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暴政有哪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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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始皇的统治时期，尤其是在建立中央集权后的十一年中，其施政特点是“急政”和残暴。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了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机构和一支庞大的军队，进行了北伐匈奴和南平百越的大规模战争，并大兴土木，大搞迷信活动，重赋敛，严刑罚，穷奢极欲，把人民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一、大兴土木，耗费民财民力
（1）兴修楼台殿阁。秦始皇兼并六国之际，每破一诸侯国，就绘制其宫殿图形，然后在咸阳北部的山麓中进行仿建。其区域北至甘泉，南至渭水，东临黄河，西到汧水，东西八百里。其中所建的离宫别馆、楼台殿阁，数不胜数。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又载：“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而且“殿屋复道（连通殿阁的天桥），周阁相属”，并把原六国宫中的美女万余人以及钟鼓乐器玩好充实其中，用来满足秦始皇的淫逸腐化的生活。
统一后的第二年，即秦王二十七年（前220年），兴建“信宫渭南”，在渭水南所建的“信宫”又称咸阳宫，因位置居中，按天文星宿的中宫曰“天极”，因此又改称为“极庙”，通骊山，又建甘泉前殿，“筑甬道”（路两侧树高墙）至咸阳。
（2）兴修阿房宫。秦王三十五年（前212年），秦始皇认为先王所留下的宫殿太小，同统一后的大帝国相比很不相称，因此决定在渭南上林苑中营建“朝宫”。由于规模宏大，需要分期修建，首先建筑前殿，即阿房宫。其规模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殿上可容万人，殿前广阔，排列十二铜人，并可树五丈之旗。周围设阁道，由殿前可直达南山（终南山），山上建有宫阙；殿后有复道过渭水到咸阳宫。之所以如此设计，是用以象征“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即秦始皇由咸阳宫过渭水达阿房，如同天帝由所居之“天极”（北极星座）过汉（银河），到达“营室”（星座名）一样。秦始皇以此把自己比作人间的天帝。如此奢侈靡费的豪华，反映了秦始皇的穷奢极欲。
（3）修筑骊山墓。自秦始皇亲政，就开始为自己修建死后用以享受的宫殿骊山墓，一直到秦二世时才完成。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征发“隐宫徒刑者七十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骊山”，使用了大量的劳动力。骊山墓高五十余丈，周围五里多长。掘地穿三泉，然后灌入铜汁加固。墓中建有宫殿，设有百官席位，并藏有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墓室内还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并用机械使它流动；上具天文星宿。用人鱼膏作为墓室长久照明之用。为了防止盗墓，墓室内设有机关，自动射杀武器弩矢等。后来，当秦始皇沙丘之死运回咸阳下葬时，秦二世更为残暴地把后宫没有生育的宫女全部作为陪葬，为防止工匠泄露墓中机关，他们均被关入墓内。这一惨绝人寰的决定，虽然是二世所为，但也是秦始皇生前的打算。这两项工程用掉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北方的石料，南方的木材几乎被用尽，所以后来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蜀山兀，阿房出。”
二、寻神仙，求长生之药统一后的秦始皇，由于大权在握，企图享尽人间的欢乐，因此怕死而求长生。一反过去的英明而变为昏庸，大搞迷信活动。由于秦始皇怕死，而那些以鼓吹懂星占、通鬼神、能求仙药的方士则投其所好。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东巡郡县到达齐故地东海之滨，齐人徐市（又名徐福）上书说：
