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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朝在中国历代封建社会中，政治是最开明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既有不杀大臣的家诏，又有抑武重文的主张，这种思想贯穿于整个北宋。在开明政治和文治主义的背景下，一大批杰出文人政治家脱颖而出，赵普、寇准、吕蒙正、吕端、李沆、王旦、文彦博、韩琦、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或鞠躬尽瘁，或刚直不阿，或清介重厚，或勇于改革，在历史上都留下千古英名。但是由于历史局限，再加上每个人地域、出身、个性及政治主张不同，在不同的时期这些人就分为不同的派别。派别之间时常发生争斗，从而也形成了北宋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朋党之争。最早的朋党之争
北宋最早的“朋党”之争发生于宋真宗时期。宋真宗是北宋第三个皇帝，他在而立之年，公元997年即位。北宋建国在960年，这位太平皇帝对于安邦治国显然不如他的先辈宋太祖、宋太宗那样卓越，对大臣驾驭能力也要逊色得多。在他执政的25年，朝廷内部的派系斗争时有发生，特别在他统治后期，派系争斗愈演愈烈，并最终演变成朋党之争。
公元1020年春天，宋真宗患中风卧床不起。眼看他病情日益加重，朝廷内部围绕真宗后时代的权力分配形成两股势力展开争斗。一派以宰相寇准、李迪为主，想将权力交给太子赵祯。另一派是枢密使丁谓、曹利用以及钱惟演、林特等，想将权力交给刘皇后。刘皇后出身贫寒，但机智过人，真宗对她非常信任。当初被册封皇后时曾经遭到李迪的反对，为此刘皇后耿耿于怀。真宗得病以后刘皇宫就开始试探性参与朝政，并很快在其周围形成了相当势力。
面对这样的局面，寇准、李迪忧心忡忡，他们不愿看到真宗驾崩以后，唐代武则天故事重新上演。于是，一天寇准借探病问安之际向皇帝建议说：皇上重病在身，天下人担心，皇太子是天下人所望，愿陛下思宗庙之重将帝位传给太子。或者由太子监国然后再选择忠诚正直的大臣辅佐以保大宋江山千秋万代。寇准还进一步讲，丁谓、钱惟演都是妄人，不可重用，更不可以辅佐太子。寇准的建议很有说服力，真宗当时知道自己病入膏肓，便同意由太子监国，大臣辅佐。于是寇准当即找到翰林院学士杨意，向他讲明和皇帝商量的意见，并让他马上起草诏书，由太子监国，决断天下事。
寇准此人生性豪迈，喜欢博饮。安排好事情后，心情放松，就找了几个朋友喝酒。酒席间寇准将太子监国之事讲出，不料，很快有人将消息透露给丁谓。丁谓听到后很吃惊，就跑到皇帝那里询问。哪知道这宋真宗精神恍惚，记不起曾经与寇准有过太子监国的口谕。于是丁谓趁机谗言：现在就由太子监国，为时过早，陛下一旦龙体康复，太子如何处置。陛下既然无太子监国旨意，那定是寇准假传圣旨，造谣惑众，以期达到个人目的。此为欺君之罪，不可饶恕。糊涂的宋真宗听信丁谓的话，竟然传旨，罢去寇准宰相职务，随后又贬寇准为道州司马。
寇准罢相后丁谓即当上宰相与李迪一起平章国事。无奈二人志向不和，经常发生争执。李迪鄙视丁谓其为人，因为寇准对丁谓曾有知遇之恩，而丁谓竟恩将仇报，陷害寇准。一日，在真宗面前李迪愤然进言；丁谓罔上弄权，与林特、钱惟演、曹利用、冯丞互为朋党，林特儿子杀人不予治罪而寇准无罪却被远谪。我愿与丁谓一起罢相交给御史劾正。北宋皇帝最讨厌宰相之间争吵，称之为“忿争无礼”。真宗当时非常生气，就将二人一起罢相。谁料第二天，丁谓找到皇上，一番言语后，又官复原职，而李迪却被贬知山东恽州。
后来真宗死后太子即位，刘太后果然垂帘听政，史称“章献垂帘”。丁谓此时独霸朝政，借机将李迪、寇准诬蔑为“朋党”。这也是“朋党”一词首次在朝廷使用。因朋党罪名受到株连的人还有很多，开国名将曹彬的儿子、时任枢密院事曹玮也被列为朋党谪知莱州。这就是北宋历史上第一次朋党之争。
朋党之争的发展
