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应当如何借鉴国外的经验压缩公车消费,为公车改革处点子

Answer 1

前些日子，参加“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创办十周年纪念大会，中央编译局当代所研究员何增科在发言中，将“公车改革”列为政府探索势头减弱的负面典型。我当时还在想，如何将愈演愈烈的公车超编滥用，与琳琅满目的政府创新成果等量齐观？这颇为考验我们对当下中国的洞察能力。
仿佛是为这个“负面典型”做注脚，被遗忘很久的公车改革，最近再度延烧成热门话题。公务用车改革迄今已16年，失败是毋庸置疑了。在我看来，研议公车改革接下来应怎么做之前，首先要解决的，是对既往公车违规情事的处置。
道理很简单，所谓“控制公车总量和配备”等主张，早已是陈年滥调，纵然三令五申，也无法改变公车失控的明显事实。现在要追问的是，在明令禁止之下，这么多年为何没人对此追责？为何没人因此受罚？与此形成尖锐对比的，是2009年德国卫生部长施米特涉嫌公车私用，被迫辞职；是2008年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曾永权新车过于豪华，遭民进党抨击，因此换车……
对中国大陆公车超编滥用的现实，我们不妨引入“行政吸纳政治”话语来进行检验。
“行政吸纳政治”是香港学者金耀基的概括，最初用来解释英治时期香港的政治体制，所谓用开放政府管理体制 （行政）的方式来吸纳精英的民主参与（政治）。这个概念，后来被北京学者康晓光用来解释中国大陆的现实政治运作，认为这是大陆保持政治稳定的体制之源。
不过，这种“行政吸纳政治”体制对政府的改革（而非稳定）能力，影响又将为何？从超百万且逐年递增的公务员报考人数，可以确知我们行政体制具有很强的吸纳人才能力。但我认为，当精英通过行政体制的开放，而达到了所谓的“民主参与”目的后，他们的确会对体制产生认同。但这种认同本身，恰恰是使公车改革走入死胡同的重要缘由。公车超编滥用如此之普遍，却很难在体制内“民主参与”的精英中间产生牵制与监控，就证明了这一点。根源在于，这种认同之后，被吸纳的精英无须对体制外的民众负责。
反倒是民间自觉的拍照监督，更见成效。如河南公民吕建福3年曝光数千张特权车照片，以一己之力胜过千万公务员的“民主参与”。吕建福的个案，说明“行政吸纳政治”的现行管理体制，无法成为当下公车改革的真正推力。如果我们的行政体制，不解决我称之为“精英整体性监督怠惰”的症结，改革的红利将日渐被侵蚀。回到文章最初提及的话题，如果连最基本的日常性的公车问题都无心无力，花样频出的所谓政府创新，可能也泰半都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