之所以未对美国的大城市构成核报复攻击能力，是因为中国一直将核武能力控制在最低程度”。
即使如此，中国核武力量发展仍令美国一些人疑神疑鬼。美国“自由灯塔网站”10月13日报道称，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今年的年度报告草案表示，中国的核打击力量依然不为人知，是有意保持“战略模糊性”。美国帕特森外交和国际商业学院副教授罗伯特·法利今年经常在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上刊文谈论“美国是否该担心中国的核武器”“美国要当心中国五大军事‘撒手锏’”的话题。法利认为，中国正在改进和重组核武库，比如研制的“东风-41”洲际导弹表明，中国不再强调“最低威慑”，而是向保证二次打击的转变。西方一些文章还谈论，相比拥有比较丰富的陆基导弹发射经验，中国过去还缺乏指挥和控制核潜艇的经验，但中国正不断增强“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还有俄媒渲染中国第一枚能机动发射的弹道导弹“东风-31B”射程上万公里，能抵达美国或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而且很难让人捕捉到它的发射信息。
“中国核武器试验成功后，西方曾蔓延‘黄祸论’，但历史证实，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有核国家，并没有威胁世界和其他国家。”德国柏林中国问题专家夫罗里扬·卢佩16日这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认为，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约国，中国在核裁军等方面做出表率，维护了世界和平。
回顾这50年，杨承军说，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有核国家，我们永远不会与核大国在核武器上比数量、比规模，只是体现“你有我也有”，以“四两拨千斤”；我们使用多种技术和管理手段，做到了核安全；我国庄严承诺并做到了核不扩散，而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核大国却对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标准，并没有做到一视同仁。
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专家沃尔洪斯基也对美国的做法很不满，他去年曾提到，“美国在针对已实际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问题上，采用的是令人沮丧的双重标准”，“世界上唯一在现实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就是美国，在广岛和长崎使用核武器针对的是当地的平民”。
“中国没用手中的核武器要挟获取地区利益”
目前，各家智库对全球核武器数量的统计有不少出入，估算约有两万枚。如果按照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13年年鉴的数据看，全球核弹头总数在减少：其中美国从8000枚减至7700枚，处于实战部署的核弹头1722枚；俄罗斯从1万枚减至8500枚，实战部署约1500枚；法国300枚，英国225枚；“核门槛国家”中，以色列80枚，巴基斯坦120枚，印度90至110枚。
世界保持着“两超多强”的核战略格局，而一些有核国家“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原则仍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构成较大威胁。俄新社10月13日援引俄战略技术分析中心专家卡申的话说，“中国早晚将成为第三大核武国家，打破俄美垄断核威慑力的两极格局，如果中国拥有的核武数量太少，则会面临逐渐增长的核打击威胁”。
展望未来的世界核形势，杨承军表示，当前国际核形势不容乐观，核大国在裁减核武器数量的同时，仍在投入巨资继续提高核武器质量及实战化水平；少数国家仍企图通过研制和发展核武器来提升本国的国际地位，继续生产和贮存核材料；国际恐怖组织也在千方百计地获取核材料。他认为，要真正实现“零核世界”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及核技术的发展，我国在遏制核武器的发展、使用、扩散、直至最终消灭的历史进程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英国民间研究机构“核消除运动”主席凯特·哈德森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并没有因为拥有核武器而在外交和国防政策上去威胁世界，同时中国也没有和其他核国家结成所谓的军事同盟，用手中的核武器去要挟获取地区利益。相反，中国作为一个核大国却常常面对一些无核国家的挑衅，从道理上这似乎令人无法理解。哈德森强调，中国所表现的姿态，恰好是一个核国家所应当具备的。他希望，中国在核裁军问题上，继续发挥更多的国际影响力，尤其是在朝核问题、伊核问题上施加更多压力，让相关国家彻底放弃靠拥有核武器而成为地区强势国家的幻想。