第二次朋党之争发生在宋仁宗时期。宋仁宗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之一。他于1022年13岁时登基，做了42年皇帝。除去刘太后前期垂帘听政的12年，还单独执政30年。这几十年，只有西夏有阶段性边患，其余可谓天下太平，是北宋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时期。这时期君子满朝，名相辈出。吕夷简、文彦博、欧阳修、范仲淹、韩琦、富弼、杜衍、包拯等同朝为官，王安石、司马光也崭露头角。因为宋仁宗宽容厚道，喜欢纳谏，所以这一时期各种思想异常活跃，党派之争也更加激烈。历史上将这一时期党派之争归类为“新党”与“旧党”之争。
以旧党为代表的是宰相吕夷简，此人出自名门，是太宗时期著名宰相吕蒙正的侄儿。这是一个资深官僚，久居中书，任宰相近20年，深得皇帝信任。新党代表则是大名鼎鼎的改革派人物范仲淹以及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名家。
公元1036年范仲淹权知开封府。看到吕夷简当朝日久，权势太重，官员进用多出其门。范仲淹就制作一幅百官图，将官员资历，政绩尽列图中，并做解释：如此为序迁，如此为破格，如此为公，如此为私。同时还建议皇上对宰相用人权要有所限制，不能任凭宰相任人唯亲。吕夷简知道后非常气愤，便伺机报复。一日，朝廷论建都一事，范仲淹说：洛阳地势险固，开封四战之地，太平时期居汴，有战事必居洛阳，现在要做一些准备，以防不测。宋仁宗问吕夷简有何意见，吕夷简说：不要听信范仲淹的言语，这个人迂阔，喜欢虚名，做事脱离实际。范仲淹闻后不服气，即上书“四论”讽刺和批评时政，还拿出当年“废后”一事，直接攻击宰相坏家法乱朝政。此论一出，彻底激怒了宰相。吕夷简当即状告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范仲淹自然不是老官僚的对手，再一次落败，被贬职到江西饶州任官。
范仲淹被贬后，秘书省官员余靖、尹洙、欧阳修等皆上书为其鸣不平。当时的一批名士王质、蔡襄等也出言相助，一时天下议论纷纷。为迅速平定局势，御史韩缜按照吕夷简的授意，请奏皇帝同意，将范仲淹朋党榜于朝堂，并诏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于是这一阶段朋党之争就告一段落，欧阳修为范仲淹辩论的著名篇章《朋党论》产生于此。
第三次朋党之争
宋神宗时期，发生了第三次大的朋党之争。宋神宗赵顼是宋英宗的儿子，公元1067年春天，赵顼19岁登上皇位。这位意气风发的皇帝面对财政匮乏，国用不足，军队战斗力差，西夏用兵连遭败绩及官僚暮气，不思进取的局面非常不满。他锐意改革，不顾朝廷内部保守派官员反对，于熙宁二年即公元1069年，大胆启用王安石为副宰相进行一系列社会制度改革，史称“熙宁变法”也即王安石变法。于是，围绕这场变法，一场北宋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斗争最为激烈的朋党之争发生了。
前期变法1069年主要集中经济领域，依次出台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利害条约》等三部法律。这三部法律虽然体现了抑兼、济民的思想，但同时也侵害了地主和商人阶层利益，因此引来朝野一片反对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官员马上站出来反对变法。宰相富弼称病辞职，知青州的欧阳修抵制“青苗法”执行，三朝元老、河北安抚使韩琦上书朝廷说“青苗法”祸国殃民，翰林学士范镇也指责“青苗法”是“唐衰乱世之所为”。
公元1070年12月，王安石升任宰相，变法也进入高潮，一系列新法相继出台。这些新法涉及军事、教育、科举、经济等领域。新法再一次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枢密使文彦博、副宰相冯京、退居洛阳的司马光、在外的旧相富弼，再加上曹太后、高太后外戚力量群起攻之。面对强大攻势，神宗又动摇了。更可怕的是，变法派内部出现了分裂。意志坚强的王安石也在内外交困中被迫辞职，出知江宁。变法陷入低谷，随后王安石虽然又复相一年多，但是新法实施依然四处被阻，举步维艰。王安石对神宗感叹道，天下事像煮汤，下一把火，接着泼一勺水，哪还有熟的时候？1076年10月，心力交瘁的王安石第二次罢相，轰轰烈烈的变法开始走向失败。
