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19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的现代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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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19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化的现代趋势,就其思想的典型性、影响的重大和深远而言,首先是“中体西用论”,以后则是“全盘西化论”、“儒学复兴论”与“综合创新论”三大文化思潮的互动。
“中体西用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缩略,这是中国近现代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的文化主张与基本理论。“中体西用”论的雏形较早滥觞于冯桂芬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命题,以后郑观应、王韬、薛福成等均有所发挥。而据史料,“中体西用”一词最早则见于1896年4月沈寿康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匡时策》中:“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年8月,孙家鼐在为开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前身)给清廷的奏折中也有相同的提法:“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中体西用”已成为当时社会流行语,在洋务派与开明士绅中,这一思想已相当普及。1898年5月,著名的洋务派代表张之洞发表《劝学篇》,又作了具体阐释:“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他又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面对西方列强入侵、神州陆沉的形势,“中体西用”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被经世派、洋务派和维新派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经世谋略,以传统“器变道不变”为依据,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为“本”,吸收西方科学技术和具体文化为“用”,从而达到制夷图强、复兴中华的目的。这对于当时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而促进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具有积极意义。这一文化主张不仅成为“当时维新派的‘流行语”’,“而举国以为至言”(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而且一直影响清政府,以此为主张推行“新政”。“中体西用”的另一积极作用在于对传统儒家经典的绝对权威的挑战,认为“修己”可通过“中学”来实现,而“事功”则要借助“西学”,也即“通经”已不必然能够“致用”。这就使儒家经典由“内圣”推及到“外王”的逻辑结构遭到了破坏,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文化固有的体系。
但是,“中体西用”的进步性是有限的。当20世纪初,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进入要求改变传统文化的“体”——纲常名教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时,这与“中体西用”论要维护的“体”产生了严重冲突,因而这一文化主张也就成为中国文化现代趋向的阻力。到戊戌维新时,“中体西用”论更成为阻碍社会进步思潮的逆流,因而不断遭到批判。但这一文化主张对中国现代文化一直有着很大影响,20世纪20年代的“东方文化论”、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以及主张“返本开新”的现代新儒家,都与“中体西用论”有着千丝万缕的思想联系。
张岱年认为:“‘中体西用’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论战对象面前具有不同的实质和历史作用,对此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至于在理论上,‘中体西用’论的根本失误在于以中西分体用,在于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力图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或主导地位。”对此,严复在分析力主“中体西用”的洋务派失败的原因时,曾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洋务派的失败在于不揣其本而欲枝节为主,如同给牛附上马之四足而责以千里。
近现代以来直到20世纪末,国人提出了种种有关中国文化现代趋势的对策与思路,其观点有交叉有融合有分歧有对立,其口号有激烈有中和有突兀有平实。这些主张和观念虽然互有消长,长期论辩,甚至针锋相对,但其焦点都是相同的,这就是:中国社会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在这个总思路下,各派都认为中国应该现代化,而且必然能够现代化。但中国如何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则观点各异,各有说法,各有选择。影响20世纪中国文化趋势的最重要的是这样三种思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综合创新论”、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与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论”。这三种文化思潮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趋势的三种文化主张、三种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并在实践中日益强调“中国特色”,断然拒斥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盘西化”;自由主义者主张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的老套,坚持“现代化就是西化”;现代新儒家坚持中国本位文化,坚信“中国文化在本原上没有任何不足”,在此前提下吸收西方的科学民主,走“工业东亚”的“儒家资本主义道路”。这三大文化思潮的思想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但三者之间也存在某些相似相通之处。有论者认为,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思考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引介西方文化,如何建设中国的新文化;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振兴中华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都主张向西方引进先进的科技与管理,但又都想避免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和缺点;都希望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在思想上都具有文化启蒙的性质和作用。
“中体西用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缩略,这是中国近现代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的文化主张与基本理论。“中体西用”论的雏形较早滥觞于冯桂芬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命题,以后郑观应、王韬、薛福成等均有所发挥。而据史料,“中体西用”一词最早则见于1896年4月沈寿康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匡时策》中:“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年8月,孙家鼐在为开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前身)给清廷的奏折中也有相同的提法:“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中体西用”已成为当时社会流行语,在洋务派与开明士绅中,这一思想已相当普及。1898年5月,著名的洋务派代表张之洞发表《劝学篇》,又作了具体阐释:“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他又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面对西方列强入侵、神州陆沉的形势,“中体西用”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被经世派、洋务派和维新派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经世谋略,以传统“器变道不变”为依据,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为“本”,吸收西方科学技术和具体文化为“用”,从而达到制夷图强、复兴中华的目的。这对于当时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而促进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具有积极意义。这一文化主张不仅成为“当时维新派的‘流行语”’,“而举国以为至言”(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而且一直影响清政府,以此为主张推行“新政”。“中体西用”的另一积极作用在于对传统儒家经典的绝对权威的挑战,认为“修己”可通过“中学”来实现,而“事功”则要借助“西学”,也即“通经”已不必然能够“致用”。这就使儒家经典由“内圣”推及到“外王”的逻辑结构遭到了破坏,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文化固有的体系。
但是,“中体西用”的进步性是有限的。当20世纪初,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进入要求改变传统文化的“体”——纲常名教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时,这与“中体西用”论要维护的“体”产生了严重冲突,因而这一文化主张也就成为中国文化现代趋向的阻力。到戊戌维新时,“中体西用”论更成为阻碍社会进步思潮的逆流,因而不断遭到批判。但这一文化主张对中国现代文化一直有着很大影响,20世纪20年代的“东方文化论”、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以及主张“返本开新”的现代新儒家,都与“中体西用论”有着千丝万缕的思想联系。
张岱年认为:“‘中体西用’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论战对象面前具有不同的实质和历史作用,对此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至于在理论上,‘中体西用’论的根本失误在于以中西分体用,在于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力图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或主导地位。”对此,严复在分析力主“中体西用”的洋务派失败的原因时,曾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洋务派的失败在于不揣其本而欲枝节为主,如同给牛附上马之四足而责以千里。
近现代以来直到20世纪末,国人提出了种种有关中国文化现代趋势的对策与思路,其观点有交叉有融合有分歧有对立,其口号有激烈有中和有突兀有平实。这些主张和观念虽然互有消长,长期论辩,甚至针锋相对,但其焦点都是相同的,这就是:中国社会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在这个总思路下,各派都认为中国应该现代化,而且必然能够现代化。但中国如何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则观点各异,各有说法,各有选择。影响20世纪中国文化趋势的最重要的是这样三种思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综合创新论”、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与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论”。这三种文化思潮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趋势的三种文化主张、三种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并在实践中日益强调“中国特色”,断然拒斥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盘西化”;自由主义者主张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的老套,坚持“现代化就是西化”;现代新儒家坚持中国本位文化,坚信“中国文化在本原上没有任何不足”,在此前提下吸收西方的科学民主,走“工业东亚”的“儒家资本主义道路”。这三大文化思潮的思想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但三者之间也存在某些相似相通之处。有论者认为,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思考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引介西方文化,如何建设中国的新文化;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振兴中华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都主张向西方引进先进的科技与管理,但又都想避免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和缺点;都希望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在思想上都具有文化启蒙的性质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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