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化革新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由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
——公元645年日本的大化革新公元645年，日本发生了一次宫廷政变。从此，日本的政治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这就是有名的大化革新。
这年6月的一个清晨，日本皇宫的太极殿内鼓乐齐鸣，文武百官穿着朝服缓缓走进殿堂，按官阶分立两旁。皇极天皇在宫女簇拥下登上了宝座。原来，今天是天皇接见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当时位于朝鲜半岛上的三个国家)使臣的日子，所以礼仪非常隆重。
大贵族奴隶主苏我入鹿也参加了接见。他腰佩长剑，立在天皇的左侧；他的父亲苏我虾夷是个驼背老头，此时正坐在天皇右侧。这父子两人权势极大，天皇在朝上有什么决定，总要先问问他们，否则一概无效。原来皇极天皇本来就是虾夷立的，他只不过是个傀儡而已，真正的天皇是虾夷；而他的儿子入鹿，则是实际上的摄政王。平时，虾夷不上朝，因为他早就把自己的邸宅看作“皇宫”，把他的儿子称为“皇子”。今天，因为要接见外国使臣，碍于礼仪，不得不陪同天皇。
老奸巨猾的虾夷见天皇的儿子中大兄皇子不来，心里有些狐疑。他知道中大兄皇子早就对他父子操纵皇室心怀不满，这两天，又听说他在一个寺院中集合军队。今天满朝文武大臣都集中在这里，惟独他不来，此中必有蹊跷。于是，他干咳了两下，说了声“我身体不适”，便让人抬走了。临走前，他向入鹿丢了个眼色，意思要儿子注意，但入鹿没有注意到这个动作，站在那里不动。
“使臣到!”
随着一阵喊声，鼓乐声大作，殿上官员纷纷肃立，天皇也端坐在宝座上。
三国使者缓步走进宫殿，他们的随从双手捧着礼物鱼贯而入。这时，中大兄皇子忽然跟在使臣后面进来了。他一进殿，便下令把所有的门关上。站在天皇左侧的入鹿见中大兄如此举动，正要责问，但中大兄早已一个箭步，飞奔到他面前举剑直刺过去。入鹿见来势凶猛，慌忙还击。中大兄竭尽全力一劈，入鹿的剑被击落在地，接着顺势一剑，刺进入鹿前胸，入鹿当即倒地死去。在场的外国使臣早已吓得退缩在一旁，满朝文武大臣也吓得魂飞魄散，不知所措，宫殿里顿时乱作一团。中大兄杀了入鹿以后，把剑一挥，埋伏在殿旁的卫士立即一拥而上，将虾夷、入鹿手下的文武大臣逮住，一个个押了下去。
接着，中大兄走到天皇面前，要他继续接见使臣。天皇哆哆嗦嗦地答应着，三国使臣也赶紧递上国书，送上礼物，匆匆退出宫去。
紧接着，宫门大开，中大兄指挥军队冲进宫中，同时迅速地占领了全城主要据点。苏我虾夷的家早已被军队包围，虾夷走投无路，便在自己的“皇宫”里自杀身死。
第三天，中大兄皇子拥立他的舅舅为孝德天皇，仿效中国当时的唐朝建年号“大化”，并且迁都难波(今大阪)。
第二年，新政权颁布了革新诏书，按照中国隋唐封建制国家的形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土地收归国有，成为公地。废除过去贵族私家占有土地和部民(奴隶)的制度。天皇成为全部土地的拥有者，部民归属国家，称为公民。过去的贵族，成为政府官吏，从国家那里得到俸禄。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
建立新的授田制度。政府对年满六岁的良民，每隔六年授田一次；土地不得买卖，死后归还国家；受田人须负担国家的租税和劳役。
确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以及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制度，实行征兵制，军权归属中央。
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革新”。
这场革新虽然是通过宫廷政变自上而下实行的，但不是偶然事件。日本是由几个大岛和很多小岛组成的国家。在古代，由于交通的限制，各岛即使发生了一些内部矛盾，也必须由自己内部解决。在公元5世纪，日本本州最大的势力最后统一了日本，建立了大和国家，最高统治者是天皇。
