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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于2017-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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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北伐曹魏之战,是由弱者主动向强者发动的一场战争。这是一场有争议的战争,对于这场战争,有人认为是妄动干戈;有人觉得是“穷兵黩武”,还有人觉得是自取灭亡。我觉得这些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诸葛亮北伐并非是妄动干戈,而是待机北伐。如第一次北伐(公元228年春)之机是:魏文帝曹丕病死,曹睿继位后大兴宫殿,百姓有怨言,且司马懿被贬家中;226年8 月吴国攻打江夏,后又攻打襄阳;孟达暗中欲起兵投靠蜀国。第二次(公元228年冬)北伐的背景是魏中诈降计,曹休出兵伐吴大败,曹魏大军南下,后防空虚。第三次北伐之机(公元229年春)是:二次北伐刚结束又立刻发动攻击,可收奇袭之效。正所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第四次北伐(公元231年)的背景是:230年曹真大军伐蜀,因大雨等因素折回;同年孙权派兵攻打合肥。第五次北伐(公元234年)之机是233年吴国攻打合肥新城,234年5月孙权应蜀国之约,发兵分三路攻魏。可见,诸葛亮北伐不是乘敌内患(如第一次北伐),就是乘敌无备(如第三次北伐);不是乘敌兵力东下,关中空虚之机(如第二、第四次北伐),就是因与吴国联合出兵、互为犄角之时(如第五次北伐)。更何况,在诸葛亮的指挥下,蜀军山战能力胜过魏军,在山区正面对决胜算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司马懿一直躲在城塞里不肯出战的原因之一)。因此,妄动干戈纯属无稽之谈。
其次,诸葛亮北伐并非是“穷兵黩武”,而是得到群众的拥护。诸葛亮为谋求统一而进行北伐,符合当时群众的愿望,因此即使连年用兵,北伐没有成功,但百姓仍然信任他、支持他,并没有要他下台。更难能可贵的是,诸葛亮在北伐的同时,善于治国,能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使得蜀国国内井然,出现了“田畴僻,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的局面,蜀国人口也从章武元年90万人增加到蜀国灭亡时的94万人(要不是姜维九进中原损失太大,可能会超过百万)。可见,诸葛亮五次北伐、六出岐山是“穷兵黩武”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
第三、诸葛亮北伐并非是自取灭亡之道,而是一种扰敌之术,体现了诸葛亮骚扰敌人以消耗敌人的战略思想。当时三国之中,蜀国最弱,魏国最强。以弱抗强,失败是正常的,灭亡也是符合常理的。然而,必然之中蕴含着偶然,历史上以弱胜强的例子比比皆是,它们的基本战略大多是先慢慢消耗敌人的实力,等到对方疲惫,露出致命破绽,再一举消灭对方,近如曹操在官渡之战、陆逊在夷陵之役,远似春秋时代吴国孙武伐楚之举。当时,吴国虽然小于楚国,但孙武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扰敌战术不时侵扰楚国边境,使楚国军队疲于奔命,边疆骚动不安;军力、国力损耗严重,最后顺利攻入国都,要不是秦国出兵解救,早就灭亡了。孙吴能够伐楚,诸葛亮为何不能北伐呢?