1085年宋神宗病逝，10岁儿子赵煦继位，建年号元祐。一贯反对变法的高太后垂帘听政，他当即召回王安石的头号政敌，保守党领袖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执政后立即启用吕公著、刘挚、范纯仁、吕大防、苏轼等一批保守派官员，史称“元祐党”。然后基本上贯彻的方针是：凡是王安石颁布的新法一概废除，凡是变法派朝臣一概罢免。在司马光执政一年多内，新法几乎全被废除殆尽。当时朝廷内部许多人也认为对新法不能一概而论，合理的应当保留，就连一贯反对新法的苏东坡也曾与司马光争辩说，“免役法”不宜取消。但是司马光仍然坚定地将废除新法为己任。在废除新法的同时，保守派也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1087年王安石、章惇、吕惠卿、曾布、沈括、张商英等30人被列为“熙宁奸党”，悉数赶出朝廷。
朋党之争的特点和后果
朋党之争有其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朋党之争大都发生在文臣之间。文人尊儒崇礼，比较含蓄，因而斗争手段比较文明。最严重的也就是贬官流放，或刻石立碑称“党人”让其丢面子。
二是朋党之争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尤其第一次、第三次争斗的主角明显可分为南北两派。寇准、李迪、司马光、文彦博都是北方人，而丁谓、钱惟演、王安石、吕惠卿都是南方人。宋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都在北方。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以及主要幕僚全是北方人，所以，那个时期的官场中，北方幕僚常以主人自居来对待南方官员。北宋前期，将近50年间，南方幕僚竟无一人官至宰相。可见，狭隘的地域观念左右了官员的政治倾向，成为朋党之争潜在的动因。
朋党之争的后果非常严重。第一，它阻碍了北宋社会的发展。由于朋党相争，官员意气用事，使得朝廷四分五裂，政令不通，社会经济受到严重损坏。第二，朋党之争是导致北宋亡国的重要原因。王安石变法以后，朋党之争进入白热化。“熙宁”、“元祐”两党曾交替执政，使得一些重要的法律朝令夕改，闹得地方官员和普通百姓根本无所适从，严重伤害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以至于当金兵大举入侵时，朝廷失去号召力，竟组织不了有效反抗，遭受靖康之耻。难怪有的历史学家把北宋灭亡原因直接归咎于朋党之争。
北宋最早的“朋党”之争发生于宋真宗时期。宋真宗是北宋第三个皇帝，他在而立之年，公元997年即位。北宋建国在960年，这位太平皇帝对于安邦治国显然不如他的先辈宋太祖、宋太宗那样卓越，对大臣驾驭能力也要逊色得多。在他执政的25年，朝廷内部的派系斗争时有发生，特别在他统治后期，派系争斗愈演愈烈，并最终演变成朋党之争。
公元1020年春天，宋真宗患中风卧床不起。眼看他病情日益加重，朝廷内部围绕真宗后时代的权力分配形成两股势力展开争斗。一派以宰相寇准、李迪为主，想将权力交给太子赵祯。另一派是枢密使丁谓、曹利用以及钱惟演、林特等，想将权力交给刘皇后。刘皇后出身贫寒，但机智过人，真宗对她非常信任。当初被册封皇后时曾经遭到李迪的反对，为此刘皇后耿耿于怀。真宗得病以后刘皇宫就开始试探性参与朝政，并很快在其周围形成了相当势力。
面对这样的局面，寇准、李迪忧心忡忡，他们不愿看到真宗驾崩以后，唐代武则天故事重新上演。于是，一天寇准借探病问安之际向皇帝建议说：皇上重病在身，天下人担心，皇太子是天下人所望，愿陛下思宗庙之重将帝位传给太子。或者由太子监国然后再选择忠诚正直的大臣辅佐以保大宋江山千秋万代。寇准还进一步讲，丁谓、钱惟演都是妄人，不可重用，更不可以辅佐太子。寇准的建议很有说服力，真宗当时知道自己病入膏肓，便同意由太子监国，大臣辅佐。于是寇准当即找到翰林院学士杨意，向他讲明和皇帝商量的意见，并让他马上起草诏书，由太子监国，决断天下事。
