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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全先生文集》孔北海志大而论高,功烈不见于世,然英伟豪杰之气,自为一时所宗。其论盛孝章、郗鸿豫书,慨然有烈丈夫之风,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开物成务之姿,综练名实之意,...
《乐全先生文集》
孔北海志大而论高,功烈不见于世,然英伟豪杰之气,自为一时所宗。其论盛孝章、郗鸿豫书,慨然有烈丈夫之风,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开物成务之姿,综练名实之意,自见于言语。至《出师表》简而尽,直而不肆,大哉言乎,与《伊训》、《说命》相表里,非秦汉以来以事君为悦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见其全,今吾乐全先生张公安道,其庶几乎!
呜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语非不工也,政事文学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临大事。鲜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为布衣,则颀然已有公辅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归,未尝以言徇物,以色假人。虽对人主,必同而后言。毁誉不动,得丧若一,真孔子所谓大臣以道事君者。世远道散,虽志士仁人,或少贬以求用,公独以迈往之气,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上不求合于人主,故虽贵而不用,用而不尽。下不求合于士大夫,故悦公者寡,不悦者众。然至言天下伟人,则必以公为首。公尽性知命,体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蕲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庆历以来讫元丰四十余年,所与人主论天下事,见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于礼义,合于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败有验于后。及其他诗文,皆清远雄丽,读者可以想见其为人。信乎其有似于孔北海、诸葛孔明也。
轼年二十,以诸生见公成都,公一见,待以国士。今三十余年,所以开发成就之者至矣,而轼终无所效尺寸于公者,独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论其大略,以待后世之君子。 展开
孔北海志大而论高,功烈不见于世,然英伟豪杰之气,自为一时所宗。其论盛孝章、郗鸿豫书,慨然有烈丈夫之风,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开物成务之姿,综练名实之意,自见于言语。至《出师表》简而尽,直而不肆,大哉言乎,与《伊训》、《说命》相表里,非秦汉以来以事君为悦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见其全,今吾乐全先生张公安道,其庶几乎!
呜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语非不工也,政事文学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临大事。鲜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为布衣,则颀然已有公辅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归,未尝以言徇物,以色假人。虽对人主,必同而后言。毁誉不动,得丧若一,真孔子所谓大臣以道事君者。世远道散,虽志士仁人,或少贬以求用,公独以迈往之气,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上不求合于人主,故虽贵而不用,用而不尽。下不求合于士大夫,故悦公者寡,不悦者众。然至言天下伟人,则必以公为首。公尽性知命,体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蕲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庆历以来讫元丰四十余年,所与人主论天下事,见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于礼义,合于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败有验于后。及其他诗文,皆清远雄丽,读者可以想见其为人。信乎其有似于孔北海、诸葛孔明也。