所以,诸葛亮北伐骚扰魏国以消耗其军力、国力是完全符合弱国战胜强国的规律,是一种积极的措施。当然,蜀国当时的总兵力只有30万,而魏兵边疆的驻守部队就达20多万,显然派少数兵力进行骚扰是无法震动魏都洛阳的。所以,诸葛亮必须虚张声势,派大军正面出击。蜀国出动大军北伐虽然也会消耗不少物资,但相对来讲,魏国的损失更大。因为诸葛亮有主动优势,准备也比较充分;而曹魏匆忙应战,军资后勤难以妥善,必定会形成浪费;而且诸葛亮善于把战场搬到魏国的领土上,常用魏国的物资、人员去打击魏国。诸葛亮每次北伐大多相隔不久,蜀汉经过一段时间建设准备,尚足以承受;而魏国烦不胜扰、疲于奔命;甚至因不堪其扰,在公元230年主动伐蜀?但因大雨等因素无功而返)。可见诸葛亮扰敌战术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诸葛亮北伐不仅是积极的,而且还比较成功:一是通过北伐,表明了汉室正统继承者的立场,既振作了民心士气,又巩固了吴蜀联盟,共同骚扰魏国;还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维持三国分立,延缓蜀汉灭亡的目的。二是渐渐蚕食对方,创造了有利局势。诸葛亮五次北伐,以蚕食的方法与魏国争夺凉州,不但夺取了土地和资源,更重要得是在当地建立了蜀汉军队的威望,获取了当地人民的心,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当地至今流传着“死诸葛吓跑活仲达”的说法。三是诸葛亮北伐失利往往只是粮草不继所致,不仅不能算败,还取得局部胜利:一出岐山期间,
赵子龙力斩西凉勇将韩德父子五人,智取安定、天水和南安三郡,远近州郡望风而降;还大败曹真与郭淮(魏兵败走十余里,魏将死者极多),大破西羌兵,威震曹魏。后因错用马谡,街亭失守,粮草难继而退;退敌之计竟然是“空城计”,全军而退。二出岐山虽然受阻于郝昭的陈仓,却大败曹真;退兵之时,计斩王双。三出岐山期间,袭取陈仓,破张?,夺散关,取阴平、武都,大败司马懿,“所得器械、马匹,不计其数”。(后因张苞病死,诸葛亮生病而主动退兵);四出岐山期间,劫寨破曹真,斗阵败仲达,“魏兵十伤六七”。后因司马懿的离间之计被迫撤退,但是退兵增灶,退得神不知鬼不觉,让司马懿也找不到机会。五出岐山期间,大败孙礼,杀得雍、凉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大胜之际,李严谎报军情,诸葛亮率师回朝;退兵的时候仍然轻松了结了张?。六出岐山后,差点就成功了,当时火烧上方谷,要不是老天下雨,诸葛亮劲敌司马懿父子早就化为灰烬(因诸葛亮病卒而班师);后来诸葛亮人都已经死了,还骇退了司马懿,顺便算计了谋反的魏延。可见,诸葛亮六出岐山,除第一、二次因败而退外(前者街亭失守,后者陈仓未得),其余四次均在大获全胜后全军而退。四是诸葛亮在北伐期间还为战胜曹魏创造了基本条件:他通过武器装备的技术革新,部分弥补了兵力不足这个劣势。如制作了一弩十发的连弩,使其成为极具威力的远射武器,积极运用火炮,发挥火炮的威力(平南中之乱、火烧上方谷)。他还认真研究后勤保障,部分弥补了粮草不继之虑,如不仅通过收割魏境麦田等措施,就地筹粮,以缩短运输线,保证供给;还发明木牛流马,不仅节省了人力,还提高军粮保证率;并在汉中黄沙和前线敌境屯田,建立粮仓,以利长久之战。若非诸葛亮病死,此法之效恐怕不可估量。
第四、诸葛亮北伐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一是因为他感激放备三顾之恩和白帝托孤之情,又深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和“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前出师表》)之使命。二是因为当时“天下三分,魏国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而已”(《三国志?刘晔传》裴注引《傅子》),当时,魏国的土地四倍于蜀,人口五倍于蜀;蜀汉只据有益州一隅,人口不到百万,而且“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和平竞争只能坐以待毙,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以攻为守(“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不如伐之?”《后出师表》)。三是夷陵战后不久,蜀国人才凋零,后继乏人,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危险局面。