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袁崇焕是忠臣还是奸臣？是冤死的不是？

Answer 1

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毛文龙率部由三岔河泛舟到猪岛、鹿岛、禽岛、石城、长山、色利、獐子等地收编流落的辽民。七月初，得报后金镇江守将佟养真派兵外出，于是令千总陈忠过江，潜入镇江联络内应陈良策接应，毛文龙于当月二十日深夜亲率领三千人马攻入镇江，生擒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等六十多人。镇江大捷以后，全辽震动，宽甸、汤站、险山等城堡相继归降毛文龙，一时间“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毛帅东江），“归顺之民，绳绳而来”（《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5），毛文龙因此功授参将，不久又晋升为平辽总兵。

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毛文龙派麻洋岛守备张盘率部夜登金州海岸，一举收复金州，旅顺。此时，努尔哈赤正准备挥师南进占北宁、兴城，但在金州、旅顺、镇江相继失守以后，努尔哈赤不得不于同年九月调动南下的后金主力去攻打镇江城，在重兵围攻下镇江城失守，大部分明军壮烈殉国，毛文龙率一部分官兵突围。

针对毛文龙的威胁，努尔哈赤命贝勒阿敏、皇太极等人率领大军前往镇压，毛文龙退入朝鲜境内回避，后金遣使赴朝致书说：“如果我两国真心想友好相处，那么就逮捕毛文龙、陈良策交来。” （《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8，天命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但朝鲜并没有驱逐毛文龙。

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毛文龙派遣部将陈忠率兵攻克了后金占领的樱桃涡、涡站。

天启二年（1622年）九月，毛文龙的部队攻克满浦、昌城。

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龙部驻旅顺的张盘率兵北上奇袭后金军，“建州兵奔窜，永宁等堡俱下”。不久，后金反攻大举南下，张盘因孤军深入而不敌率兵回旅顺。次年春，“建州又率万骑来攻旅顺堡”，并遣使对张盘招降，张盘斩来使。后金军围城，张盘率部在旅顺南北两山夹击后金军，“建州兵大败而去”。

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龙亲自率部与后金军在凉马佃大战一场，双方都付出了重大伤亡。后金限于主力集结在西南前线，无力进剿毛文龙，而毛文龙也由于兵少将寡，粮草不济，而无力进攻，双方对峙或周旋，战事呈胶着状态。此战虽未取胜，但是它具有相当的战略意义，后金政权深刻的感到有毛文龙的存在就不能不考虑后方的安全，而毫无顾及地南侵。

由于后金兵几次入朝进击毛文龙未果盛怒，朝鲜为了杜绝事态恶化便让毛文龙进驻皮岛，“恐有日后之患，言其利害于毛将，使卷入海岛”（《朝鲜李朝实录》）。天启二年（1622年）十一月十一日，毛文龙率部进驻朝鲜皮岛。朝鲜为了防范后金便大力支持毛文龙，划闲田、免征税、助军饷、给粮食、补充大批火器等。毛文龙在朝鲜的支持实力大增，除了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外，还收留流民十余万。

由于在朝鲜得到休整和补充，毛文龙更积极的对后金开展袭扰，除在正面战场上不断军事出击外，毛文龙还派人潜入后金鼓动辽民起来反对后金政权。

1623年毛文龙不断派人深入后金，进行“煽惑”，致使大批辽民“叛去”，同时还带领一些辽民揭竿而起，聚众“叛乱”。虽然毛文龙这些行动规模不大，但对后金腹地的民情影响却很大。1623年成为了后金地区民情紧张的重灾年份，因为有了毛文龙的存在，后金地区反抗后金残暴统治的运动便风起云涌，经常有后金的官员被各种名义骗去杀死，甚至连满人购买的食物都经常被下毒，以致于满族妇女购买食品后要记录下店家的名号。该年，复州（辽宁复县）城就一万一千余男丁叛逃，投向明朝（《满文老档》，太祖卷56）。后金的许多贝勒大臣都认为：“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

毛文龙在开创东江镇后以一系列的辉煌战果已成为后金的“腹心之大患”，而可悲的是袁崇焕杀毛帅的时候最后一条罪状居然是提到“观望养敌”曰：“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看来袁大人颇有蒋委员长的风范，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也确实“心有灵犀”……

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孙承宗出镇山海关，在毛文龙接连袭扰后金、攻取城池、策反边民的时候，孙承宗则稳固了山海关关城的防御。努尔哈赤虽然于1622年年初就攻下了广宁城，但在熊廷弼坚壁清野，王在晋、孙承宗坚守山海关关城，毛文龙不断袭扰后方的策略下，其进攻锋芒被成功的遏制了。虽然毛文龙于天启二年（1622年）十一月退守皮岛，但在次年即1623年后金腹地却被毛文龙搅得天翻地覆。此时，孙承宗看准时机，开始修筑宁远城，并启用觉华岛配合东江镇对抗后金。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孙承宗命令袁崇焕率军进驻宁远，这离他出镇山海关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段历史大家都很清楚，在此就不赘述了。不难看出宁远城的修筑之所以会如此顺利，跟毛文龙的东江镇在敌后的牵制作用有相当大的关系。

