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鉴赏诗词 《除忠州寄谢崔相公》

提拔出泥知力竭，吹嘘生趣见情深。 剑锋缺折难冲斗，桐尾烧焦岂望琴？ 感旧两行年老泪，酬恩一寸岁寒心。 忠州好恶何须问，鸟得辞笼不择林。

Answer 1

白居易在写此诗之前是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次是擢升为忠州刺史，而帮助白居易升迁的就是他的好友，题目中的崔相公，曾做过宰相的崔群。

杭州刺史谢上表
公元822年，年过半百的白居易来到美丽的杭州任刺史，官场失意的他在看到西湖山水时，精神为之一振。到杭州的当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了《杭州刺史谢上表》，从此开始了伟大诗人与美丽山河的千古绝恋。白居易在杭州的政绩多不胜数，但其中最突出的是疏通六井和筑西湖湖堤。他首先疏通的是李沁四十年前开凿的六井，其次便是整治西湖，筑建白堤。
杭州刺史谢上表
臣某言：去年七月十四日蒙恩除授杭州刺史，属汴路未通，取襄阳路赴任，水陆七千馀里，昼夜奔驰，今月一日到本州，当日上任讫。上分忧寄，内省庸虚，仰天感（一作戴）恩，地失次，臣某中谢。臣谬因文学，忝厕班行，自先朝黜官以来，六年放弃，逢陛下嗣位之后，数月徵还，生归帝京，宠在郎署，不逾年擢zhuó知制诰，未周岁正授舍人，出泥登霄，从骨生肉，唯有一死，拟将报恩。旋属方隅不宁，朝廷多事，当陛下旰gàn食宵衣之日，是微臣输肝写胆之时，虽进献愚衷，或期有补，而退思事理，多不合宜。臣犹自知，况在天鉴，忝非土木，如履冰泉。
合当鼎镬之诛，尚忝藩宣之寄，才小官重，恩深责轻，欲答生成，未知死所。唯当夙兴夕惕，焦思苦心，恭守诏条，勤恤人庶，下苏凋瘵，上副忧勤。万分之恩，莫酬一二，仰天举首，望阙驰心。葵藿之志徒倾，蝼蚁之诚难达，无任感恩激切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擢zhuó基本字义
1.
拔：～发（fā）难（nán）数（shǔ）（喻罪恶多得像头发那样数不清）。
2.
提拔，提升：～升。～用。～第。
旰gàn基本字义
1.
晚，天色晚：～食宵衣（天晚才吃饭，天未亮就穿衣起床，多用以称谀帝王勤劳政事）。
钱塘湖春行
[唐]白居易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他开始意识到不“待时”而动的固执追求可能会适得其反，反而使兼济理想无法实现。“在认识到自己从政思想和方式的偏狭之后，白居易对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途径作出了重大调整，不再执着于直接辅佐君主，而采取了更灵活务实的方式。”[4]外任的想法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忠州岁月，探求生民之计的实践，使白居易得到丰富的治郡经验。意识到当一个有实权的地方官吏，才能在某各地方实现自己的理想。此期所谓的“思想流变”，主要是指由宏观地兼济天下到具体地兼济一方，认识到在朝任官，难掌实权，难以在朝廷实现自己的从政理论体系，于是重新振作起来，自求外任地方的机会，将爱民政治理想变为实际的行动和利民的具体成果。自请外任得准后奏章中写到：“惟当夙兴夕惕，焦思苦心，恭守诏条。勤恤人庶”《杭州刺史谢上表》。

论白居易兼济思想的后期流变
□ 白兴光
摘 要：提出“流变说”重新审视白居易思想、创作及政绩，力求准确地把握他一生思想流变的状况及过程。白居易身逢中唐一朝的淡季，在此时独能始终坚持兼济天下的理想。由于政局和处境的不断变化，在被贬江州之后，他的兼济思想内部也开始出现了流变，有意针对政治处境的不断变化而改变“兼济天下”的方式，将兼济理想变为实际的行动和爱民利民的具体成果。长庆二年自请外任之举，仍是其积极用世的一种表现，是实现兼济理想的一种途径。他于地方任上屡屡施行仁政,且忧国忧民思想也贯穿诗歌创作的始终,更加难能可贵!
关键词： 白居易思想；兼济；后期流变

