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规的来历
弟子规的来历：
《弟子规》是清代教育家李毓秀所作的三言韵文。
其内容采用《论语》“学而篇”第六条：“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义，以三字一句、两句一韵编撰而成。全文共360句、1080个字。《弟子规》文笔自然流畅，朴实无华，影响深远，在清代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弟子规》全书以《论语》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章为总纲，分为五部分，各选择《论语》、《孟子》、《礼记》、《孝经》和朱熹语录编辑而成。
全文总计360句，1080字，内容涉及生活起居、衣服纽冠、行为仪止、道德品性、处世之道等，详于道德教育。
扩展资料：
弟子规后世影响
此书以通俗的文字、三字韵的形式阐述了学习的重要、做人的道理以及待人接物的礼貌常识等等。《弟子规》总叙中说：“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这里面有七个科目，即孝，弟，谨，信，爱众，亲仁，学文，前六项属于德育修养，后一项，即学文，属于智育修养。
《弟子规》首先明确强调了做人的各项准则，以教育我们孝顺父母、恭敬兄长为名义，继而教育人民把对父兄的顺从扩大到社会各个阶级，“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进而教育广泛服从。
“凡是人，皆须爱”，通篇以“爱心、父母对子女倾注了无私的爱、子女应该以无私的爱回报父母、这是天经地义的”一类手法，扼杀学童的思考能力、批判能力。是在清朝扬州十日等事件后特有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并非国学经典，应被视为封建糟粕而剔除。
2014年9月6日，海南省首开传统文化改造犯人的先河，服刑人员每日诵读和领悟《弟子规》、《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学一句，做一句”，潜移默化学会为人。中国司法部肯定海南经验，将海南司法厅编著的《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教材》纳入服刑人员教育统编教材全国发行。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弟子规
弟子规的来历
弟子规的来源康熙年间，其原名《训蒙文》，原作者李毓秀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一个秀才。他以《论语》“学而篇”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中心，列述了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当恪守的守则规范。后来贾存仁将其修订改编并改名为《弟子规》。
康熙年间统治阶层出于长久统治的目的，主动追求对传统思想文化的认同。包括崇文尊孔，提倡修读四书五经，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大修孔庙，春秋祭孔、宣谕以孔子儒教为立国之本。《弟子规》正是在这种文学氛围下，写作而成的。
《弟子规》是清代教育家李毓秀依据孔子教诲编成的学童生活规范，形式为三字韵语，核心思想是儒家的孝悌仁爱，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教育价值。
扩展资料：
《弟子规》是一本教小孩子怎么“视听言动”，讲述各种礼节和规矩的书。作者李毓秀，清初山西人，一生只有秀才的功名，而他最有名的作品《弟子规》也是直到清朝晚期才逐渐流传开来。毫无疑问，《弟子规》只是一本古代的启蒙书而已，只“教之以事”，并不“教之以理”。
然而，中国古代有无数文人学士给自家子弟或者学生编过韵文式的启蒙书，而《弟子规》却能从中脱颖而出，自然与它内容全面、结构整饬、持论平易、言语简洁有关。
有些人将《弟子规》顶礼膜拜奉若神明固然不妥，但近来某些言论将其完全视作封建糟粕，把它和愚民教材等而视之，使人又恍若回到将它狠批为“大毒草”的时代。
事实上，《弟子规》所讲述的内容，大概也就如前面老前辈讲的“户开亦开，户阖亦阖”一样，都是些日常生活礼节。古代读书人讲求“述而不作”，这些礼节乃至里面的每一句话，可以说背后都有经典来源做支撑。
所以，表面上看是个如何看待《弟子规》的小问题，实际上却是如何理解传统礼仪乃至传统文化的大问题。中国古人对这个问题看得相当透彻，《礼记·礼运》里讲“故礼也者，义之实也。”仁和义就好比土壤，根据气候环境的不同，可以长出各种“礼”的果实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弟子规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光明日报：今天如何看待《弟子规》
康熙年间，统治阶层出于长久统治的目的，主动追求对传统优秀思想文化的认同。包括崇文尊孔，提倡修读四书五经，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大修孔庙，春秋祭孔、宣谕以孔子儒教为立国之本。1670年，根据儒学核心制定和颁发“圣谕”十六条，作为人们的思想准则和行为规范：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匿匪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生命。另外，康熙十二年的荐举山林隐逸、十六年开设明史馆、十七年的荐举博学鸿词，网罗名士，弘扬儒学。这些举措都促进了儒家的发展。《弟子规》正式在这种文学氛围下，写作而成的。其原名《训蒙文》，原作者李毓秀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一个秀才。他以《论语》“学而篇”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中心，列述了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当恪守的守则规范。后来贾存仁将其修订改编并改名为《弟子规》。
“弟子”即学生、子弟之义，人人都为人子女，人人都为人弟子，所以，“弟子”涉及到所有的人，“弟子”不是指小孩，圣贤人的学生都叫弟子。 “规”就是做人的道理，行为的规范；“规”也是会意字，左边一个“夫”，右边一个“见”，叫大丈夫的见解。当然大丈夫的见解一定是随顺圣贤教诲，也就是人生的真理，来做事、来处事待人。《弟子规》我们来学才能把孩子教好，“教儿教女先教己”，要把儿女教好，首先要提升自己，自己先学好，这样才能够当好身教的工作。
1、形式来历：可追溯到1000年前的宋朝，因为《弟子规》“三字一句”的形式，很明显是仿效编订于宋代的＜三字经＞。
2、内容来历：可追溯到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学典籍，尤其是＜论语＞。其书名即取自该书＜学而＞篇第6章。
3. 成书来历：可追溯到300年的清朝康熙年间，先由康熙年间的儒家学者初次编订，后由乾隆年间的儒家学者完善编订。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汉代的“太学”相当。唐代贞元中，李勃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至南唐时，在其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到宋代，又改称“白鹿洞书院”，这时的“国学”实为藏书与讲学之所。
今“国学”之意是指以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为载体，表现中华民族传统社会价值观与道德伦理观的思想体系。但是定义仍然需要学术商榷，未得到确定定义。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孙诒让在其所著《周礼·正义》中指出：“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由此可见，“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汉代的“太学”相当。此后朝代更替，“国学”的性质和作用也有所变化。
唐代贞元中，李勃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至南唐时，在其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亦称“白鹿洞国学”、“庐山国子监”、“庐山书堂”等），首次使用了“国学”这一概念。到宋代，又改称“白鹿洞书院”，为藏书与讲学之所。宋代书院兴盛，涌现出白鹿、石鼓（一说嵩阳）、睢阳和岳麓四大书院。由此来看，“庐山国学”实际上是一所既藏书又讲学的“学馆”，亦即后来的“书院”。在当时的境域下，所藏之书和所讲之学，自然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从宋代四大书院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可见此时“国学”这一概念的使用，与“国医”是一样的。
但是，真正把“国学”同诸多“外学”相提并论，即作为一门统揽中国学术的概念提出来，则是在西学东渐、我国社会和学术文化处于空前转型的清末民初。
19世纪末，面对西学和“欧化主义”的刺激，日本学界从世界文化格局中反思和重识本国文化，发出了提倡“国粹”、“国学”的呼声，从此“国学”一词在近现代流行开来。这就自然感染并刺激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但黄主张先作“国学史”，使梁放弃了创办《国学报》的设想。而国粹派学者则趁机力倡“国学”。1904年，邓实在上海的《政艺通报》发表《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次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发行《政艺通报》、《国粹学报》，标志着“国学”在国内的立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