轼年二十,以诸生见公成都,公一见,待以国士。今三十余年,所以开发成就之者至矣,而轼终无所效尺寸于公者,独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论其大略,以待后世之君子。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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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志向远大,对事情的见解独到高明,虽然他的功勋业绩在当时之世并不引人注目,但他卓越出众的才能智慧,仍旧被当世遵奉为一派之首。他的《论盛孝章书》、《论郗鸿豫书》,言辞激昂而显示其是一个有节操的品格高贵的大丈夫。诸葛亮并不以写文章闻名,他通晓万物的道理并按此行事、全面考核事物的称说是不是与实际相符并以此取得成就,这些都可以在他的的词章、著作中了解到。他的《出师表》,措辞简洁但表意全面、言语直接而语气却不放肆,真是经典的文章啊!可以说堪与《伊训》、《说命》相提并论共为一体,不是那些自秦、汉以来专门为了取悦主君而写文章的人所能够达到的境界。
我一直遗憾他们两个人的文章没有能够全部阅读,现在看来,乐全先生张安道,与他们也差不多了。
呜呼,士人们不愿担负天下兴亡的重任已经很久了。他们并不是不擅长写文章,也不是不勤于或通晓政事和儒家之学。但每当面临大事,他们很少没有不忘掉事情根本、摈弃操守的,这些人才能太低了。张安道还是平民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三公、四辅的才能。从年轻开始出仕为官,到年老退休,从来没有用违心的话附和别人、看着别人的脸色行事。纵然是面对皇帝,也固执的在行礼之后开始发表自己的不同观点。无论是被诽谤还是被赞誉都不为所动,无论是得是失也都一如既往,真的就是孔子所说的“大臣以道事君”那样的人。世间已经离正道越来越远,纵然是有志向有才能的人,有的也减贬自己的主张求得采纳施行。只有张安道以超凡脱俗的气概,说出了公正无私的话:“采纳我的主张就施行,不采纳就搁一边去。”在朝廷不谋求迎合皇帝,因此纵然他的主张应该受到重视却不被采纳,被采纳却不被完全施行。在朝廷外不谋求迎合士大夫们,因此喜欢他的人少,不喜欢他的人多。但是要说天下的雄才之人,肯定是张安道第一。张安道为人至诚不呆板拘束,通晓天命,以此行事于这无可奈何之世,并不是一个想要用文字天下闻名的人。但是从庆历到元丰的四十年里,对皇帝表达的他所主张的朝事,写在章疏上的有很多了,无论有没有被采纳,都是以礼义为本,合于民情的,对错有历史的经验作为参考,施行之后的成效好坏有后世的事实加以验证。他其他的诗歌文章,也都是清远雄丽,阅读的人都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为人,而遵奉他与孔融、诸葛亮一样。
我(苏轼)在20岁还是个秀才的时候,在成都见到了张安道,张安道与我见过面,对我礼遇有加,以国士相待,距今也有30多年了,对我开导启发助我功成名就,给我的帮助大到极致,而我却没有对他回报什么。只能拿了他的文集,仔细校核并作序,当作传家宝收藏,并且在这里赞扬一番他的雄才伟略,以便让后来的人伯乐识马…
孔融志向远大,对事情的见解独到高明,虽然他的功勋业绩在当时之世并不引人注目,但他卓越出众的才能智慧,仍旧被当世遵奉为一派之首。他的《论盛孝章书》、《论郗鸿豫书》,言辞激昂而显示其是一个有节操的品格高贵的大丈夫。诸葛亮并不以写文章闻名,他通晓万物的道理并按此行事、全面考核事物的称说是不是与实际相符并以此取得成就,这些都可以在他的的词章、著作中了解到。他的《出师表》,措辞简洁但表意全面、言语直接而语气却不放肆,真是经典的文章啊!可以说堪与《伊训》、《说命》相提并论共为一体,不是那些自秦、汉以来专门为了取悦主君而写文章的人所能够达到的境界。
我一直遗憾他们两个人的文章没有能够全部阅读,现在看来,乐全先生张安道,与他们也差不多了。
呜呼,士人们不愿担负天下兴亡的重任已经很久了。他们并不是不擅长写文章,也不是不勤于或通晓政事和儒家之学。但每当面临大事,他们很少没有不忘掉事情根本、摈弃操守的,这些人才能太低了。张安道还是平民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三公、四辅的才能。从年轻开始出仕为官,到年老退休,从来没有用违心的话附和别人、看着别人的脸色行事。纵然是面对皇帝,也固执的在行礼之后开始发表自己的不同观点。无论是被诽谤还是被赞誉都不为所动,无论是得是失也都一如既往,真的就是孔子所说的“大臣以道事君”那样的人。世间已经离正道越来越远,纵然是有志向有才能的人,有的也减贬自己的主张求得采纳施行。只有张安道以超凡脱俗的气概,说出了公正无私的话:“采纳我的主张就施行,不采纳就搁一边去。”在朝廷不谋求迎合皇帝,因此纵然他的主张应该受到重视却不被采纳,被采纳却不被完全施行。在朝廷外不谋求迎合士大夫们,因此喜欢他的人少,不喜欢他的人多。但是要说天下的雄才之人,肯定是张安道第一。张安道为人至诚不呆板拘束,通晓天命,以此行事于这无可奈何之世,并不是一个想要用文字天下闻名的人。但是从庆历到元丰的四十年里,对皇帝表达的他所主张的朝事,写在章疏上的有很多了,无论有没有被采纳,都是以礼义为本,合于民情的,对错有历史的经验作为参考,施行之后的成效好坏有后世的事实加以验证。他其他的诗歌文章,也都是清远雄丽,阅读的人都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为人,而遵奉他与孔融、诸葛亮一样。
我(苏轼)在20岁还是个秀才的时候,在成都见到了张安道,张安道与我见过面,对我礼遇有加,以国士相待,距今也有30多年了,对我开导启发助我功成名就,给我的帮助大到极致,而我却没有对他回报什么。只能拿了他的文集,仔细校核并作序,当作传家宝收藏,并且在这里赞扬一番他的雄才伟略,以便让后来的人伯乐识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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