白居易思想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学者们一般以元和五年、元和十年和长庆二年界定思想分期1,认为他的兼济思想转变于“卸任拾遗之际①”、“江州之贬②”、“自请外任③”这些时期。本文认为任何人为的割裂都是不科学的。白居易既是一个想兼济天下的政治文人，又是一个兼顾人生却侧重于艺术追求的诗人。双重的角色定位使他既近于兼济天下，同时又近于独善（兼顾人生）,因此对他后期思想的定性应该将政治局势的变化和诗人处境相结合，将其诗文作品与仕途的作为相结合。白居易一生的兼济思想宛若一条江河，时而若奔马直泻、惊涛怒吼，时而淙淙流淌、平缓前进，却都向着兼济天下的目标而去。依笔者之见，只有用“思想流变理念”重新审视其思想与创作情况，才能准确地把握白居易一生思想流变的状况及过程。所以阐述其思想变化并找出兼济独善这两条思想线索的流变过程，要比刻意地对思想进行分期更具研究价值。兼济思想是贯穿白居易一生的主要思想，被贬江州之后，兼济思想内部开始出现了流变，有意针对政治处境的不断变化而改变 “兼济天下”的方式。我拟从元和十年起，尝试来谈白居易兼济思想的后期流变过程。

一、穷困江州，未坠兼济之志

元和初年，初入仕途的白居易就形成了以《策林》为中心的政治思想体系，为实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他拿起批判现实主义的诗歌武器,向权奸和劣绅们开火。他积极干预政治，与宦官、旧官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疾恶如仇，直言进谏，所进的“数千百言中，皆人难言者”（《新旧唐书，本传》），试图通过统治阶级的改良来复兴唐朝并实现自己的兼济理想，此期的思想特征表现在“直面邪恶，锋芒毕露”。元和五年谏官改宫官，他依然满怀希望，写作讽谕诗干预时政。
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刺,白居易率先上书请捕贼雪耻,终被朝廷以“越职言事”与“诗文不孝”为借口，贬为江州司马。这对白居易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名垂千古的《琵琶行》在抒写琵琶女不幸的同时，将自己政治失意和贬谪之恨倾泻而出。但这仅仅是诗人暂时情绪低落的表现。至此白居易基本上停止了讽喻诗的创作，但这并不意味着白居易放弃了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白居易在逆境中对被贬的原因进行了反思：“握兵于外者,以仆洁慎不受赂而憎;秉权于内者,以仆介独不附己而忌;其余附丽之者,恶仆独异,又信狺狺吠声,唯恐中伤之不获”（《与杨虞卿书》），“以此得罪,可不悲乎！”认定江州被贬是必然要发生的。他意识到自己有必要转变一种方式来实现兼济的理想，但究竟用何种方式，他还在不断求索。
江州之贬的打击并未泼灭白居易兼济天下的政治热情，在谪居江州的境况下，白居易时刻准备着“待时而起”，从《偶然二首》中可看出，他没有放弃对宪宗的期望，依然视宪宗为英主，他相信只要宪宗在位，自己就仍然有希望，皇帝会有醒悟的一天，会重新重用自己。这种兼济天下的政治热情在他的诗文创作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高高此山顶，……通达楚与秦。或名诱其心，或利牵其身。乘者及负者，来去何云云。我亦斯人徒，未能出嚣尘。七年三往复，何得笑他人”（《登商山最高顶》），虽然表达了不得摆脱嚣尘的自嘲，却展现出对功名事业的热情。“所恨凌烟阁，不得画功名”（《题旧写真图》），虽然流露出得不到垂青的怨愤，却未放弃对功业的追求。“迢递麒麟阁,图功未有期”（《赠写真者》）等诗句都表现出对建功立业的深深渴望。元和十年，元稹与作者先后都遭到贬谪，但白居易深信，只要坚持下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历史是会作出公正的结论的。“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放言五首〉其一》），“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其三》）。就表现了诗人始终如一的坚定的信念。江州司马三年白居易并未主动远离政治，对司马一职是尽职尽责的，在他即将离任赴忠州，对他总结在江州任上的生活时：“一志忧惶，四年循省。昼夜饮食，未尝敢安”（《忠州刺史谢上表》）。这位耽于山水的司马直到上任后第二年秋天才有时间游观近在咫尺的庐山。[1]谪居期间他作的《登郢州白雪楼》、《东南行一百韵》等诗中一再表现出对淮西叛乱和朝廷的关注。“闻停岁仗轸皇情, 应为淮西寇未平。不分气从歌里发, 无明心向酒中生。愚计忽思飞短檄，狂心便欲请长缨”（《元和十二年淮寇未平诏停岁仗愤然有感率尔成章》）。作品义愤填膺，诗里诗外都充溢着诗人壮心不已的用世志向，这显然不是一个思想陷于消极的诗人所能写得出的。当他听到在宪宗的指挥下淮寇初破的消息时，在《闻李六景俭自河东令授唐邓行军--》中对自己的不能参与建功感到遗憾，十分羡慕参战的故友。
因此我们必须看到之前处于“通达”时期，而今处于“穷困”时期，在白居易心中，积极进取的思想在命运突转中仍然是一以贯之的，并未有本质性的变化。①1

