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农业供给侧改革
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指通过自身的努力调整，让农民生产出的产品，包括质量和数量，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实现产地与消费地的无缝对接。
改革的过程就是农民要把控好自己生产质量和规模，这个事情核心的操作主体是农民，毕竟种子是农民种的，管理是农民管的，要是有些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投机取巧，生产品质一般甚至假冒伪劣产品，改革也就没法完成。
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国家宏观调控。对于过去卖不掉的东西，中国采取的策略是用政策方式刺激它，比如家电卖不出去，就有家电补贴政策，但是这种刺激消费的政策，会导致某个产业产能过剩，以至于消耗过度，污染加重。
农业的发展方式需要转变，要从供给入手，改善供给结构，这才有了农产品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要想得到有效的推进，除了国家的宏观调控之外，农民也得转变发展观念。通过施化肥、打农药、单纯追求产量增长的生产方式，已经不符合时代的潮流，农民还得要调整种植结构，多生产绿色有机食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来提升经济效益。
各方面表示
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中国农业经济运行中有总量平衡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要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力气推进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结构调整。重点是调减玉米种植面积，调整生猪、牛羊、渔业生产布局，巩固提升粮食产能，推动粮经饲统筹、农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以渔业为例，中国每年水产品产量为6000多万吨，居世界第一。但是中国渔业的品质和效益有待提升，必须推进转型升级。”韩长赋说。
2016年，中国将调整渔业养殖布局结构，减少湖泊、水库和近海网箱养殖密度，鼓励发展大水面养殖和离岸养殖，逐步压减近海和内陆捕捞产能，提高远洋渔业国际竞争力。拓展水产品精深加工和营销渠道，加强海洋牧场建设，坚持休渔禁渔制度。
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调整生猪生产布局，划定适宜养殖区域和禁止养殖区域，引导生猪养殖向玉米主产区和环境容量大的地区转移。大力发展牛羊等草食畜牧业和草业。加强奶源建设，加强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生产质量安全监管。
同时，推进种植业转型升级。探索建立棉油糖果茶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深入开展粮食绿色高产高效创建。积极推进种植结构调整，稳定水稻、小麦生产，力争明年“镰刀弯”地区玉米种植面积调减1000万亩以上，继续推进马铃薯主食产品开发和热带农业发展。[3]
推进结构性改革，是兴农之要。当前农业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难题，表现各不相同，但“病根”都出在结构方面。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农产品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既能解决当前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更有利于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是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
“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我国粮食生产“十二连增”的喜人成绩背后，也存在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资源环境面临较大压力等问题。居安思危，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围绕人的需求进行生产，使农产品供给在数量上更充足，在品种和质量上更契合消费者需要，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当务之急，要加大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力度，提高农业效益和农产品竞争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等薄弱环节，增加市场紧缺农产品的生产。通过多点发力、多策并举，破解瓶颈、拉长“短腿”，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理念更新、体制改革、实践创新等方方面面。越是任务千头万绪，越要抓关键、抓要害，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在思想观念上，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在发展方式上，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经营过程中，既要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也要充分发挥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引领作用，为农业结构性改革提供支撑和动力。农民增收是农业农村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衡量结构性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志。让农民不断分享改革成果，这项改革才会得人心、见实效。
“三农问题”是一个困扰经济社会全局的大问题。如今，在城镇化率超过54%，中国经济主要依赖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形势下，这个问题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变化。尤其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处理好“三农问题”与供给侧改革的关系，不仅需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也需要在理论上有突破性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先生在本文中提出的相关见解，值得重视。
无论是农村改革与发展，还是现代农业建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直接相关，二者相互影响。近年来我国农村土地等要素资源产权改革不断推进，要素市场被明显地激活，但是要素配置成本也明显地上升，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还是有助于或者抑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此，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农村改革发展和现代农业建设等关系的认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李国祥
农村土地改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的关系
我们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不仅仅局限于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中促进产品供给的结构性调整，最终必然进一步涉及经济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及其资源配置。降低经济要素成本，至少也要控制经济要素价格上升过快势态，提高要素生产率，需要对经济要素供给体制深化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要降低市场经营主体的各项负担和成本，促进创新，为中小企业创办、生存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多年来，我国农村土地等要素不断地流入到工业化和城镇化等非农领域，有力地缓解了国家建设必不可少的土地等要素资源稀缺的矛盾，虽然少数农民因土地征用一夜间成为暴发户，但是多数农民失地后补偿过低，安置不到位。
农村土地被低成本地征用为建设用地或者开发用地，为各地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带来了极其有利条件。一些城镇政府热衷于土地储备和土地财政，重要原因是征用农村土地所付代价小、成本低，一旦通过建设用地市场招拍挂，就可以大幅度升值和增殖，利用二者之间差价，积累资本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将其中一部分用来作为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形成市场供给能力，尽管有时这种供给能力是落后的，是不值得的。
按照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建设用地等将来要能够实现要素的城乡平等交换，允许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并缩小征地，这意味着建设用地成本可能会上升。健全城乡要素市场，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是什么关系？这需要深入分析。
如果征地范围缩小，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与国有土地一样同等入市，同权同价，那么过去农村非法的以租代征现象是否消除？这是否会加大企业创办、生存和发展成本？是否会压抑创新？是否会压抑新供给能力的形成？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建设用地供给增多，那么建设用地市场价格就会下降。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对新供给的产生带来有利的影响。但是，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同等入市，是否会重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乡镇企业老路和带来严重的非农化问题？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一体化，是加重还是减轻创业创新的负担？客观地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新供给的影响并不是唯一确定的，可能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除了对非农领域将明显影响外，对现代农业发展也会产生显著影响。我国正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土地确权登记基础上坚持集体所有权和稳定承包权并放活经营权。从逻辑上看，土地经过确权确地块确到户后，农民更加放心大胆地流转土地，从而促进规模经营。但是，在现实当中土地确权确地块确到农户家中后，农民对确到的地块反而不愿将地块上的经营权流转，或者流转承包地块索要价格过高，严重地阻碍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繁荣和农产品竞争力提升。
土地确权要付操作成本不说，确权确地块确到户以后，如何应付盲目要价的问题？现实中不好解决。过去集体土地，每亩50元的流转租金，但是地块确到农户家后，每亩50元的流转租金是不可能的，农民不在乎50元。每亩地流转租金上升到600元，很多农民都不愿意，更希望流转租金上涨更多一点，比如1000元。土地流转租金上升了，对拥有承包地的农户是有利的，而对于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或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未必是有利的，对我国农产品成本价格竞争力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国农村深化改革可能会导致要素价格的攀升，并进一步可能会导致要素配置使用成本的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