“在东海之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岛，上住仙人。”秦始皇听后，拿出巨万钱，派出数千童男童女随同入海求仙。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再次东巡到碣石，又让方士燕人卢生去寻找羡门、高誓二仙人；又派韩终、侯公、石生等人去寻神仙，求长生不老药。方士自知无从得仙药，因此卢生等又骗秦始皇以“微行”，然后可得仙药，演出了一场场自欺欺人的闹剧，耗费大量财力，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三、修驰道，控制全国秦统一全国，领土扩大，为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和管理，以及供秦始皇巡行全国各地，在数年之中建立了以咸阳为中心，连接全国各地的交通网。统一后的第二年，即秦王二十七年（前220年），开始修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东到燕（河北、北京一带）、齐（山东半岛及沿海一带），南至吴、楚（长江中下游及沿海一带）。路面宽五十步，顺路每三丈远植松树一棵。又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在蒙恬北伐匈奴后，修筑了自咸阳往北，经上郡到九原的“直道”，全长一千八百里。此外，对西南地区，在四川还修筑了五尺宽的“五尺道”和为了穿越岭南而开的“新道”。驰道的修筑，在政治、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促进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却是在连年不断调动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下，在短短的几年中急速完成的。
四、重赋役，严刑罚战国时期至统一后的秦国，人口约为两千万。而秦始皇所征的徭役，按修阿房宫、骊山墓为七十万人，北筑长城五十万人，南戍五岭五十万人，再加上修驰道也不下几十万人，总数可估算为二百万人；在兵役方面，蒙恬所率大军三十万，尉屠睢所率大军五十万，再加上各郡的与戍边的军队也不会少于一百万。综合徭役和兵役的人数多至三百余万，这个数字占当时人口的近百分之二十，而且都是丁壮劳动力。因此虽然经济政策是“上农”，但农业经济的发展却因繁重的徭役、兵役而遭到破坏。在“力役三十倍于古”的情况下，生产上的劳动力严重缺乏，因此出现了“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甚至“男子披甲，丁女转输”。
更为严重的是戍边者十之五六不能生还，服徭役的人多数或死于途中或死于工程之中，造成了白骨累累的惨状，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秦始皇为维持他的庞大官僚机构和军队以及满足他的奢望，要“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进行横征暴敛。当时“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人民收入的三分之二被剥夺，以供其急政之需，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
在暴政统治下的人民，此起彼伏地进行着各种反抗。因此出现了在秦王三十六年，当一颗陨石落到东郡时，有人在石上刻字“始皇帝死而地分”的事件。秦始皇知道后，由于抓不到作案者而把附近居住的人全部杀光。为了反对繁重的徭役和赋税，人民则“贺死而吊生”以示反抗，并流传民谣，说“渭水不清口赋起”，讽刺其横征暴敛；人民还控诉了修长城所带来的灾难，流传着“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的歌谣。人民在承担不了繁重徭役的情况下，还直接咒骂秦始皇：“阿房阿房，亡始皇。”甚至有人于公元前211年在华阴的平舒道拦截皇帝使者说：“今年祖龙（指秦始皇）死。”
阶级矛盾在逐渐激化。秦始皇为了确保自己的统治，对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独任狱吏”“轻罪重判”造成“赭衣（犯人穿的红褐色罪衣）塞路，囹圄（监狱）成市”的局面，把国家变成了一个大监狱。
五、秦始皇五次巡行和沙丘之亡秦始皇在统一后的十一年中，对全国进行了五次巡行，“亲巡天下，周览远方”，以此宣赫皇帝的威严和功业，加强对全国的控制。
（1）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即统一后的第二年，开始了第一次巡行。由咸阳向西，经陇西地区到鸡头山（甘肃平凉西），然后返回咸阳。这次西巡，因为秦起家于西方，穆公时霸西戎，孝公时又曾移风易俗。如今天下一统，秦始皇要把“皇威”通过巡行而影响到西部地区，尤其使西部地区居住的各少数民族能安于臣服，以此来安定秦的后院。
（2）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进行第二次出巡，向东和东南巡行。
这些地区是原六国的地域。东行郡县一直到达齐地邹峰山（山东邹城南），登泰山举行“封禅”，并刻石碑，颂扬秦统一天下的功德。之后，从琅琊南行到彭城，听说象征权力的周鼎沉没于泗水之中，始皇斋戒祷祠，令一千人下水寻周鼎，结果一无所获。又南下渡淮水到达衡山、南郡。又浮江南行，至湘山祠，遇风浪不能渡江，以为是湘君神所阻，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树，赭其山”，演出了一场人神大战的闹剧，以显示他可以与神搏斗，用以神化自己的皇权。然后由南郡经武关回到咸阳。