还需要说明的是，袁崇焕最为人所熟知的功绩都跟宁远有关系，宁远是明朝自广宁失守以后，明朝军队前出山海关显示在辽地军事存在的步骤之一，也是以这种方式策应东江镇、蒙古、朝鲜等各方共同牵制后金的重要举措，这个策略是在孙承宗的全力争取下确定的，并在他支持下进行的，没有孙承宗亲自出塞实地考察，回京师以后“又上十余疏”且在内阁周旋，以及后来他以帝师身份守辽，就没有从朝廷到地方给予宁远修建的支持，没有毛文龙在后金腹地搅得天翻地覆，没有熊廷弼的坚壁清野，没有王在晋、孙承宗长期固守关门遏制后金锋芒，单单凭袁崇焕是修不出宁远城的，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宁远也不是离了他袁崇焕就不转了。综上所述，宁远的修筑并非袁大人一人之力。

袁崇焕于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开始进驻宁远，在宁远城修筑完毕以后，宁远和觉华岛就成了东江镇和后方的重要联络地。从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开始，毛文龙的战功清点都是先送觉华岛查验以后再送北京兵部的，所谓战功清点主要是毛文龙斩获的首级，这是孙承宗的意思，在觉华岛清点人头的自然是袁大人。《两朝从信录》有这样的记载：“关外道监军副使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是真正壮夷”，这就是说毛文龙的功劳都是袁大人清点的，可斩毛帅的时候，袁大人居然列了一条：“尔奏报尽欺罔，杀降人难民冒功，二当斩；”若毛文龙每次都“尽欺罔”而冒功，那袁大人估计也脱不了干系，值得一提的是袁大人“宁远大捷”也只不过斩首200余级。

由于天启四年（1624年）后金加强了辽南地区的统治，又派了重兵防范辽南，如往常一样抄袭辽南失去了突然性，所以毛文龙于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派出一支特潜部队，沿鸭绿江秘密北上，进入长白山区，在后金的大后方开始袭扰，毫无思想准备的后金军在高岭、沙松牌大战中大败，仅军官就有16人被俘。为了配合这支部队作战，减轻其压力，毛文龙又于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亲自组织和指挥了把骨寨、骨皮宏、分水岭三场大战，三战三胜。后来，后金调集重兵前来增援，毛文龙又退守到朝鲜。

由于天启三年（1623年）后金遭受占领区民众反抗激烈，于是在次年采取了一些列的镇压措施，毛文龙在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和七月的局部袭扰又被击退，所以后金腹地显示了暂时的平静。此时正值袁大人“东巡广宁”，前面提到过天启四年（1624年）九月，袁大人“东巡广宁”后就申请恢复锦州，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这是多么缺乏战略眼光的表现，所以孙承宗马上就驳回了他的要求。《明史》有记载：“袁崇焕东巡，请即复锦州、右屯诸城，承宗以为时未可，乃止。”由此可见，孙承宗确实谋略过人，而袁大人只是不知不觉修了宁远就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量了。

虽然正面战场上毛文龙作为偏师实力不及后金，但在策动边民反抗后金暴政的方面却成绩斐然。辽民对后金的反抗经历了天启四年（1624年）的低潮，但在后金的残酷镇压下也积蓄了辽东民众的怒火，在次年终于爆发了。天启五年（1625年），海州（辽宁海城）所属张屯的汉人秘密联络明将毛文龙派兵，袭击本屯的满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8页），同时在这一年，镇江、凤城、岫岩、长岛、双山、平顶山、海州、鞍山、首山、彰义等十余处掀起了反抗后金的武装斗争。

面对如此的形势，孙承宗积极通过海路支持东江镇。孙承宗于天启五年（1625年）向毛文龙控制的旅顺增兵，进一步策应后金内部辽民的反抗。此举将巩固这一个收留辽民的据点，而从登、莱方向调军队来守卫可以减轻毛文龙的压力，让毛文龙更能深入敌后有所作为。天启五年（1625年）努尔哈赤侦知明朝派兵一万“由海上至旅顺口，葺城驻兵”，感到对其构成军事威胁，于正月命令三贝勒领兵6000，直攻旅顺口。这次后金军对旅顺的突袭来势很猛，经过激烈战斗，连续两次打败后金的张盘及部将朱国昌相继阵亡。但后金军占领旅顺后，因慑于毛文龙据守皮岛，随时可能攻其侧背，故未敢久留，只是掳掠财物，摧毁城垣，引兵而退。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明朝的登莱巡抚武之望“遣部将张攀守旅顺”。

接防旅顺之后孙承宗又下令明军进驻锦州一带，《明史》记载如下：“至五年夏，承宗与崇焕计，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缮城郭居之。”孙承宗此举是将明朝在辽东的军事存在又推进一步的表现，但却没有要和后金决战或要将战线再往前推移的意思。孙承宗一直和阎鸣泰将锦州这个“非扼要之地”只能“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的思路不谋而合，并且对“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的理解很透彻。其实这个道理也不复杂，锦州地处小凌河和大凌河之间，由宁远至锦州时又必须经过塔山、松山、杏山才能到小凌河，如果任何一处被制约，那锦州就和后方断绝联系了，袁崇焕在“宁锦大战”时无法有效增援赵率教，洪承畴在“松锦大战”时救援不了祖大寿都是因为这个地理缺陷，大凌河城的失败的原因也非常类似。