诸葛亮看到了这个潜在的危险性,故他在《后出师表》中说:“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兰、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又说:“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时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矣”;而曹魏地处中原,人才层出不穷,前赴后继,无断层之忧,如司马懿机权干略,不在诸葛亮之下;郭淮、司马司、司马昭、钟会、邓艾等,其才略均不亚于蜀汉末期蜀汉的灵魂姜维(这也许就是诸葛亮“六出岐山”的最大苦衷吧)。四是因为要树立威望,凝聚蜀汉人心。若不北伐,人们的正统思想将逐渐淡化为零,凝聚力、向心力也将变得更弱。
第五、诸葛亮北伐并非没有取得成功的可能。中国古代战争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战略格局的改变往往在于某个重要战役的胜败,如前秦与东晋淝水之战。当时秦王符坚先后灭掉前燕、代、前梁等割据国,统一了黄河流域;又于公元373年攻占了东晋的梁(今陕西汉中)、益(今四川成都)二州,将势力扩展到长江和汉水上游,大有一统天下之势。公元383年8月,符坚亲率大军90万南下灭晋,结果大败而归;北方暂时统一的局面也随之解体。袁曹官度之战也是如此,当时,袁绍拥兵数十万,占据了黄河以北的幽、冀、青、并等州郡,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曹操虽然占领了黄河以南的衮、豫、徐等州郡,并把汉献帝接到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但曹操只有数万兵马,所处的地理位置又易攻难守,且后方很不巩固,荆州的刘表、江东的孙策、南阳的张绣仍与曹操为敌。总体作战形势利袁而不利曹。然而,官渡一战,袁军大败,袁、曹共同割据北方的局面彻底改变,曹操因而迅速统一了北方。赤壁之战更不用说了,战前,曹操统一天下似乎成为定势;战后,三国分立了几十年。可见,胜败乃兵家常事,而战略格局的改变往往就决定于某些“常事”之中。因此,灭魏虽然困难重重,但以诸葛亮之足智多谋,灭魏也并非不可能。
总之,诸葛亮“六出岐山,北伐中原”不是所谓的妄动干戈,也不是“穷兵黩武”,更不是自取灭亡,而是他隆中对战略思想遭到致命性打击后的一种无奈而正确的选择,符合弱国战胜强国的规律。这种骚扰敌人以消耗敌人的战略思想不仅是积极的,还是一种很有效、较成功的战略。当然,他的这种战略思想并非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成功的,如姜维九进中原就无法胜利。原因有四,一是姜维原是魏国人,在蜀国没有绝对的权威,败则大家攻击,胜则遭到怀疑;二是姜维没有诸葛亮足智多谋,诸葛亮是把战场移到对方领土上打,而且大多是取得局部胜利而归;三是姜维所遇到的对手非常强。首先是司马昭兄弟;接着便是邓艾和钟会。因此,北伐以扰敌的战略思想由诸葛亮来实施是成功的,而由姜维来实施则无法达到目的。
首先,诸葛亮北伐并非是妄动干戈,而是待机北伐。如第一次北伐(公元228年春)之机是:魏文帝曹丕病死,曹睿继位后大兴宫殿,百姓有怨言,且司马懿被贬家中;226年8 月吴国攻打江夏,后又攻打襄阳;孟达暗中欲起兵投靠蜀国。第二次(公元228年冬)北伐的背景是魏中诈降计,曹休出兵伐吴大败,曹魏大军南下,后防空虚。第三次北伐之机(公元229年春)是:二次北伐刚结束又立刻发动攻击,可收奇袭之效。正所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第四次北伐(公元231年)的背景是:230年曹真大军伐蜀,因大雨等因素折回;同年孙权派兵攻打合肥。第五次北伐(公元234年)之机是233年吴国攻打合肥新城,234年5月孙权应蜀国之约,发兵分三路攻魏。可见,诸葛亮北伐不是乘敌内患(如第一次北伐),就是乘敌无备(如第三次北伐);不是乘敌兵力东下,关中空虚之机(如第二、第四次北伐),就是因与吴国联合出兵、互为犄角之时(如第五次北伐)。更何况,在诸葛亮的指挥下,蜀军山战能力胜过魏军,在山区正面对决胜算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司马懿一直躲在城塞里不肯出战的原因之一)。因此,妄动干戈纯属无稽之谈。
其次,诸葛亮北伐并非是“穷兵黩武”,而是得到群众的拥护。诸葛亮为谋求统一而进行北伐,符合当时群众的愿望,因此即使连年用兵,北伐没有成功,但百姓仍然信任他、支持他,并没有要他下台。更难能可贵的是,诸葛亮在北伐的同时,善于治国,能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使得蜀国国内井然,出现了“田畴僻,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的局面,蜀国人口也从章武元年90万人增加到蜀国灭亡时的94万人(要不是姜维九进中原损失太大,可能会超过百万)。可见,诸葛亮五次北伐、六出岐山是“穷兵黩武”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