（3）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进行第三次巡行，仍然向东。这说明东部地区在统一后并不稳固。当巡行到阳武博浪沙时，遭到了原韩国公子张良和力士的狙击，以铁椎误中其副车，狙击未遂而逃走。秦始皇为此下令天下大搜查十天。又继续东行，然后转向西北，经赵的故地，沿漳水，过上党郡回到咸阳。
（4）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进行第四次巡行。路经原韩、赵、魏、齐、燕等故地，东达碣石。一路看到各地仍保留着割据时期的城防和“以邻为壑”的堤防，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不利于对地方的控制，因此在巡行中下令拆除。到碣石后，在刻石中特著其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太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
返回时，由碣石西向，经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郡、雁门、云中至上郡，一路考察了北方与匈奴接壤的边境，为北伐匈奴做了准备，然后回到咸阳，随即派蒙恬率军北伐匈奴。
（5）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进行第五次巡行，也是最后一次巡行。秦始皇由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及其少子胡亥随同巡行，方向是向东南地区。由咸阳出武关至云梦，再沿长江东下，经丹阳到钱塘，在浙江改由狭中（浙江杭州富阳区）渡水登会稽山，祭祀大禹并刻石。又从会稽北上，由江乘（江苏镇江北）渡江，经海路北上到琅琊，取道临淄西归。行至平原津（山东平原县南）得了重病，因秦始皇怕死，更忌讳说死字，因此群臣“莫敢言死事”。秦始皇病情日益加重，最后只好安排后事，令中车府令赵高给在蒙恬军中的公子扶苏写信，叫他赶回咸阳参加葬礼。信还没有交给使者送出，于七月丙寅日死于沙丘平台（河北巨鹿东南），终年五十岁。赵高、李斯和胡亥趁秦始皇死于外地之机，篡改了秦始皇给公子扶苏的书信，发动了沙丘政变，扶持胡亥即位为“二世”。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了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机构和一支庞大的军队，进行了北伐匈奴和南平百越的大规模战争，并大兴土木，大搞迷信活动，重赋敛，严刑罚，穷奢极欲，把人民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一、大兴土木，耗费民财民力
（1）兴修楼台殿阁。秦始皇兼并六国之际，每破一诸侯国，就绘制其宫殿图形，然后在咸阳北部的山麓中进行仿建。其区域北至甘泉，南至渭水，东临黄河，西到汧水，东西八百里。其中所建的离宫别馆、楼台殿阁，数不胜数。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又载：“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而且“殿屋复道（连通殿阁的天桥），周阁相属”，并把原六国宫中的美女万余人以及钟鼓乐器玩好充实其中，用来满足秦始皇的淫逸腐化的生活。
统一后的第二年，即秦王二十七年（前220年），兴建“信宫渭南”，在渭水南所建的“信宫”又称咸阳宫，因位置居中，按天文星宿的中宫曰“天极”，因此又改称为“极庙”，通骊山，又建甘泉前殿，“筑甬道”（路两侧树高墙）至咸阳。
（2）兴修阿房宫。秦王三十五年（前212年），秦始皇认为先王所留下的宫殿太小，同统一后的大帝国相比很不相称，因此决定在渭南上林苑中营建“朝宫”。由于规模宏大，需要分期修建，首先建筑前殿，即阿房宫。其规模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殿上可容万人，殿前广阔，排列十二铜人，并可树五丈之旗。周围设阁道，由殿前可直达南山（终南山），山上建有宫阙；殿后有复道过渭水到咸阳宫。之所以如此设计，是用以象征“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即秦始皇由咸阳宫过渭水达阿房，如同天帝由所居之“天极”（北极星座）过汉（银河），到达“营室”（星座名）一样。秦始皇以此把自己比作人间的天帝。如此奢侈靡费的豪华，反映了秦始皇的穷奢极欲。