扩展资料：
核武器是指包括氢弹、原子弹、中子弹、三相弹、反物质弹等在内的与核反应有关的巨大杀伤性武器。
核武器爆炸时释放的能量，比只装化学炸药的常规武器要大得多。例如，1千克铀全部裂变释放的能量约8×10^13焦耳，比1千克TNT炸药爆炸释放的能量4.19×10^6焦耳约大2000万倍。因此，核武器爆炸释放的总能量，即其威力的大小，常用释放相同能量的TNT炸药量来表示，称为TNT当量。美、俄等国装备的各种核武器的TNT当量，小的仅1000吨，甚至更低，已有微型核武器，爆炸当量在几十吨；大的达1000万吨，前苏联曾试爆过5000万吨当量的氢弹。
参考资料中国核武器-百度百科
原子弹教学模型复算了九次
中国核武器起步之时，没有更多的技术基础，只有1954年—1955年先后建成的一些加速器和反应堆。
那时，无论是从各方面调来的科技专家，还是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人，都没有搞过原子弹，对如何处理科研任务和学科建设的关系也众说纷纭。九局及时作出决议，提出“以任务为纲，任务带学科”、“边干边学，出成果出人才”的方针。以朱光亚、邓稼先为首的技术业务领导，很快把任务总体进行分解，按大的学科安排了主攻方向。
以理论设计为例，环绕原子弹的物理过程，分解出炸药爆轰、内爆物理、中子输运、状态方程、计算方法等几个方面，分头组织人力攻坚。同时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努力掌握相关学科发展前沿，结合当时的实际，鼓励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对遇到的问题，不仅要求知其然，而且要尽量知其所以然。
1960年7月，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带走了图纸和资料。中国研究人员仅有的资料只是苏联专家向宋任穷等几位部局领导讲解原定提供给我国的原子弹教学模型时记录下来的一些数据。而对于从未接触过原子弹研究的中国研究者来说，这无异是本“天书”。
中国科学家复算原子弹教学模型时使用的手摇式计算器
为了熟悉和掌握设计技术，邓稼先带领一批刚毕业的大学生，对“天书”进行了复算，我也有幸参与其中（编者：本文作者当时担任理论部状态方程组组长）。那时使用的计算器起初是手摇的，稍后才是电动的，但计算器的数量不多，速度也很慢，所以计算只能采用机器不停、人员三班倒的做法。每一班8个小时摇机器，8个小时把计算结果画在图上。复算过程开始比较顺利，但算到某一关键位置时，发生了计算结果与苏联专家介绍不符的情况。由于计算方法、公式、参数都是我们自己摸索确定的，这让我们不得不反复考虑所进行的计算到底对不对，是不是哪里出现了疏漏？
参与指导研究的物理学家、力学家、数学家都从各自熟悉的专业角度对结果进行审议，提出不同的分析意见和疑问；直接从事计算的年轻技术人员则尽量详细地解释自己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和合理性。辩论往往很激烈，甚至争得面红耳赤，有时还要持续好几天。在提出一些改进条件之后，又开始新一轮计算。这样的计算反复进行了九次，结果都差不多。最后，年青的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用热力学的“最大功原理”判定苏联专家给的数据有误，才使复算工作得以继续下去。
虽然这个事件多花了我们半年多的时间，但反复计算的过程，也使我们比较深入地认识了原子弹的内爆过程，扫清了设计原子弹的障碍，熟练掌握了特征线计算方法。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中国自行设计的原子弹理论方案终于成形了，理论设计部门的学科建设也有了很大进展。1964年10月，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年零两个月后，氢弹原理性试验爆炸成功。又过了半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中国发展核武器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迫不得已作出的决定。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仍然受到战争的威胁，包括核武器的威胁。严酷的现实使中国最高决策者意识到，中国要生存、要发展，也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铸造自己的利剑和盾牌。1955年1月，中国政府决定创建中国自己的核工业、研制核武器，在国家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中，确定了12项发展重点，原子能技术被列为首位；1958年，负责核武器研制的二机部九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在北京成立，拉开了核武器研制的序幕。经过40多年的努力，今天，我国已拥有了一支精干有效的自卫核威慑力量。