大和国家统一后，因日本领土本来就很狭小，在日本已无处可扩张了，因此一些实力较强的贵族开始了内部争斗，以便控制中央政权。起先，权势较强的物新氏掌握了中央权力，后来另一大贵族苏我氏强大了起来，打败了物新氏独自控制了中央政权，并树立了一个能听自己使唤的天皇。长久以来，苏我氏专政，社会混乱不堪，人民早已不满，朝中一些有识之士，都想模仿中国强大的唐朝，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
但是，这样做首先必须打倒苏我氏家族，因此才发生了以中大皇子联合中臣镰足的政变。大化革新对日本历史的影响是很大的。它抑制了旧贵族的特权，解除了旧贵族对“部民”的奴役，使农民在经济上得到了一定独立，促进了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化革新”是日本进入封建社会的开端。改革土地制度使国家长治久安
——公元732年查理·马特的采邑改革公元8世纪前期，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688～741年)实行了土地制度变革。那时，法兰克封建化过程加快，大地产迅速发展，自由农民大量破产。破产农民往往把土地献给地主豪绅或教会，或者投靠有权势人家成为他的“人”，丧失人身自由。经过几代后，他们大都沦为既无土地又无人身自由的农奴。这样，自由农自备武装服兵役的旧制度难以维持，也使中央政府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迅速衰落，以大地主为代表的地方割据势力增长。赫里斯塔尔·丕平一死，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斗争立即展开。丕平的妻子监禁查理(即后来的查理·马特，丕平的另一妻子所生)，执掌政权。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贵族乘机造反。查理在奥斯特拉西亚贵族支持下粉碎叛乱，直逼巴黎。不久，阿奎丹、弗里斯兰和萨克森又发生叛乱，也被查理平定。732年，查理在普瓦提埃大败阿拉伯人的进攻，从此被称为“马特”(意为锤子)。查理·马特是法兰克封建主阶级中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决定改革土地制度，将墨洛温王朝无条件封赐土地的办法改为有条件的，目的是将豪绅显贵同王室紧密联系起来，使国家长治久安，是为采邑改革。
查理·马特将没收叛乱贵族的土地和部分教会土地封给官员和将领，条件是必须服兵役和履行封臣的义务，如缴纳租税、交出盗匪，并且只限终身，不得世袭。如果封臣不履行义务，或双方有一方死亡，即收回采邑，分封关系终止。如愿继续以前的关系，必须重新分封。采邑改革影响重大。国王把土地作为采邑封给大封建主，大封建主又封给自己的下属，层层分封并结成主从关系，形成阶梯式的封建等级制。封主有责任保护封臣，封臣必须忠于封主和履行封建义务，如果封臣将采邑转让、再分封和出售，那么得到该采邑的人必须负担凝结在土地上的种种义务，封建主阶级的内部联系加强了。因此，层层封授土地并结成主从关系，是包括法兰克王国在内的西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而与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很不相同。封臣得到采邑的同时，也得到对领地上自由人的管辖权，加强对劳动人民的控制。这种统治权与所有权结合，是西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个特点。所谓领主制，原意就是指土地所有者同时拥有对自由人的管辖权。马克思在谈到西欧的上述特点时说：“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4页)最后，采邑改革后，骑兵逐渐代替步兵，骑士阶层兴起，中、小地主的力量加强了，为后来加洛林王朝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到了公元9世纪，采邑分封继续实行，但条件已有变化，仅保留服兵役和其他义务，受封者往往世世代代享有采邑，采邑变成世袭领地(即封主)，大封建主的独立性重新增长。他们在领地内享有种种“特恩权”，俨然独立王国。恩格斯写道：采邑改革“是为了统一帝国，将豪绅显贵跟王室永久联系起来，从而加强王室，而结果却导致王室的彻底削弱，豪绅显贵的独立和帝国的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