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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将从世俗主义和政教关系两个维度对此进行阐述。
1、西方宗教文化带有鲜明的超世俗主义特征,而在中国的宗教文化中世俗主义倾向明显。
西方的宗教文化发展源远流长,但其大规模对西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开始于公元一世纪基督教兴起之时,取得重大发展于罗马帝国时期,中世纪得到发展的极致,而宗教改革政教分离之后其对世俗事务影响虽有明显下降但仍然具有占据重要地位。纵观西方宗教发展的千年历史,不难得出其鲜明的超世俗主义特征的结论。《圣经》中对天堂和地狱的描绘、灵魂和肉体的分离;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说法的提出;路德等宗教改革家“宗教只关注人的精神事务”的主张,都是这一论点的有力证明。
对比中国的宗教文化,则显然呈现出世俗主义的倾向。
儒家的经典文献中大量充斥着世俗主义的教导,如“未知生、焉知死”、“修身起家治国平天下”、“君子理想”等,都是强调个人在现世生活中的所作所为,而不形而上的对宇宙起源、生死等问题进行论述。儒教的世俗主义倾向亦为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经典著作之一《儒教与道教》早有论述。
道教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自我境界的升华、个人厌世主义等特征,显然其教义与儒教相比要更接近于超世俗主义的标准。但在儒教在中国宗教文化中取得统治地位后,且在中国宗教服从世俗政府的体制下,道教亦不得不以世俗主义的精神对其自身进行修正。所以在随后的道教发展历史中,道教更多的演化成带有占卜算命谶纬性质的特点。
佛教自从东汉传入中土以来,在带有明显世俗主义特点的中国宗教文化下,亦很难让其超世俗主义的特点得到中土文化的认同。所以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佛教文化一直受到儒家文化的抵制、而其所取得的某些成就也大多是建立在吸收儒家文化的基础之上。不难看出,佛教的超世俗主义的特征在中国的宗教文化中的影响是有限的。
明朝末年西方基督教曾一度在中国传播,但因为基督教义与中国的儒家文化存在巨大差别,因此很难得到认同。而在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虽扩大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广泛影响,但其成就仍然是在用儒家文化对基督教义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取得的。在洪秀全所设计的教义中,其超世俗性与西方基督教义相较仍有较大差距。
当下中国,宣传的宗教观主流是无神论,所以世俗主义等关于宗教的概念亦无从谈起。如今在中国,除了部分教徒之外,大多数人都是不信教者,其世俗主义倾向不言而喻。
2.、西方宗教文化中政教分离是其主流,而政教合一则始终是中国的特征。
谈及西方宗教文化政教分离,不得提及《圣经》中耶稣之言“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正是这一圣言成为了历代宗教神学家、哲学家论述宗教分离最具权威性的论据。在西方的历史上,虽然罗马帝国曾经有政教合一的历史、英国亨利四世有政教合一的做法,但其存在的时期却很短暂。西方绝大多数时期内问题争论的核心始终是在政教分离的基础上教权和王权的权威孰高孰低。从圣奥古斯丁“两个城市”的提出到路德等宗教改革家“宗教只关乎人的精神事务”的主张再到美国宪法中不设国教的规定,在千年间西方的主流始终是主张政教分离。现代西方社会,政教分离已经是最为普遍的做法。
与西方相比,中国则迥然相异。
从学术思想上看,中国文化中明显缺乏论述政教关系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但却少有流派论述类似宗教观念的主张,大多数流派的思想论述的核心始终围绕在世俗秩序如何建立这一问题上。虽亦有不少类似西方宗教意义上的见解如邹衍之“阴阳说”,但在当时世俗权力纷纷进行王权争霸之时,亦无人问津关乎宇宙起源等超世俗问题。
从教派同世俗权力的相互关系来看,自秦开始建立统一的专制王朝开始,中国的学术思想明显呈现出依附世俗权力的特点。秦王朝兴法家、“焚书坑儒”是这一历史的开端,而当董仲舒依靠汉武帝使儒家取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地位之后,儒教成为世俗权力的卑女的传统则一直蔓延千年。
所以即使中国学术思想有教权与王权分立的主张,但在中国千年专制王朝王权鼎盛的背景下亦很难有立足之地,而根据上述所述,中国的学术思想本身就缺乏政教关系论述之传统,所以中国两千多年呈现政教合一的历史趋势在所难免。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根据对中国儒教和道教的具体分析得出中国未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宗教文化的制约,而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把新教教义归结为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一重要原因,从此角度不难看出中西宗教文化对中国和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明显而有显著差别的影响。
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内核,在找寻当前中国出路的路途中,适宜的回顾我们的民族传统,或许亦能发现新的路径,而宗教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亦有赖于众多学人为此研究而孜孜不倦。