两年零八个月:从原子弹到氢弹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第一颗氢弹成功，美国用了七年零五个月，前苏联用时四年，英国是五年零六个月，法国则用了八年零六个月，而中国只用了短短两年零八个月。
我国氢弹研制的迅速突破，得益于技术上的未雨绸缪。在原子弹成功前一两年，钱三强等核工业部领导就觉得氢弹的探索应该及早安排。为此在原子能研究所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后来扩大到四十余人的研究室，负责开展氢弹的基础工作和技术准备。1963年底，原子弹的方案刚刚完成，这个队伍立即整体转移到核武器研究所，在统一的指挥下，迅速展开规模更大的氢弹攻坚战。
突破氢弹原理的J501大型电子计算机
为了掌握氢弹的内在物理规律，当时还是青年的黄祖洽、于敏和周光召同志在老科学家彭桓武先生的指导下，各领一支队伍,分路探索。他们运用“矛盾论”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从分析内因入手，即先初步掌握点燃热核反应并使材料充分燃烧的温度、密度条件和相关规律；再研究外因，即如何利用原子弹产生的能量提供实现热核爆炸所需的外部条件。在较短时间内，就明确了技术攻关的重点，为迅速掌握氢弹的基本原理奠定了基础。
我国氢弹技术突破的过程，同样也是发扬学术民主、激励群体智慧和创新精神的生动典范。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开展讨论，举行了多次学术讨论会，专家们经常结合典型的计算结果，给大家作详尽的分析报告，报告厅里常常挤得水泄不通。有时就在大食堂里讨论，听众有的坐在地上，有的站在桌子上，谁有好的意见都可以提出来。如果谁也说服不了谁，就通过计算检验。那时候确实很难一下子判断某一个设想行还是不行，因为没人知道什么是对的，实际上大家都在摸索逼近氢弹的道路。当通过计算分析最终发觉某一个设想确实走不通时，那就干脆放弃，另辟蹊径。人们不断地提出设想，又不断地否定和更新，不断地逼近氢弹的目标。
终于，在这场群体攻坚战中, 于敏同志率领的几十个人的小分队，在上海率先牵到了氢弹的“牛鼻子”，并很快形成了一套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经过理论部的反复讨论验算，方案更趋完善，又在各方面（设计、实验、材料、生产、测试设备、试验场地）的通力合作下，以最快速度完成了氢弹的核试验。有人推崇于敏为中国的“氢弹之父”，于敏总是谦虚地说，这是发扬学术民主、集思广益的成果。彭桓武先生用一副对联对此作了精辟的总结：“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接连受到核武器威胁。中国出兵朝鲜获胜以及在台湾海峡附近作战时，美国总统都曾扬言准备使用原子弹。白宫敢动辄挥舞核大棒，就是因为中国没有核弹及其运载工具，没有起码的还击手段。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有句名言----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不是大国。周恩来也说：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但是对付帝国主义不能不讲实力。拥有毁灭力最大的核武器，便是最强大军事实力的标志。
五十年代之初的中华大地上，百废待兴，要搞世界最尖端的技术，研制耗费巨额金钱的原子武器，谈何容易！1954年，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北京参加国庆五周年庆典，毛泽东向他询问是否能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给中国以帮助。赫鲁晓夫听后马上惊讶地说，搞核武器是很费电的，现在就是把中国所有的电力都投入进去也不一定够用。只要苏联有了核武器就行了，不必我们大家都来搞它。
核武器这种最尖端的绝密技术，任何国家都不愿外泄。于是，1955年1月，毛泽东决定自力更生，依靠本国的科学家，正式决定研制核武器，随后，我国进行了豪迈的九年攻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