二、忠州岁月，探求生民之计

江州秩满，元和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忠州好恶何须问，鸟得辞笼不择林”（《除忠州寄谢崔相公》）。量移忠州虽然不合理想，但是刺史乃一郡之长，官职品阶倒上升不少。
受命之后，白居易既兴奋又欣慰，欣喜之下写道：“遗簪承旧念，剖竹授新官。乡觉前程近，心随外事宽。生还应有分，西笑问长安”（《自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仰荷圣泽聊书鄙诚》）。“正听山鸟向阳眠，黄纸除书落枕前。为感君恩须暂起，炉峰不拟住多年。久眠褐被为居士，忽挂绯袍作使君” （《庐山别草堂三绝句》）。白居易是带着希望去的，“常闻仗忠信，蛮貊可行矣。自古飘沉人，岂尽非君子？况吾时与命，蹇舛不足恃。长恐不才身，复作无名死”（《初入峡有感》）。
元和十三年十二月（818），白居易来到忠州，这是他主政一个地方的开始。唐代的忠州又名南宾郡。忠州城筑在山腰上，市井萧疏，民生贫匮，仅仅抵得上一个小村镇。又由于接近南方国境，境内多山，物产不丰，满目凄凉，遍野饥民。常是犯人贬谪之所，并且当地许多官吏有所谓“蛮儿巴女”之说，从而歧视当地人民。但白居易敬爱当地人民，来到这里之后，下决心要改变这一切。
他以腹怀的《策林》作为自己治郡的理论基础。他改善郡政，简政安民。首先是“劝农”，使州民努力生产；其次是“均赋税”，按生产率纳税，打击不纳税的土豪劣绅；再次是“省事宽刑”，尽可能地减少人民差役和减轻刑罚。同时，诗人还率先躬行引导人民开山辟路、植树造林，“每日领童仆，荷锄仍决渠。划土壅其本，引泉溉其枯。小树低数尺，大树长丈余。封植来几时，高下齐扶疏。养树既如此，养民亦何殊？将欲茂枝叶，必先救根株。云何救根株？劝农均赋租。云何茂枝叶？省事宽刑书。移此为郡政，庶几氓俗苏”（《东坡种花二首》），这首诗表现了其明确治郡方略并自述了种树和政治管理的关系。
白居易为忠州的开发做了大量工作，短短两年后，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环境大大改善，山区小县呈现出政通人和的景象，为忠州人民带来了实际利益。“且喜赋敛毕，幸闻闾井安。岂伊循良化，赖此丰登年”（《徵秋税毕题郡南亭》）。可以见到他努力从政、利厚民生的成绩。
他在江州困居三年，虽历经坎坷、挫折和磨难，可为天下百姓造福，“兼济天下”之志却始终不渝。贬谪的伤口逐渐愈合，他一如既往地为实现兼济理想而努力。在忠州领郡一方的处境下，探求生民之计，将兼济天下政治理想变为实际的行动。在后来的地方官任上屡屡施行仁政。离开忠州时写下：“二年留滞在江城，草树禽鱼尽有情”。此期的“思想流变”是白居易政治思想体系第一次付诸于实践，即为当地的老百姓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情。实践使他认识到人民的痛苦和需要，认识到在地方任上是能够实现其兼济理想的。这对白居易后来主动要求外任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