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请简介香港的文学发展史

Answer 1

先来看看成文或未成文的“香港文学史”，若干（不是全部）可能的“开头”。

　　开头之一：1874 王韬

　　王韬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自任主编，设副刊“谐部”（“新闻及经济行情”为“庄部”），是为香港文学史的起点。王韬自是“中国新闻业的创始人”（柯亨），“中国第一位报刊政论家”（东阳），“中国报界记者名闻世界的最早一位”（孙杨君）；而他的诗词（《衡华馆诗录》）、“聊斋式”小说（《淞隐漫录》等）、散文（随笔、游记、序跋）允为中国近代文学中之佼佼者（忻平）。

　　以此为香港文学史的起点，其与传统中国文学的贯通性当然得到凸显。被一般“新文学史”坚定地排除在外的一大批作品与文类，如古典诗词，笔记小说，鸳鸯蝴蝶，乃至“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都势必纳入以此为起点的文学史叙述之中。但问题却没有如此简单。刘以鬯特别强调王韬以一旅港吴人而在香港副刊上写“粤讴”，强调他帮理雅各博士将四书五经译成英文，亦将《马赛曲》译成中文，是“中国人最早译出的外国诗”。梁秉钧敏锐地指出了这个“源头”的“不纯粹”性：

　　王韬并不像传统的文人，他办报，是政论家，又写粤讴，还当翻译。这“中心”的人物似乎向“边缘”的角度认同：他采取与传统文化不同的态度，他对民间文化感兴趣，他向中国传播西学，又向西方推介中国古典。

　　以此为“起点”的香港文学史，其“边缘性”或“多元复杂性”已于焉呈现。但是，正如句子中心平气和的连词（“又”“还”）所标示的，香港（文学）史中这许多的“元”之间的权力关系在此显得有点暧昧不明。王宏志的敏锐在于揭示王韬复杂性中的倾向性。他指出：这个因为逃离中原寻求英人政治庇护的人，一方面对香港的法治有不少正面的评价，另一方面对华洋人之间的不平等也有委婉的批评，但是“要清楚他的香港故事，最重要的是要去细看他初抵香港时所写的私人信件”。细看之后，你发觉从气候、食物、语言到“非我族类”的人民，王韬对香港可谓深恶痛绝。建立在传统“华夷观”之上的“香港故事”，能否作为香港文学史的开头，不免令人疑惑。

　　开头之二：1927 鲁迅

　　你会问，对一个地方、一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疏离”（“在”而“不属于”），不正是“现代性叙事”的根源么？鲁迅建立在“启蒙主义”之上，“深恶痛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中国故事”（《狂人日记》《阿Q正传》），不正是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么？由是不难理解，把鲁迅1927年在香港的两次讲演定为香港文学史的“开头”，无疑顺利建构了香港文学与另一个大中国传统的联系。香港文学被界定为中国新文学的“分延一脉”。其中“硬”的史料根据，便是把1928年创刊的新文学杂志《伴侣》，说成是鲁迅香港之行的直接产物。比较审慎的说法是，那两次演讲当年或无直接影响，或影响不大，但长远来看却是影响深远。

　　这样一个起点对文学史编写者的最大诱惑，便是可以现成套用中国新文学史既定的叙述模式：由经济基础论上层建筑，以现实主义为主流正宗，辅现代主义为羽翼旁支，于是从容地编排时代背景，讲述作家生平，揭示作品主题，欣赏艺术特色。当然也不是毫无调整修正，譬如广泛地统战通俗文学，发掘地方色彩（“港味”），甚至置入更大的“文学格局”（如“世界华文文学”）来指示“走向”等等。香港的学者常诧异于内地“生产”文学史专著的“多快好省”，殊不知其往往得力于叙述模式的驾轻就熟。80年代以来有关“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似乎对研究香港文学的学者毫无影响，这才是最令人惊诧的事。

　　开头之三、四、五和六：……

　　这里引用现成的归纳，以节省篇幅。何时有香港文学？——

　　目前对此有四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认为三四十年代就已经有香港文学了，这以祖国大陆的王剑丛、易明善等为代表，其观点分别在《香港文学史》、《香港文学简论》中已作了表述；二是认为50年代后才有香港文学，这以黄继持为代表，他认为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是由内地移入的“在”香港的文学，“谈不上建立香港文学的‘个性’或‘主体’”。“香港文学主体意识的唤起，始自50年代”，因50年代，“香港居民结构与经济形态之变更，造就香港文学的成长”。三是认为在60年代中、后期才有香港文学，可以郑树森为代表，他说：“开始摆脱边陲与核心的胶车葛，逐步地本地化和缓慢地塑造主体性，应是60年代中、后期。这是年轻一代成长茁壮，作家南来暂住变成长期定居的结果。”四是认为香港文学自70年代才逐渐浮现，以黄康显为代表，他说：“香港的社会，基本是一个移民社会，因此很难产生有本地色彩的文学。”到了70年代，土生土长的一代，开始为社会的大多数，于是所谓香港文学，便开始浮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