第三、诸葛亮北伐并非是自取灭亡之道,而是一种扰敌之术,体现了诸葛亮骚扰敌人以消耗敌人的战略思想。当时三国之中,蜀国最弱,魏国最强。以弱抗强,失败是正常的,灭亡也是符合常理的。然而,必然之中蕴含着偶然,历史上以弱胜强的例子比比皆是,它们的基本战略大多是先慢慢消耗敌人的实力,等到对方疲惫,露出致命破绽,再一举消灭对方,近如曹操在官渡之战、陆逊在夷陵之役,远似春秋时代吴国孙武伐楚之举。当时,吴国虽然小于楚国,但孙武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扰敌战术不时侵扰楚国边境,使楚国军队疲于奔命,边疆骚动不安;军力、国力损耗严重,最后顺利攻入国都,要不是秦国出兵解救,早就灭亡了。孙吴能够伐楚,诸葛亮为何不能北伐呢?
所以,诸葛亮北伐骚扰魏国以消耗其军力、国力是完全符合弱国战胜强国的规律,是一种积极的措施。当然,蜀国当时的总兵力只有30万,而魏兵边疆的驻守部队就达20多万,显然派少数兵力进行骚扰是无法震动魏都洛阳的。所以,诸葛亮必须虚张声势,派大军正面出击。蜀国出动大军北伐虽然也会消耗不少物资,但相对来讲,魏国的损失更大。因为诸葛亮有主动优势,准备也比较充分;而曹魏匆忙应战,军资后勤难以妥善,必定会形成浪费;而且诸葛亮善于把战场搬到魏国的领土上,常用魏国的物资、人员去打击魏国。诸葛亮每次北伐大多相隔不久,蜀汉经过一段时间建设准备,尚足以承受;而魏国烦不胜扰、疲于奔命;甚至因不堪其扰,在公元230年主动伐蜀?但因大雨等因素无功而返)。可见诸葛亮扰敌战术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诸葛亮北伐不仅是积极的,而且还比较成功:一是通过北伐,表明了汉室正统继承者的立场,既振作了民心士气,又巩固了吴蜀联盟,共同骚扰魏国;还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维持三国分立,延缓蜀汉灭亡的目的。二是渐渐蚕食对方,创造了有利局势。诸葛亮五次北伐,以蚕食的方法与魏国争夺凉州,不但夺取了土地和资源,更重要得是在当地建立了蜀汉军队的威望,获取了当地人民的心,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当地至今流传着“死诸葛吓跑活仲达”的说法。三是诸葛亮北伐失利往往只是粮草不继所致,不仅不能算败,还取得局部胜利:一出岐山期间,
赵子龙力斩西凉勇将韩德父子五人,智取安定、天水和南安三郡,远近州郡望风而降;还大败曹真与郭淮(魏兵败走十余里,魏将死者极多),大破西羌兵,威震曹魏。后因错用马谡,街亭失守,粮草难继而退;退敌之计竟然是“空城计”,全军而退。二出岐山虽然受阻于郝昭的陈仓,却大败曹真;退兵之时,计斩王双。三出岐山期间,袭取陈仓,破张?,夺散关,取阴平、武都,大败司马懿,“所得器械、马匹,不计其数”。(后因张苞病死,诸葛亮生病而主动退兵);四出岐山期间,劫寨破曹真,斗阵败仲达,“魏兵十伤六七”。后因司马懿的离间之计被迫撤退,但是退兵增灶,退得神不知鬼不觉,让司马懿也找不到机会。五出岐山期间,大败孙礼,杀得雍、凉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大胜之际,李严谎报军情,诸葛亮率师回朝;退兵的时候仍然轻松了结了张?。六出岐山后,差点就成功了,当时火烧上方谷,要不是老天下雨,诸葛亮劲敌司马懿父子早就化为灰烬(因诸葛亮病卒而班师);后来诸葛亮人都已经死了,还骇退了司马懿,顺便算计了谋反的魏延。可见,诸葛亮六出岐山,除第一、二次因败而退外(前者街亭失守,后者陈仓未得),其余四次均在大获全胜后全军而退。四是诸葛亮在北伐期间还为战胜曹魏创造了基本条件:他通过武器装备的技术革新,部分弥补了兵力不足这个劣势。如制作了一弩十发的连弩,使其成为极具威力的远射武器,积极运用火炮,发挥火炮的威力(平南中之乱、火烧上方谷)。他还认真研究后勤保障,部分弥补了粮草不继之虑,如不仅通过收割魏境麦田等措施,就地筹粮,以缩短运输线,保证供给;还发明木牛流马,不仅节省了人力,还提高军粮保证率;并在汉中黄沙和前线敌境屯田,建立粮仓,以利长久之战。若非诸葛亮病死,此法之效恐怕不可估量。