（3）修筑骊山墓。自秦始皇亲政，就开始为自己修建死后用以享受的宫殿骊山墓，一直到秦二世时才完成。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征发“隐宫徒刑者七十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骊山”，使用了大量的劳动力。骊山墓高五十余丈，周围五里多长。掘地穿三泉，然后灌入铜汁加固。墓中建有宫殿，设有百官席位，并藏有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墓室内还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并用机械使它流动；上具天文星宿。用人鱼膏作为墓室长久照明之用。为了防止盗墓，墓室内设有机关，自动射杀武器弩矢等。后来，当秦始皇沙丘之死运回咸阳下葬时，秦二世更为残暴地把后宫没有生育的宫女全部作为陪葬，为防止工匠泄露墓中机关，他们均被关入墓内。这一惨绝人寰的决定，虽然是二世所为，但也是秦始皇生前的打算。这两项工程用掉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北方的石料，南方的木材几乎被用尽，所以后来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蜀山兀，阿房出。”
二、寻神仙，求长生之药统一后的秦始皇，由于大权在握，企图享尽人间的欢乐，因此怕死而求长生。一反过去的英明而变为昏庸，大搞迷信活动。由于秦始皇怕死，而那些以鼓吹懂星占、通鬼神、能求仙药的方士则投其所好。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东巡郡县到达齐故地东海之滨，齐人徐市（又名徐福）上书说：
“在东海之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岛，上住仙人。”秦始皇听后，拿出巨万钱，派出数千童男童女随同入海求仙。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再次东巡到碣石，又让方士燕人卢生去寻找羡门、高誓二仙人；又派韩终、侯公、石生等人去寻神仙，求长生不老药。方士自知无从得仙药，因此卢生等又骗秦始皇以“微行”，然后可得仙药，演出了一场场自欺欺人的闹剧，耗费大量财力，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三、修驰道，控制全国秦统一全国，领土扩大，为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和管理，以及供秦始皇巡行全国各地，在数年之中建立了以咸阳为中心，连接全国各地的交通网。统一后的第二年，即秦王二十七年（前220年），开始修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东到燕（河北、北京一带）、齐（山东半岛及沿海一带），南至吴、楚（长江中下游及沿海一带）。路面宽五十步，顺路每三丈远植松树一棵。又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在蒙恬北伐匈奴后，修筑了自咸阳往北，经上郡到九原的“直道”，全长一千八百里。此外，对西南地区，在四川还修筑了五尺宽的“五尺道”和为了穿越岭南而开的“新道”。驰道的修筑，在政治、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促进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却是在连年不断调动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下，在短短的几年中急速完成的。
四、重赋役，严刑罚战国时期至统一后的秦国，人口约为两千万。而秦始皇所征的徭役，按修阿房宫、骊山墓为七十万人，北筑长城五十万人，南戍五岭五十万人，再加上修驰道也不下几十万人，总数可估算为二百万人；在兵役方面，蒙恬所率大军三十万，尉屠睢所率大军五十万，再加上各郡的与戍边的军队也不会少于一百万。综合徭役和兵役的人数多至三百余万，这个数字占当时人口的近百分之二十，而且都是丁壮劳动力。因此虽然经济政策是“上农”，但农业经济的发展却因繁重的徭役、兵役而遭到破坏。在“力役三十倍于古”的情况下，生产上的劳动力严重缺乏，因此出现了“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甚至“男子披甲，丁女转输”。
更为严重的是戍边者十之五六不能生还，服徭役的人多数或死于途中或死于工程之中，造成了白骨累累的惨状，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秦始皇为维持他的庞大官僚机构和军队以及满足他的奢望，要“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进行横征暴敛。当时“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人民收入的三分之二被剥夺，以供其急政之需，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
在暴政统治下的人民，此起彼伏地进行着各种反抗。因此出现了在秦王三十六年，当一颗陨石落到东郡时，有人在石上刻字“始皇帝死而地分”的事件。秦始皇知道后，由于抓不到作案者而把附近居住的人全部杀光。为了反对繁重的徭役和赋税，人民则“贺死而吊生”以示反抗，并流传民谣，说“渭水不清口赋起”，讽刺其横征暴敛；人民还控诉了修长城所带来的灾难，流传着“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的歌谣。人民在承担不了繁重徭役的情况下，还直接咒骂秦始皇：“阿房阿房，亡始皇。”甚至有人于公元前211年在华阴的平舒道拦截皇帝使者说：“今年祖龙（指秦始皇）死。”