寇准此人生性豪迈，喜欢博饮。安排好事情后，心情放松，就找了几个朋友喝酒。酒席间寇准将太子监国之事讲出，不料，很快有人将消息透露给丁谓。丁谓听到后很吃惊，就跑到皇帝那里询问。哪知道这宋真宗精神恍惚，记不起曾经与寇准有过太子监国的口谕。于是丁谓趁机谗言：现在就由太子监国，为时过早，陛下一旦龙体康复，太子如何处置。陛下既然无太子监国旨意，那定是寇准假传圣旨，造谣惑众，以期达到个人目的。此为欺君之罪，不可饶恕。糊涂的宋真宗听信丁谓的话，竟然传旨，罢去寇准宰相职务，随后又贬寇准为道州司马。
寇准罢相后丁谓即当上宰相与李迪一起平章国事。无奈二人志向不和，经常发生争执。李迪鄙视丁谓其为人，因为寇准对丁谓曾有知遇之恩，而丁谓竟恩将仇报，陷害寇准。一日，在真宗面前李迪愤然进言；丁谓罔上弄权，与林特、钱惟演、曹利用、冯丞互为朋党，林特儿子杀人不予治罪而寇准无罪却被远谪。我愿与丁谓一起罢相交给御史劾正。北宋皇帝最讨厌宰相之间争吵，称之为“忿争无礼”。真宗当时非常生气，就将二人一起罢相。谁料第二天，丁谓找到皇上，一番言语后，又官复原职，而李迪却被贬知山东恽州。
后来真宗死后太子即位，刘太后果然垂帘听政，史称“章献垂帘”。丁谓此时独霸朝政，借机将李迪、寇准诬蔑为“朋党”。这也是“朋党”一词首次在朝廷使用。因朋党罪名受到株连的人还有很多，开国名将曹彬的儿子、时任枢密院事曹玮也被列为朋党谪知莱州。这就是北宋历史上第一次朋党之争。
朋党之争的发展
第二次朋党之争发生在宋仁宗时期。宋仁宗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之一。他于1022年13岁时登基，做了42年皇帝。除去刘太后前期垂帘听政的12年，还单独执政30年。这几十年，只有西夏有阶段性边患，其余可谓天下太平，是北宋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时期。这时期君子满朝，名相辈出。吕夷简、文彦博、欧阳修、范仲淹、韩琦、富弼、杜衍、包拯等同朝为官，王安石、司马光也崭露头角。因为宋仁宗宽容厚道，喜欢纳谏，所以这一时期各种思想异常活跃，党派之争也更加激烈。历史上将这一时期党派之争归类为“新党”与“旧党”之争。
以旧党为代表的是宰相吕夷简，此人出自名门，是太宗时期著名宰相吕蒙正的侄儿。这是一个资深官僚，久居中书，任宰相近20年，深得皇帝信任。新党代表则是大名鼎鼎的改革派人物范仲淹以及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名家。
公元1036年范仲淹权知开封府。看到吕夷简当朝日久，权势太重，官员进用多出其门。范仲淹就制作一幅百官图，将官员资历，政绩尽列图中，并做解释：如此为序迁，如此为破格，如此为公，如此为私。同时还建议皇上对宰相用人权要有所限制，不能任凭宰相任人唯亲。吕夷简知道后非常气愤，便伺机报复。一日，朝廷论建都一事，范仲淹说：洛阳地势险固，开封四战之地，太平时期居汴，有战事必居洛阳，现在要做一些准备，以防不测。宋仁宗问吕夷简有何意见，吕夷简说：不要听信范仲淹的言语，这个人迂阔，喜欢虚名，做事脱离实际。范仲淹闻后不服气，即上书“四论”讽刺和批评时政，还拿出当年“废后”一事，直接攻击宰相坏家法乱朝政。此论一出，彻底激怒了宰相。吕夷简当即状告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范仲淹自然不是老官僚的对手，再一次落败，被贬职到江西饶州任官。
范仲淹被贬后，秘书省官员余靖、尹洙、欧阳修等皆上书为其鸣不平。当时的一批名士王质、蔡襄等也出言相助，一时天下议论纷纷。为迅速平定局势，御史韩缜按照吕夷简的授意，请奏皇帝同意，将范仲淹朋党榜于朝堂，并诏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于是这一阶段朋党之争就告一段落，欧阳修为范仲淹辩论的著名篇章《朋党论》产生于此。
第三次朋党之争
宋神宗时期，发生了第三次大的朋党之争。宋神宗赵顼是宋英宗的儿子，公元1067年春天，赵顼19岁登上皇位。这位意气风发的皇帝面对财政匮乏，国用不足，军队战斗力差，西夏用兵连遭败绩及官僚暮气，不思进取的局面非常不满。他锐意改革，不顾朝廷内部保守派官员反对，于熙宁二年即公元1069年，大胆启用王安石为副宰相进行一系列社会制度改革，史称“熙宁变法”也即王安石变法。于是，围绕这场变法，一场北宋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斗争最为激烈的朋党之争发生了。