第四、诸葛亮北伐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一是因为他感激放备三顾之恩和白帝托孤之情,又深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和“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前出师表》)之使命。二是因为当时“天下三分,魏国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而已”(《三国志?刘晔传》裴注引《傅子》),当时,魏国的土地四倍于蜀,人口五倍于蜀;蜀汉只据有益州一隅,人口不到百万,而且“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和平竞争只能坐以待毙,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以攻为守(“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不如伐之?”《后出师表》)。三是夷陵战后不久,蜀国人才凋零,后继乏人,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危险局面。诸葛亮看到了这个潜在的危险性,故他在《后出师表》中说:“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兰、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又说:“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时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矣”;而曹魏地处中原,人才层出不穷,前赴后继,无断层之忧,如司马懿机权干略,不在诸葛亮之下;郭淮、司马司、司马昭、钟会、邓艾等,其才略均不亚于蜀汉末期蜀汉的灵魂姜维(这也许就是诸葛亮“六出岐山”的最大苦衷吧)。四是因为要树立威望,凝聚蜀汉人心。若不北伐,人们的正统思想将逐渐淡化为零,凝聚力、向心力也将变得更弱。
第五、诸葛亮北伐并非没有取得成功的可能。中国古代战争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战略格局的改变往往在于某个重要战役的胜败,如前秦与东晋淝水之战。当时秦王符坚先后灭掉前燕、代、前梁等割据国,统一了黄河流域;又于公元373年攻占了东晋的梁(今陕西汉中)、益(今四川成都)二州,将势力扩展到长江和汉水上游,大有一统天下之势。公元383年8月,符坚亲率大军90万南下灭晋,结果大败而归;北方暂时统一的局面也随之解体。袁曹官度之战也是如此,当时,袁绍拥兵数十万,占据了黄河以北的幽、冀、青、并等州郡,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曹操虽然占领了黄河以南的衮、豫、徐等州郡,并把汉献帝接到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但曹操只有数万兵马,所处的地理位置又易攻难守,且后方很不巩固,荆州的刘表、江东的孙策、南阳的张绣仍与曹操为敌。总体作战形势利袁而不利曹。然而,官渡一战,袁军大败,袁、曹共同割据北方的局面彻底改变,曹操因而迅速统一了北方。赤壁之战更不用说了,战前,曹操统一天下似乎成为定势;战后,三国分立了几十年。可见,胜败乃兵家常事,而战略格局的改变往往就决定于某些“常事”之中。因此,灭魏虽然困难重重,但以诸葛亮之足智多谋,灭魏也并非不可能。
总之,诸葛亮“六出岐山,北伐中原”不是所谓的妄动干戈,也不是“穷兵黩武”,更不是自取灭亡,而是他隆中对战略思想遭到致命性打击后的一种无奈而正确的选择,符合弱国战胜强国的规律。这种骚扰敌人以消耗敌人的战略思想不仅是积极的,还是一种很有效、较成功的战略。当然,他的这种战略思想并非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成功的,如姜维九进中原就无法胜利。原因有四,一是姜维原是魏国人,在蜀国没有绝对的权威,败则大家攻击,胜则遭到怀疑;二是姜维没有诸葛亮足智多谋,诸葛亮是把战场移到对方领土上打,而且大多是取得局部胜利而归;三是姜维所遇到的对手非常强。首先是司马昭兄弟;接着便是邓艾和钟会。因此,北伐以扰敌的战略思想由诸葛亮来实施是成功的,而由姜维来实施则无法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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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出祁山是诸葛亮以攻为守的策略。