值得一提的是在袁崇焕被斩后孙承宗二次守辽，那时候明军已经完成了锦州的修筑，但在将防线往前推进到大凌河城时遭到孙承宗的反对，此时他的又一次谨慎和当年一口气“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诸城的部署和魄力截然不同，其中的差别就在于当年是“悬为虚著”，可进退自如，不需要“顷以区区弹丸几致挠动乾坤半壁”，若后金军果真来犯理当放弃，如同兵部侍郎霍维华综合了“宁锦大战”后众将对锦州的异议发表的总结那样：“贼至，则坚壁清野以待”，这样才是正确的选择，而不是耗费巨资修一个容易被包围的锦州，“松锦大战”的失败印证了这一点。由此可见，1625年孙承宗一下子占了那么多的城池不过是“悬为虚著”而已。

但孙承宗二次守辽时锦州城是袁大人花了巨资修建起来的，已经是“实著”了，按照当时从上到下的思维定势，再往前到大凌河必然也是“实著”，孙承宗在短时间内想要改变这种错误的策略还不太可能，所以他只能表示谨慎，但那时修筑大凌河都是保守的作法了，另外一种意见是恢复广宁，可那样则更为冒险。孙承宗1624年派袁大人带了一万二千人马“东巡广宁”都没有去恢复，难道现在皇太极都能从蒙古入塞了还能去恢复吗？面对这种选择，孙承宗没有办法才妥协，勉强允许修筑大凌河城，结果不出所料，在大凌河还没有修筑完成的时候就遭到了后金的突袭，锦州、宁远的守军无法增援大凌河，结果明军损失惨重，“慎弗泥为死局”又成为了现实。之后，孙承宗主动承担了大凌河城失败的责任结束了第二次守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孙承宗的步步推进非常老道精准，既延续了熊廷弼、王在晋“坚壁清野、决战关门”的战略，又不时推进锦州、旅顺“悬为虚著”，实际上则在东江镇作文章，以达到低成本牵制努尔哈赤、袭扰后金，策反搅乱对手后方的作用，进行了四年成功的守辽。

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孙承宗因派明军袭扰大凌河，大将马世龙被小挫而被罢免，由高第接任。其实，孙承宗出击大凌河也是延续袭扰后金，表示明朝军事存在而策应东江镇在后金后方作为的举措。

高第接任以后下令全撤，锦州撤退、宁远撤、军队撤、百姓撤、物资撤、军械撤、粮草撤，反正一切能撤的都撤。这个举动和孙承宗步步推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许多人斥责高第是“撤退”、“逃跑”、“溃败”，而后无限推崇袁大人“宁远大捷”的“丰功伟绩”，这路子已经定性了很久，但果真如此吗？让我们沿着刚才熊廷弼、王在晋、孙承宗的思路再来梳理一遍。

高第接任的时候已经是十月以后了，秋收时节已经过了，粮食已经入仓，且已接近入冬季，一旦严冬来临辽地海面和河面都将会冰封，海河再也不能作为阻挡后金的地理屏障，就连远在海外的觉华岛都不能幸免，所以一旦后金来袭，哪怕是突袭都是非常危险的，而每次辽东经略更替后金都乘机袭扰，还每每得手，此次努尔哈赤也极有可能故技重施，于是关门外立刻结束了四年的平静，突然间变得风声鹤唳。那么努尔哈赤究竟什么时候来袭击呢？按照努尔哈赤多年的用兵习惯，应该是在严寒的冬季来临以后，和努尔哈赤打过多年交道的毛文龙每到冬季就会把主力撤往皮岛，严防后金冬季用兵来偷袭也是这个道理。所以高第刚出镇山海关后必须要防备后金的偷袭。

高第在冬季来临前把孙承宗布置在锦州一带的“虚著”撤下来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刚才已经讨论过，锦州不是个适合坚守的地方，应该按照兵部侍郎霍维华总结的那样处置：“贼至，则坚壁清野以待”。所以说高第下令撤离锦州一线是有根据的，而不是盲目的溃退。

锦州应该撤，那是否要撤宁远成就为了焦点。袁大人的慷慨陈辞还犹在耳边，到底宁远是否应该撤离呢？宁远距离山海关关城200里，其防御能力远不如王在晋、孙承宗经营了四年多的山海关关城，要决战还是要放到山海关关城去，在那里才是拉长后金补给线的合理部署，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明朝军队若在宁远和后金军决战，是自动放弃山海关的雄关天险，把军队放到野外和后金撕杀，冬季又不适合火器充分发挥作用，萨尔水之败就是个教训，所以宁远并不适合作为决战的战场。按照这个思路高第撤离宁锦是完全有理由的。若后金只是来袭扰劫掠，在高第坚壁清野以后必然无功而返，从沈阳到山海关关城一路千里迢迢且冰天雪地，后金将不会有任何收获，而且毛文龙还在皮岛虎视眈眈，若后金倾其主力来山海关关门劫掠、袭扰，其后方必然遭袭将让其得不偿失。若后金真是直捣关门来决战，山海关雄关天险加上各处调集来的重兵，后金那时候无论如何也攻不破，后金全力攻打宁远、锦州都没有得手，而这两座城池的防御显然不能和山海关关城相提并论，所以高第此举是万全之策。《明史》记载了孙承宗和高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初，第力扼承宗，请撤关外以守关内。承宗驳之，第深憾。”以孙承宗的想法，宁远的防守应该是“……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后而横击之。”但是当时的气候条件是连觉华岛周围的海面都冰封了，后金的战马一路从宁远杀上了觉华岛，所以孙承宗的战术这里用不上，事实证明高第的撤退是有道理的。