阶级矛盾在逐渐激化。秦始皇为了确保自己的统治，对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独任狱吏”“轻罪重判”造成“赭衣（犯人穿的红褐色罪衣）塞路，囹圄（监狱）成市”的局面，把国家变成了一个大监狱。
五、秦始皇五次巡行和沙丘之亡秦始皇在统一后的十一年中，对全国进行了五次巡行，“亲巡天下，周览远方”，以此宣赫皇帝的威严和功业，加强对全国的控制。
（1）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即统一后的第二年，开始了第一次巡行。由咸阳向西，经陇西地区到鸡头山（甘肃平凉西），然后返回咸阳。这次西巡，因为秦起家于西方，穆公时霸西戎，孝公时又曾移风易俗。如今天下一统，秦始皇要把“皇威”通过巡行而影响到西部地区，尤其使西部地区居住的各少数民族能安于臣服，以此来安定秦的后院。
（2）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进行第二次出巡，向东和东南巡行。
这些地区是原六国的地域。东行郡县一直到达齐地邹峰山（山东邹城南），登泰山举行“封禅”，并刻石碑，颂扬秦统一天下的功德。之后，从琅琊南行到彭城，听说象征权力的周鼎沉没于泗水之中，始皇斋戒祷祠，令一千人下水寻周鼎，结果一无所获。又南下渡淮水到达衡山、南郡。又浮江南行，至湘山祠，遇风浪不能渡江，以为是湘君神所阻，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树，赭其山”，演出了一场人神大战的闹剧，以显示他可以与神搏斗，用以神化自己的皇权。然后由南郡经武关回到咸阳。
（3）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进行第三次巡行，仍然向东。这说明东部地区在统一后并不稳固。当巡行到阳武博浪沙时，遭到了原韩国公子张良和力士的狙击，以铁椎误中其副车，狙击未遂而逃走。秦始皇为此下令天下大搜查十天。又继续东行，然后转向西北，经赵的故地，沿漳水，过上党郡回到咸阳。
（4）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进行第四次巡行。路经原韩、赵、魏、齐、燕等故地，东达碣石。一路看到各地仍保留着割据时期的城防和“以邻为壑”的堤防，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不利于对地方的控制，因此在巡行中下令拆除。到碣石后，在刻石中特著其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太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
返回时，由碣石西向，经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郡、雁门、云中至上郡，一路考察了北方与匈奴接壤的边境，为北伐匈奴做了准备，然后回到咸阳，随即派蒙恬率军北伐匈奴。
（5）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进行第五次巡行，也是最后一次巡行。秦始皇由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及其少子胡亥随同巡行，方向是向东南地区。由咸阳出武关至云梦，再沿长江东下，经丹阳到钱塘，在浙江改由狭中（浙江杭州富阳区）渡水登会稽山，祭祀大禹并刻石。又从会稽北上，由江乘（江苏镇江北）渡江，经海路北上到琅琊，取道临淄西归。行至平原津（山东平原县南）得了重病，因秦始皇怕死，更忌讳说死字，因此群臣“莫敢言死事”。秦始皇病情日益加重，最后只好安排后事，令中车府令赵高给在蒙恬军中的公子扶苏写信，叫他赶回咸阳参加葬礼。信还没有交给使者送出，于七月丙寅日死于沙丘平台（河北巨鹿东南），终年五十岁。赵高、李斯和胡亥趁秦始皇死于外地之机，篡改了秦始皇给公子扶苏的书信，发动了沙丘政变，扶持胡亥即位为“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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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上：“废先王之道”、“废五等之制”
“废先王之道”。这是后人对秦始皇的纲领性批判。由“废先王之道”而引起的一系列改先王之制，乱先王之政的行为，都是“废先王之道”的具体表现。所谓“于是秦兼天下，废王道，立私议，灭《诗》、《书》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戳，堕名城，杀豪桀，销甲兵，折锋刃。其后，民以耰锄棰梃相挞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至于赭衣塞路，群盗满山，卒以乱亡”[4]。汉代的许多政论家如贾谊、陆贾、晁错、董仲舒等都有过类似的言论。在他们看来，“废先王之道”是暴政根源，暴政是“废先王之道”的具体体现。只这一条就足以为秦始皇判罪定性。