1、西方宗教文化带有鲜明的超世俗主义特征,而在中国的宗教文化中世俗主义倾向明显。
西方的宗教文化发展源远流长,但其大规模对西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开始于公元一世纪基督教兴起之时,取得重大发展于罗马帝国时期,中世纪得到发展的极致,而宗教改革政教分离之后其对世俗事务影响虽有明显下降但仍然具有占据重要地位。纵观西方宗教发展的千年历史,不难得出其鲜明的超世俗主义特征的结论。《圣经》中对天堂和地狱的描绘、灵魂和肉体的分离;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说法的提出;路德等宗教改革家“宗教只关注人的精神事务”的主张,都是这一论点的有力证明。
对比中国的宗教文化,则显然呈现出世俗主义的倾向。
儒家的经典文献中大量充斥着世俗主义的教导,如“未知生、焉知死”、“修身起家治国平天下”、“君子理想”等,都是强调个人在现世生活中的所作所为,而不形而上的对宇宙起源、生死等问题进行论述。儒教的世俗主义倾向亦为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经典著作之一《儒教与道教》早有论述。
道教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自我境界的升华、个人厌世主义等特征,显然其教义与儒教相比要更接近于超世俗主义的标准。但在儒教在中国宗教文化中取得统治地位后,且在中国宗教服从世俗政府的体制下,道教亦不得不以世俗主义的精神对其自身进行修正。所以在随后的道教发展历史中,道教更多的演化成带有占卜算命谶纬性质的特点。
佛教自从东汉传入中土以来,在带有明显世俗主义特点的中国宗教文化下,亦很难让其超世俗主义的特点得到中土文化的认同。所以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佛教文化一直受到儒家文化的抵制、而其所取得的某些成就也大多是建立在吸收儒家文化的基础之上。不难看出,佛教的超世俗主义的特征在中国的宗教文化中的影响是有限的。
明朝末年西方基督教曾一度在中国传播,但因为基督教义与中国的儒家文化存在巨大差别,因此很难得到认同。而在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虽扩大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广泛影响,但其成就仍然是在用儒家文化对基督教义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取得的。在洪秀全所设计的教义中,其超世俗性与西方基督教义相较仍有较大差距。
当下中国,宣传的宗教观主流是无神论,所以世俗主义等关于宗教的概念亦无从谈起。如今在中国,除了部分教徒之外,大多数人都是不信教者,其世俗主义倾向不言而喻。
2.、西方宗教文化中政教分离是其主流,而政教合一则始终是中国的特征。
谈及西方宗教文化政教分离,不得提及《圣经》中耶稣之言“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正是这一圣言成为了历代宗教神学家、哲学家论述宗教分离最具权威性的论据。在西方的历史上,虽然罗马帝国曾经有政教合一的历史、英国亨利四世有政教合一的做法,但其存在的时期却很短暂。西方绝大多数时期内问题争论的核心始终是在政教分离的基础上教权和王权的权威孰高孰低。从圣奥古斯丁“两个城市”的提出到路德等宗教改革家“宗教只关乎人的精神事务”的主张再到美国宪法中不设国教的规定,在千年间西方的主流始终是主张政教分离。现代西方社会,政教分离已经是最为普遍的做法。
与西方相比,中国则迥然相异。
从学术思想上看,中国文化中明显缺乏论述政教关系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但却少有流派论述类似宗教观念的主张,大多数流派的思想论述的核心始终围绕在世俗秩序如何建立这一问题上。虽亦有不少类似西方宗教意义上的见解如邹衍之“阴阳说”,但在当时世俗权力纷纷进行王权争霸之时,亦无人问津关乎宇宙起源等超世俗问题。
从教派同世俗权力的相互关系来看,自秦开始建立统一的专制王朝开始,中国的学术思想明显呈现出依附世俗权力的特点。秦王朝兴法家、“焚书坑儒”是这一历史的开端,而当董仲舒依靠汉武帝使儒家取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地位之后,儒教成为世俗权力的卑女的传统则一直蔓延千年。
所以即使中国学术思想有教权与王权分立的主张,但在中国千年专制王朝王权鼎盛的背景下亦很难有立足之地,而根据上述所述,中国的学术思想本身就缺乏政教关系论述之传统,所以中国两千多年呈现政教合一的历史趋势在所难免。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根据对中国儒教和道教的具体分析得出中国未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宗教文化的制约,而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把新教教义归结为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一重要原因,从此角度不难看出中西宗教文化对中国和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明显而有显著差别的影响。
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内核,在找寻当前中国出路的路途中,适宜的回顾我们的民族传统,或许亦能发现新的路径,而宗教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亦有赖于众多学人为此研究而孜孜不倦。
追问
谢谢您的答案,不过好像不太全,您的答案可以归纳到影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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