在高第全面撤退到山海关的情况下，后金如果真来冲击山海关，那必是千里迢迢而来，还得主力尽出，如若两军处于胶着状态，时间一长拖到冰雪融化，到时那个“关门杀机”就能显现了。而即便后金不去关门，占领了宁远就不走了，道理也是一样，等冰雪融化后明军可按照孙承宗的《车营百八扣》来个水陆并进，先封锁大凌河、小凌河截断其粮道，再顺辽河北上配合毛文龙抄袭其后方，后金只要有半个月的时间接济不上粮食，它在关门外的主力将不战自溃败，而后方也将不保……可后金真有那么傻吗？

努尔哈赤有过“既征大明，岂容中止！”的至理名言，这是天启二年（1622年）努尔哈赤攻下广宁以后对诸贝勒、大臣说的一句话，表达了他攻打山海关的决心，记载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第2页。但之后的几年里，孙承宗的正确策略和毛文龙的奋起抵抗遏制了他进攻的势头。这几年努尔哈赤忙于后金内部的矛盾重重而没有精力出征，孙承宗的突然下台给了他一个机会。孙承宗于明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被罢免，努尔哈赤马上在三个月后倾巢而出，直扑山海关，高第的防备被证明是有道理的。

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率诸贝勒、大臣统领十三万大军号二十万远征明朝，兵锋所向直指山海关。后金大军十六日至东昌堡，十七日渡辽河，一路畅行无阻，于二十三日兵临宁远城下。后金大军在没有遭遇抵抗的情况下，从沈阳出发走了九天才到宁远，要到山海关恐怕得十天，若是开春以后被明军封锁了大凌河、小凌河、辽河，要运送粮食去恐怕十九天也别想运送到，只要稍有差错，前方的大军将不保，这是多么危险的布局，努尔哈赤也真是老糊涂了，不过所幸的是他这个失误被袁大人挽救了……

袁大人豪言壮语一番拒绝服从高第的军令，在全线后撤的过程中孤守宁远，袁大人此举曾经感动了许多人，但其实这是个极其不负责任的作法。袁大人这样做等于是把明军和后金的战场摆在了宁远，而此时因气候条件又无法启动暗藏“杀机”，若是高第来救援那必定和后金在冰天雪地里野战，如果有什么闪失，恐怕难保山海关的万全，而宁远被围困得不到援救必然成为一座孤城，是否被后金攻破是一回事，城中粮草是否足备，城中数万军民的安危是否值得考虑？另外，高第下令的内容很明确是全撤，锦州撤退、宁远撤、军队撤、百姓撤、物资撤、军械撤、粮草撤，反正一切能撤的都撤，就是和熊廷弼、王在晋一样坚壁清野，而袁大人不撤也就罢了，你总得把觉华岛上的军民和物资撤了吧？觉华岛在孙承宗时期和宁远城一起启用，用于增援东江镇，是东江镇和后方往来的重要联络地，毛文龙获得的后金首级都是先运到觉华岛让袁大人查验才送北京兵部，可见觉华岛是和宁远一体的，后金军来势汹汹，你袁大人为什么不考虑觉华岛军民的安全？即便高第没有办法来援救，你袁大人也有能力把他们撤到宁远，且不说觉华岛军民是否是因为你袁大人没有撤或者是不准他们撤而留在岛上的，就算是高第不让撤（这可能吗？）袁大人没有把他们转移到宁远城里也难辞其究。

不过努尔哈赤也算气数已尽，虽然袁大人的作为将他的战略失误掩盖了，但袁大人的炮弹却没有让努尔哈赤幸免，在作战过程中努尔哈赤中弹负伤。围攻宁远数日后，后金军仓促撤退，撤退之前屠尽了觉华岛的上万军民，明朝后来查验岛上只剩下数十人。许多人都认为后金军仓促撤退是因为努尔哈赤受伤了，无心作战，其实也不尽然，若真是因为主帅负伤就无战斗意志而仓促撤退，那也撤退之前攻击觉华岛的战斗又是怎么来的？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后八个月死的，证明当时伤得不重，而后来是因为伤口感染而死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在当时指定一个贝勒接替指挥继续攻城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宁远城也显示出逐渐不支的状况，连城内的军民信心都有所动摇了，那后金十几万大军为什么突然撤退了呢？其中必然另有原因，应该是这个原因和努尔哈赤负伤同时作用才能导致后金大军必然放弃对宁远的攻击而仓促撤退。高第正在山海关固守没有来驰援所以跟他没有关系，而毛文龙乘努尔哈赤大军去攻打山海关之际，此刻正在其后方率部攻击永宁。宁远前线努尔哈赤负伤而后院又起火了，后金大军主力在外，怎么能坐得住？

如果说此次毛文龙的牵制作用还是和努尔哈赤的受伤同时显现的，看不出究竟有多大，那么努尔哈赤回去以后又远征蒙古，毛文龙再次抄袭其后方，迫使努尔哈赤不得不回援证明了两件事情，一是努尔哈赤伤势并不严重，二是他没有受伤的情况下由于毛文龙抄袭其后方他也要回援。由此可见，当时毛文龙对后金的牵制作用之大，完全抑制了其远征能力。