其时曹魏势大,迟早要一统天下,以蜀之力不足以抗衡,故以改为守,拖以待变,此其一也;其二,持续征战,可以保持军队的战斗力,防止军事懈怠;其三,在蜀地,刘备政权是外来者,当地势力亦有不服,通过征战,掌控兵权,稳固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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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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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连营,刘备病逝,张飞、关羽相继去世,蜀国无兵无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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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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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天助曹不助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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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六出祁山”没有完成“北定中原”统一大业的原因并非战略之失,而是有其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1、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在日夜操劳下病殁于伐魏前线五丈原大营,这不仅对蜀汉伐魏不利,且对蜀汉政治本身是一重大损失。虽有姜维接替前线指挥,但总显人才匮乏,后继无人。
2、在三国鼎立中蜀汉政权相对而言,形成气候晚于曹魏、孙权。夷陵之战后,军事实力远不及魏、吴。与才多将广,人才聚集的曹魏相较,差之远矣。
3、“兴复汉室”的口号早已没有多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东汉腐败政治在人民心目中早已完全丧失。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4、蜀汉朝廷宦官黄皓等专权,后主昏暗,后防空虚,纵使姜维在前线拼命作战,终难挽回危运,后主早已降魏做俘虏,进入安乐宫。
5、北伐战事中,关键时刻用人失误,马谡失街亭,李严误军粮,失去大好战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失之难以挽回。
6、攻占陇右后,没有建立起牢固的政治、军事根据地,往往粮尽兵退,收地复失,陇右诸多有利因素未能充分利用。
7、屯兵戍边措施不力,前线军需供给不济,往往粮尽而还。与此,曹魏采取得力改革措施,经济发展,国力相之强盛。
1、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在日夜操劳下病殁于伐魏前线五丈原大营,这不仅对蜀汉伐魏不利,且对蜀汉政治本身是一重大损失。虽有姜维接替前线指挥,但总显人才匮乏,后继无人。
2、在三国鼎立中蜀汉政权相对而言,形成气候晚于曹魏、孙权。夷陵之战后,军事实力远不及魏、吴。与才多将广,人才聚集的曹魏相较,差之远矣。
3、“兴复汉室”的口号早已没有多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东汉腐败政治在人民心目中早已完全丧失。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4、蜀汉朝廷宦官黄皓等专权,后主昏暗,后防空虚,纵使姜维在前线拼命作战,终难挽回危运,后主早已降魏做俘虏,进入安乐宫。
5、北伐战事中,关键时刻用人失误,马谡失街亭,李严误军粮,失去大好战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失之难以挽回。
6、攻占陇右后,没有建立起牢固的政治、军事根据地,往往粮尽兵退,收地复失,陇右诸多有利因素未能充分利用。
7、屯兵戍边措施不力,前线军需供给不济,往往粮尽而还。与此,曹魏采取得力改革措施,经济发展,国力相之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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