前期变法1069年主要集中经济领域，依次出台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利害条约》等三部法律。这三部法律虽然体现了抑兼、济民的思想，但同时也侵害了地主和商人阶层利益，因此引来朝野一片反对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官员马上站出来反对变法。宰相富弼称病辞职，知青州的欧阳修抵制“青苗法”执行，三朝元老、河北安抚使韩琦上书朝廷说“青苗法”祸国殃民，翰林学士范镇也指责“青苗法”是“唐衰乱世之所为”。
公元1070年12月，王安石升任宰相，变法也进入高潮，一系列新法相继出台。这些新法涉及军事、教育、科举、经济等领域。新法再一次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枢密使文彦博、副宰相冯京、退居洛阳的司马光、在外的旧相富弼，再加上曹太后、高太后外戚力量群起攻之。面对强大攻势，神宗又动摇了。更可怕的是，变法派内部出现了分裂。意志坚强的王安石也在内外交困中被迫辞职，出知江宁。变法陷入低谷，随后王安石虽然又复相一年多，但是新法实施依然四处被阻，举步维艰。王安石对神宗感叹道，天下事像煮汤，下一把火，接着泼一勺水，哪还有熟的时候？1076年10月，心力交瘁的王安石第二次罢相，轰轰烈烈的变法开始走向失败。
1085年宋神宗病逝，10岁儿子赵煦继位，建年号元祐。一贯反对变法的高太后垂帘听政，他当即召回王安石的头号政敌，保守党领袖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执政后立即启用吕公著、刘挚、范纯仁、吕大防、苏轼等一批保守派官员，史称“元祐党”。然后基本上贯彻的方针是：凡是王安石颁布的新法一概废除，凡是变法派朝臣一概罢免。在司马光执政一年多内，新法几乎全被废除殆尽。当时朝廷内部许多人也认为对新法不能一概而论，合理的应当保留，就连一贯反对新法的苏东坡也曾与司马光争辩说，“免役法”不宜取消。但是司马光仍然坚定地将废除新法为己任。在废除新法的同时，保守派也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1087年王安石、章惇、吕惠卿、曾布、沈括、张商英等30人被列为“熙宁奸党”，悉数赶出朝廷。
朋党之争的特点和后果
朋党之争有其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朋党之争大都发生在文臣之间。文人尊儒崇礼，比较含蓄，因而斗争手段比较文明。最严重的也就是贬官流放，或刻石立碑称“党人”让其丢面子。
二是朋党之争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尤其第一次、第三次争斗的主角明显可分为南北两派。寇准、李迪、司马光、文彦博都是北方人，而丁谓、钱惟演、王安石、吕惠卿都是南方人。宋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都在北方。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以及主要幕僚全是北方人，所以，那个时期的官场中，北方幕僚常以主人自居来对待南方官员。北宋前期，将近50年间，南方幕僚竟无一人官至宰相。可见，狭隘的地域观念左右了官员的政治倾向，成为朋党之争潜在的动因。
朋党之争的后果非常严重。第一，它阻碍了北宋社会的发展。由于朋党相争，官员意气用事，使得朝廷四分五裂，政令不通，社会经济受到严重损坏。第二，朋党之争是导致北宋亡国的重要原因。王安石变法以后，朋党之争进入白热化。“熙宁”、“元祐”两党曾交替执政，使得一些重要的法律朝令夕改，闹得地方官员和普通百姓根本无所适从，严重伤害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以至于当金兵大举入侵时，朝廷失去号召力，竟组织不了有效反抗，遭受靖康之耻。难怪有的历史学家把北宋灭亡原因直接归咎于朋党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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