此后，毛文龙对后金的牵制作用还体现在“宁锦大战”之中。天启七年（1627年）皇太极攻打宁远、锦州时，毛文龙率部队攻打昌城和辽阳，迫使皇太极放弃了进攻。为此袁大人在“宁锦大战”以后还特为毛帅请功：“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八，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一，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上言。）

毛文龙长期在后金后方给予袭扰和打击，让后金时常坐卧不安，就在努尔哈赤去世前三个月，毛文龙还曾派兵袭击距沈阳仅一百八九十里的鞍山驿（鞍山西南旧堡），这使努尔哈赤十分慌张，连夜赶回沈阳，诸王忙率兵向鞍山进发。数日后，毛文龙又派兵袭击萨尔浒城，此地距沈阳也只有百余里。后金的都城沈阳周围都遭受毛文龙的威胁，连努尔哈赤都要连夜躲避，这是什么样一种威慑？若后金大举出征，那后方还不被毛文龙翻了天了？有这种敌手“慑于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有心思远征吗？

努尔哈赤攻宁远时毛文龙袭击永宁；宁远之战后努尔哈赤于天启六年四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毛文龙随即进攻鞍山，后方吃紧使努尔哈赤被迫回师沈阳；皇太极攻“宁、锦”时毛文龙袭击昌城、辽阳，每次后金主力出动毛文龙都会乘势出击捣其后方，这给后金大规模行动以极大的制约。毛文龙对后金的牵制作用和对其腹地的威胁都极大，以致于熊廷弼、孙承宗都曾给予东江镇和毛帅高度的评价：

“管铁骑营加衔都司毛文龙，弃儒从戎，志期灭虏，设防宽叆，凡夷地山川险阻之形，靡不洞悉；兵家攻守奇正之法，无不精通，实武牟中之有心机，有识见，有胆略，有作为者，岂能多得！”

——经略辽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 熊延弼

“文龙以孤剑临豺狼之穴，飘泊于风涛波浪之中，力能结属国，总离人，且屯且战，以屡挫枭酋。且其志欲从臣之请，牵其尾，捣其巢。世人巽软观望惴惴于自守不能者，独以为可擒与，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项敛足者惭死无地。”

——督理辽东军务大学士 孙承宗

值得一提的是“宁锦大战”之胜和“松锦大战”之败是鲜明的对比，其中最明显的差异就是后来的“松锦大战”中明军不但没有了毛文龙作策应，且东江军的主力要将都跑到皇太极那边去了，这导致了“松锦大战”中明军统帅、将领、军队数量、工事的坚固程度都比“宁锦大战”时强却最终落败。而这一切都要拜袁大人所赐，因为将锦州“慎弗泥为实著”是袁大人留下的遗产，而杀毛帅毁东江也是袁大人的杰作。

袁大人这些败笔是在崇祯元年四月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时成就的。当时，崇祯为了支持袁大人收回了满桂和王之臣的尚方宝剑，赐了袁大人尚方宝剑，但却没有收回毛文龙的那把，这说明崇祯并没有想要袁崇焕干预东江镇的事务，而在袁崇焕的官衔里也没有提到东江镇，反倒是有后来出了大问题的蓟门。

袁大人上任以后作了三个重要的败笔，一是重新将锦州作为重点，并建设了所谓“宁锦防线”，并为增强锦州之兵力而削弱了蓟门；二是一再要求朝廷给已经和后金会盟或投靠的蒙古部落开马市；三是杀毛帅毁东江镇。这三个连续性的错误直接导致了皇太极可以安然从蓟门入塞，而在蓟门堵截当中袁大在指挥上了又犯低级错误，直接导致了京畿震动，这是他下狱重要的直接原因。

袁大人在王之臣已经放弃锦州以后，又重新把锦州作为重点建设，他所谓的“宁锦防线”相对于明朝当时的财政状况来说无疑是一条“郑国渠”。更不幸的是袁大人不仅用巨资堆砌一条给明朝带来承重经济负担的“郑国渠”，而且还以他个人的一系列失误实现了将这条“郑国渠”向一条“马其诺防线”的最终转变。

Answer 2

（一） 袁崇焕其人
袁崇焕，字元素（《明史本传》），一说字自如（《黄尊素说略》）。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四月二十八日。广东东莞水南人（一说广西藤县人）

1、出关之前
袁崇焕年十四随祖袁世祥，祖袁子鹏迁至广西藤县。万历四十七年中进士，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福建邵武知县。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夏允彝《幸存录》说其：“崇焕少好谈兵，见人辄拜为同盟，肝肠颇热。为闽中县令，分校闱中，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之谈兵，绝不阅卷。或问之，则曰：士子宜中者，自有命在，随意抽取可也。斯岂执事必敬者乎？”

天启二年（1622），监察御史江日彩上疏举荐, 江日彩疏曰“今邵武令袁崇焕，夙攻兵略，精武艺，善骑射。臣向过府城，扣其胸藏，虽曰清廉之令，实具登坛之才，且厚自期许，非涉漫谈。其交结可当一臂者，闻尚多人。今见觐于辇毂下。枢部召而试之，倘臣言不虚，即破格议用，委以招纳豪杰，募兵练将之寄，当必有以国家用者。” 同年，袁崇焕单骑巡阅山海关内外，备陈关上形势和方略，请兵御守山海关。二月，袁崇焕被任命为兵部职方主事，同月又被破格提拔为兵部佥事，监军山海。