“废五等之制”。这是“废先王之道”的重要表现。在许多政论家特别是以儒学为价值评判标准的政论家们看来，秦始皇彻底废除分封制的做法违背“王道”、“王制”，是秦朝迅速灭亡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秦始皇“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5]。上官桀说：“昔秦据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轻弱骨肉，显重异族，废道任刑，无恩宗室。其后尉佗入南夷，陈涉呼楚泽，近狎作乱，内外俱发，赵氏无炊火焉。”[6]唐代的韩愈也在《杂说》中写道：“夏殷周之衰也，诸侯作战伐日行矣，传数十王而天下不倾者，纪纲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无分势于诸侯，聚兵而焚之，传二世而天下倾者，纪纲亡焉耳。”[7]他们认为秦始皇绝对不搞分封，也就不能行德义于天下。特别是秦始皇不能复立六国之后，违背历代王朝的政治传统，属无道无德之举。
2. 经济上：“除井田之制”、“赋敛无度”、“穷奢极欲”
“除井田之制”。这是秦始皇“废先王之道”的又一重要表现。在那些政论家看来，井田制是三代圣王所确立的基本制度之一。秦代行商鞅之政，废井田，开阡陌，虽可富国强兵，却容易引发土地兼并、贫富不均、风俗奢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引发了等差不分、法繁政苛、赋敛无度等一系列的政治问题。董仲舒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8]
“赋敛无度”。在政论家们看来，“赋敛无度”、“徭役繁重”是公认的暴政。而造成赋税沉重的主要原因是秦始皇改变了先王的赋役制度。董仲舒说：秦朝不仅废除了什一之税、三日之役，“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戎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9]
“穷奢极欲”。汉代的政论家们普遍认为，“及秦所以二世而亡者，养生太奢，奉终太厚”[10。]这一类抨击涉及到秦始皇众多的工程建筑。东方朔指出：“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畔(叛)，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11]司马迁也说过：“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12]
3. 司法上：“刑罚酷虐”、“吏治刻深”
“刑罚酷虐”。秦始皇的法治及与法治相关的弊政是后世政论家们抨击的主要对象。贾谊说：“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 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13]这是从治术的角度来抨击秦始皇。路温舒说：“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 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14]这是抨击秦始皇重用法吏。晁错说：“妄赏以随喜意，妄诛以快怒心，法令烦憯，刑罚暴酷，轻绝人命，身自射杀；天下寒心，莫安其处。奸邪之吏，乘其乱法，以成其威，狱官主断，生杀自恣。上下瓦解，各自为制。”[15]这是从实施“法治”的状况来抨击秦始皇。
“吏治刻深”。这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一是秦法治吏甚严，有苛刻之举；即贾谊指出的“吏治刻深，赏罚不当”[16] 。二是秦始皇重用法吏。张释之说：“且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无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迟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17]三是秦朝法吏酷虐。晁错说：“奸邪之吏，乘其乱法，以成其威，狱官主断，生杀自恣。上下瓦解，各自为制。秦始乱之时，吏之所先侵者, 贫人贱民也；至其中节，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涂，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亲疏皆危，外内咸怨, 离散逋逃，人有走心。”[18]
4. 军事上：“暴兵露师”
“暴兵露师”、“穷兵之祸”[19]是秦始皇的又一大罪状。许多政论家对秦始皇北伐匈奴、南平百越大加挞伐。伍被说：“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百姓力竭，欲为乱者十家而五。”[20]贾捐之说：“以至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务欲广地，不虑其害。然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太原，而天下溃畔祸卒在于二世使末，《长城之歌》至尽未绝。”[21]