2、请筑宁远
天启二年（1622）三月王在晋经略辽东，四月有驻守北山的湖广士兵溃逃，袁崇焕杀数人乃定。六月王在晋令袁崇焕移往中前所，监参将周守廉，游击左铺，经理前屯卫事务。袁崇焕当夜出发，夜行荆棘虎豹中，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三朝辽事实录》）。王在晋身为倚重，题请升其为宁前兵备佥事。

王在晋当时商议在八里铺筑山海重关，袁崇焕以为不妥，力争。朝廷命大学士孙承宗亲往视察，六月二十六日，孙承宗抵山海关，驳回了山海重关之请。孙承宗召集关内外众臣公议，阎鸣泰主守觉华，袁崇焕主守宁远。孙承宗实地考察后，认为宁远乃山海天然重关，听从袁崇焕之议。
八月，孙承宗自请督师辽东，王在晋调南兵部尚书。阎鸣泰升任巡抚辽东，袁崇焕调永平道。九月，孙承宗抵关。十二月，阎鸣泰令袁崇焕审核兵数，袁崇焕私斩小校（《明史本传》，《三朝辽事实录》中记其杀二人）至军营几乎哗变。孙承宗怒其以以监军专杀，袁崇焕请罪。

天启三年春，孙承宗令袁崇焕抚哈刺慎各部，令其移出八里铺至宁远，收复二百七十里（《孙承宗年谱》）。孙承宗初令祖大寿筑宁远城，九月又令袁崇焕和满桂前往，袁崇焕定城规模，令祖大寿等督建城。天启四年，宁远城竣工，逐成关外重镇。

四年春，孙承宗上疏言“宁远可战可守”，有说“愿用崇焕指殚力瘁心以急公”不愿用“腰缠十万之逋臣，闭门颂经之孱胆”，帝听之。
九月，袁崇焕马世龙等携兵一万两千巡边广宁，叙劳进兵备副使，继又升至右参政。同年，袁崇焕父病故，袁崇焕两疏请辞，不许。

天启五年，孙承宗，遣兵分驻锦州松山杏山等城，同年，因柳河之战，孙承宗屡次遭参，请辞。十月，兵部尚书高第经略辽东。
3.宁远大战
高第上任后，认为关外必不可守，力主尽扯宁锦之兵于山海关。督屯通判金启倧上书给：袁崇焕力拒，金启倧书曰“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袁崇焕亦力争不可，言：“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五）。高第不听，仍令马世龙撤宁、前二城之兵。（《孙承宗年谱》），袁崇焕说“我为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必不去”高第只得尽撤锦州右屯松山杏山大小凌河等处兵马，弃粮粟尽十万余石。十二月，袁崇焕升任按察使，仍主事宁前。（《孙承宗年谱》）

天启六年正月十四日，后金兵渡辽河。右屯守将周守廉逃，松山等处守将左辅亦烧毁粮储庐舍而退。（《东华全录》）。袁崇焕闻之，与副将满桂，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纲，集将士誓守宁远。令中左所都司陈兆阑和都司徐敷奏率兵入城，左辅朱梅为外援。（《三朝辽事实录》）。又传令通知前屯赵率教，山海关养麟又宁远之溃兵皆战。

二十三日，努尔哈赤率后金军至宁远，努尔哈赤自称率军三十万，必破此城，令袁崇焕投降。袁崇焕答曰：“来兵称三十万虚也，约有十三万。吾修治宁远决守以死岂肯降耳”（《东华录》）。后金攻城，袁崇焕等宁远守军以火器拒之，宁远通判金启倧也因点炮自燃，为国捐躯。打伤后金游击守备各二人，死五百余人（《东华全录》），后金连攻打两日不下，退兵宁远围解。
后金攻打宁远不下，分别略觉华，岛上参将金冠等七千水兵抗击殉国，七千商民被屠杀。后金焚毁觉华岛粮料八万石，船两千只。 工部左侍郎崔呈秀弹劾高第等失援，杨麟削职，高第准其辞职还乡。王之臣代替高第督师辽东。(《国榷》)天启六年三月七日，复设辽东巡抚，袁崇焕为之。叙功，加袁崇焕兵部右侍郎，荫千户。袁崇焕三疏辞之，不许。