5. 思想文化上：“焚百家之言”、“灭四维而不张”
“焚百家之言”。这是公认的秦始皇的一桩大罪案且是属于“大逆不道”的罪行。许多政论家都认为，秦始皇焚诗书、坑儒士的目的在于根绝先王之道，废除先王之制。许多儒者认为这是专门针对儒家学说的行为。董仲舒说：“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22]梅福说：“秦为亡道，削仲尼之迹，灭周公之轨，坏井田，除五等，礼废乐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23]
“灭四维而不张”。在政论家们看来，由于秦始皇不重视伦理教化，导致礼义廉耻沦丧，以致自秦以来纲常不振，风俗糜烂，这也是秦王朝短命的原因。贾谊：“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24]。”
“废先王之道”。这是后人对秦始皇的纲领性批判。由“废先王之道”而引起的一系列改先王之制，乱先王之政的行为，都是“废先王之道”的具体表现。所谓“于是秦兼天下，废王道，立私议，灭《诗》、《书》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戳，堕名城，杀豪桀，销甲兵，折锋刃。其后，民以耰锄棰梃相挞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至于赭衣塞路，群盗满山，卒以乱亡”[4]。汉代的许多政论家如贾谊、陆贾、晁错、董仲舒等都有过类似的言论。在他们看来，“废先王之道”是暴政根源，暴政是“废先王之道”的具体体现。只这一条就足以为秦始皇判罪定性。
“废五等之制”。这是“废先王之道”的重要表现。在许多政论家特别是以儒学为价值评判标准的政论家们看来，秦始皇彻底废除分封制的做法违背“王道”、“王制”，是秦朝迅速灭亡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秦始皇“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5]。上官桀说：“昔秦据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轻弱骨肉，显重异族，废道任刑，无恩宗室。其后尉佗入南夷，陈涉呼楚泽，近狎作乱，内外俱发，赵氏无炊火焉。”[6]唐代的韩愈也在《杂说》中写道：“夏殷周之衰也，诸侯作战伐日行矣，传数十王而天下不倾者，纪纲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无分势于诸侯，聚兵而焚之，传二世而天下倾者，纪纲亡焉耳。”[7]他们认为秦始皇绝对不搞分封，也就不能行德义于天下。特别是秦始皇不能复立六国之后，违背历代王朝的政治传统，属无道无德之举。
2. 经济上：“除井田之制”、“赋敛无度”、“穷奢极欲”
“除井田之制”。这是秦始皇“废先王之道”的又一重要表现。在那些政论家看来，井田制是三代圣王所确立的基本制度之一。秦代行商鞅之政，废井田，开阡陌，虽可富国强兵，却容易引发土地兼并、贫富不均、风俗奢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引发了等差不分、法繁政苛、赋敛无度等一系列的政治问题。董仲舒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8]
“赋敛无度”。在政论家们看来，“赋敛无度”、“徭役繁重”是公认的暴政。而造成赋税沉重的主要原因是秦始皇改变了先王的赋役制度。董仲舒说：秦朝不仅废除了什一之税、三日之役，“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戎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9]
“穷奢极欲”。汉代的政论家们普遍认为，“及秦所以二世而亡者，养生太奢，奉终太厚”[10。]这一类抨击涉及到秦始皇众多的工程建筑。东方朔指出：“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畔(叛)，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11]司马迁也说过：“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12]
3. 司法上：“刑罚酷虐”、“吏治刻深”
“刑罚酷虐”。秦始皇的法治及与法治相关的弊政是后世政论家们抨击的主要对象。贾谊说：“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 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13]这是从治术的角度来抨击秦始皇。路温舒说：“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 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14]这是抨击秦始皇重用法吏。晁错说：“妄赏以随喜意，妄诛以快怒心，法令烦憯，刑罚暴酷，轻绝人命，身自射杀；天下寒心，莫安其处。奸邪之吏，乘其乱法，以成其威，狱官主断，生杀自恣。上下瓦解，各自为制。”[15]这是从实施“法治”的状况来抨击秦始皇。