4.巡抚辽东
时值满桂赵率教交恶，袁崇焕五月上疏请调满桂，王之臣以为不妥，以满桂勇猛调其任为山海关总兵，袁崇焕不认可，逐经抚不和。经过朝廷调停，袁崇焕和王之臣分权，袁崇焕主关外，王之臣主关内。袁崇焕认错，并复请满桂调任山海关。（《两朝从信录》）
八月，后金努尔哈赤因背疮病故。袁崇焕未经朝廷允许，私自派使者吊唁努尔哈赤。后金皇太极趁机遣使回复，谋求议和。袁崇焕奏报朝廷主以和缓之建锦州大小凌河诸城。辽东经略王之臣主张派遣使者非计，应回绝和议。王之臣奏疏：“年来奴酋求和于西虏（蒙古），而西虏不从；屈服于朝鲜，而朝鲜不受。一旦议和，彼必离心，是益敌以自孤也！近日，都官过通令处，虏鞭其背云：‘汝汉人全无脑子。。。着喇嘛替他吊孝求和，反倒教别人与他为仇，我等不如也投顺罢了。’”。（《两朝从信录》）。御史智铤言，督抚意见各异，恐误边事（《国榷》）。天启七年正月，召回王之臣，关内关外之事尽付袁崇焕便宜行事（《三朝辽事史录》）。
天启七年正月初八，皇太极一面遣使与袁崇焕议和，一面派遣后金军渡过鸭绿江，进攻朝鲜，史称之役。（《东华全录》），十四日，克义州，分兵攻打毛文龙东江铁山部。毛文龙遁入云从岛（《三朝辽事实录》）。袁崇焕遣五百水师援。
朝鲜和毛文龙告急，朝廷命袁崇焕发兵援助，并拣轻兵捣巢，袁崇焕上疏无虚可捣“顷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夷穴之虚乎？我纵倾伍捣之，无论悬军不能深入，即深入奚损于逸待之夷？而虎酋新并粆花，意殊区测，都令、塞令（敖汉部酋塞臣卓礼克图）新通于奴而仇于我，万一我兵正道以东，奴暗以轻骑北出而袭我关宁，此时救人耶，抑自救耶？”并以正在修筑大小凌河诸城，不可间断为由拒绝执行支援。仅派徐琏率水兵千人援东江，派赵率教朱梅率领九千人至三岔河牵制。而朝鲜已经和后金达和，赵率教等人兵回。自此，朝鲜对后金封锁破产。