“吏治刻深”。这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一是秦法治吏甚严，有苛刻之举；即贾谊指出的“吏治刻深，赏罚不当”[16] 。二是秦始皇重用法吏。张释之说：“且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无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迟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17]三是秦朝法吏酷虐。晁错说：“奸邪之吏，乘其乱法，以成其威，狱官主断，生杀自恣。上下瓦解，各自为制。秦始乱之时，吏之所先侵者, 贫人贱民也；至其中节，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涂，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亲疏皆危，外内咸怨, 离散逋逃，人有走心。”[18]
4. 军事上：“暴兵露师”
“暴兵露师”、“穷兵之祸”[19]是秦始皇的又一大罪状。许多政论家对秦始皇北伐匈奴、南平百越大加挞伐。伍被说：“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百姓力竭，欲为乱者十家而五。”[20]贾捐之说：“以至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务欲广地，不虑其害。然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太原，而天下溃畔祸卒在于二世使末，《长城之歌》至尽未绝。”[21]
5. 思想文化上：“焚百家之言”、“灭四维而不张”
“焚百家之言”。这是公认的秦始皇的一桩大罪案且是属于“大逆不道”的罪行。许多政论家都认为，秦始皇焚诗书、坑儒士的目的在于根绝先王之道，废除先王之制。许多儒者认为这是专门针对儒家学说的行为。董仲舒说：“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22]梅福说：“秦为亡道，削仲尼之迹，灭周公之轨，坏井田，除五等，礼废乐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23]
“灭四维而不张”。在政论家们看来，由于秦始皇不重视伦理教化，导致礼义廉耻沦丧，以致自秦以来纲常不振，风俗糜烂，这也是秦王朝短命的原因。贾谊：“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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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秦始皇推行“以法治国”的法家学说，而其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推行以仁爱，中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因此，秦始皇常作为负面典型出现在各种散文、史籍中。如贾谊的《过秦论》等。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贾谊《过秦论》：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始皇被很多史学家看作是一个暴君，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
万里长城、秦驰道、灵渠、阿房宫及秦始皇陵等的规模均极为庞大，劳动举国的人口兴修，不少文献均斥责在工程进行时造成不少人命死伤，但另一方面却使各地的交通进一步发展，有助日后交通、经贸、以及各民族之融合。故此，一直成为史学家对于秦始皇功大还是过大的争论点。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贾谊《过秦论》：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始皇被很多史学家看作是一个暴君，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
万里长城、秦驰道、灵渠、阿房宫及秦始皇陵等的规模均极为庞大，劳动举国的人口兴修，不少文献均斥责在工程进行时造成不少人命死伤，但另一方面却使各地的交通进一步发展，有助日后交通、经贸、以及各民族之融合。故此，一直成为史学家对于秦始皇功大还是过大的争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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