5.宁锦之战
天启七年四月初八，皇太极遣使者责怪其趁建修筑不愿讲和。时锦州城已修筑完成，大小凌河尚未完工。五月十一日，皇太极率后金军过大凌河。驻大凌河城版军无城可守，退至锦州。（《东华录》）后金直抵锦州。
锦州城内总兵赵率教一面固守城池，一面派使者河后金和谈缓兵待援。皇太极书致赵率教令其降。赵率教答曰，“城可攻不可说”十二日，后金攻打锦州城西，赵率教调兵遣将，火器齐发，后金不下，退后五里，遣人回去搬兵。（《东华录》）
同时，袁崇焕递书于赵率教，告知赵率教“城中火器兵马俱备，必不能克”（《袁督师遗集》）。袁崇焕令王喇嘛督蒙古各部扬旗于锦州各处，水师东出牵制。满桂祖大寿马世禄出兵援助锦州。（《两朝从信录》）
是值满桂驻前屯，奉命和祖大寿马世禄领兵一万出援。十六日在爪篱山与后金遭遇，小规模接触战后，明死六十余人，重伤三十人，后金伤亡相当。满桂退回至宁远城外。（《两朝从信录》）。
二十五日，后金援兵至，二十八日，皇太极率军攻打宁远，和满桂马世禄野战于宁远城外，满桂身中数箭，马世禄战马亦被箭伤。后金则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等亦受创。（《东华录》），袁崇焕临城令分路进杀，后金军退（《两朝从信录》）。
同一天，赵率教从锦州城杀出，与后金留守军队大战，小胜后退回，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等被射死（《清太宗实录》）
二十九日，后金从宁远撤回，六月四日再攻打锦州，攻城不下，死伤众多。当夜，皇太极以天热士兵难耐为由撤兵。
6.五年平辽策
熹宗崩，崇祯即位，魏忠贤被诛。朝臣纷请召袁崇焕还朝。崇祯元年(1628年)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入都，帝召见平台。袁崇焕慷慨陈词，计划以五年时间恢复辽东，并疏陈方略，皇帝大喜，赐崇焕尚方宝剑。袁崇焕出关时领有480万辽饷、米180万，另发内帑120万、铠甲40万具，红夷大炮10门，其他弓箭军械无数。到任后，即加强防守，准备收复失地，安抚流亡。
7.粜米资盗
崇祯二年春，蒙古哈喇慎三十六家发生大饥荒，请求通市粜米，三月袁崇焕上奏要开马市后售粮于蒙古。崇祯帝认为这是以粮资寇，于是发诏书斥责曰：“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袁崇焕则不以为然抗辩曰：“许其关外高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换柴薪，如违禁之物，俱肃法严禁，业责无与奴通。各夷共谓：室如悬磬，不市卖一二布匹于东，何由藉其利而糊口？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哀求备至，各置妻子与高台堡外，历历也。”《督帅袁崇焕题》。
然而早在天启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迁，与喀喇沁、顺义王博硕克图汗（卜失兔）、鄂尔多斯济农、同雍谢布、阿索特、阿巴噶、喀尔喀组成联军大战于土默特的召城，结果两败俱伤，林丹汗惨胜，诸部联军惨败。林丹汗虽损失了四万精锐，但占据了大片土地。土默特和喀喇沁部蹦崩离析，喀喇沁部只剩下一系据守朵颜卫一带，顺义王卜失兔战败其拥有的元朝传国玉玺被夺，其他部落多溃散。明朝的九大边镇外都有蒙古部落，此番大战对明朝来讲本是有利，但在后金崛起之时林丹汗西迁，并和蒙古诸部混战，虽可削弱蒙古，但并不利于明朝以蒙古牵制后金。崇祯登基后曾分别对林丹汗和蓟门外溃散的蒙古诸部进行过抚赏，又试图用顺义王卜失兔所部联合朵颜三十六家即喀喇沁余众对抗林丹汗，以至于不让其投奔后金。但现实是严酷的，蓟门外的这些蒙古部落地处明朝、林丹汗、后金三大势力中间，不依附一方必然有灭族的危险，明朝当时自顾不暇只能用“抚赏”的形式给予支持，这些蒙古部落对林丹汗又是新仇旧恨，相比之下后金既可以提供军事支持又与林丹汗为敌，这些部落将何去何从实在是一目了然。 崇祯在刚登基的1628年曾作出过最后的努力，虽然喀喇沁部于崇祯元年（1628年）二月已经联络后金，七月派出数百人的使团前往沈阳，崇祯不但没有立即革掉对它的抚赏，还在同年九月加倍了对喀喇沁部的抚赏，而皇太极召集依附于他手下的蒙古部落会盟，提出征讨占据了喀喇沁旧地的林丹汗，此举动彻底拉拢了喀喇沁部，于是此后再对其进行抚赏完全是毫无意义的。但袁崇焕却在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申请对喀喇沁部开马市，提出因大旱蒙古部落没有粮食，所以要开马市接济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此时，后金也遭了灾荒没有粮食吃，正是应当绝不开马市而饿死后金之时。
《明史记事本末补遗》记载：“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使辽东，未出都，报建洲兵十万攻宁远，及抵关不见一骑，问之，曰往朝鲜矣。抵南台堡，知朵颜束不的为插汉卖买妇女，为建洲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插汉，其实妮之，又建洲娴也。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人，此地间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备，可夜掩而杀之，傅介子所以斩楼兰也。建洲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将弓矢，……”可见后金亦派出400人前往喀喇沁部通过马市购买粮食。
而在稍后的己巳之变中，为后金进攻北京带路的，恰恰就是这支袁崇焕在奏章中认定“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的蒙古部族。这也是崇祯帝杀袁崇焕的罪名之一。
8.矫诏擅杀毛文龙
1629年（崇祯二年）袁崇焕与内阁辅臣钱龙锡谈到平辽事宜，认为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主张“先从东江做起”，集中精力对付毛文龙。后袁崇焕于7月24日借口阅兵设计文龙，当众宣布毛文龙十二大罪状，以尚方宝剑斩也拥有尚方宝剑的毛文龙于皮岛。
9.己巳之变
1629年（崇祯二年）十月，发生“己巳之变”，皇太极率十万清兵绕道蒙古，十月戊寅日（12月11日）突破长城喜峰口，攻陷遵化，京师震动而戒严，同时诏令各路兵马勤王。正在山海关附近的袁崇焕部，于十一月辛卯日（12月24日）赶到蓟州，袁崇焕本应将来犯之敌阻挡在蓟州至通州一线，在此展开决战，以确保京城安全。他向皇帝承诺“必不令敌越蓟西”（六天后，于十一月丁酉日（12月30日）晚抵达广渠门外，与后金兵鏖战于广渠门外。袁崇焕如此之举，引起北京城外的戚畹中贵的极度不满，纷纷向朝廷告状：袁崇焕名为入援，却听任敌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戚畹中贵园亭庄舍被敌骑蹂躏殆尽。
这是自明与满洲人交战以来，满洲人第一次直接攻击帝国的心脏、皇帝本人。这样的结果让崇祯如梦方醒，与袁崇焕的豪言壮语形成的这种巨大反差让崇祯想死的心都有了。崇祯对袁崇焕的看法于是急转直下，不仅仅是失望，还有受了欺骗和愚弄后的羞辱与痛恨。
事实也的确如此，“己巳之变”绝对是大明帝国与满洲人交手以来最丢脸的一场战役。
一个爱面子的人，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臣下对自己的欺骗与愚弄，如果他能容忍，他就不是崇祯帝。当这一切事情被崇祯认定之时，袁崇焕正在走向监狱的路上。
崇祯想起了所有的事情，所有关于袁崇焕的事情。从平台召对后，袁崇焕回到宁远直到被拿下，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杀了毛文龙，未收一寸之土，未斩一颗敌人首级。崇祯忽然想起，当袁崇焕杀掉毛文龙后却又为皮岛将士请军饷，而他杀掉毛文龙的罪名居然是糜饷。这如何说得过去？
后金军兵临京师，京城百姓惶恐不安，朝廷议论纷纷，几乎所有大臣都认为袁崇焕有罪。这种认识无疑给崇祯增添了巨大的压力，因为就是他重用的这个有罪的人，也是他，曾不遗余力地满足这个有罪之人的所有要求。
10.处死
崇祯帝十二月初将袁逮捕入狱，囚禁审讯半年后，1630年（崇祯三年），崇祯帝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等罪名于三年八月碟（zhe）刑（分裂肢体）处死于西市，弃尸于市。当时亲眼目睹了袁崇焕部队战斗过程的北京百姓恨之入骨，“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石匮书》）。

Answer 3

是忠臣冤死没错，不过考虑到当年毛文龙被他杀得也够冤枉，所以不妨认为是个报应。

Answer 4

算是忠臣吧，被皇太极的反间计害死，乾隆为他平反

Answer 5

忠臣,被冤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