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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坐落于素称“十三朝古都”的洛阳城南13公里处的伊河两岸，南北长达1公里。这里两山巍然对峙，伊水中流，形如门阙，故古称伊阙。由于地处都城之南，古代帝王拟已为“真龙天子”，故又称龙门。龙门之称始于隋，中经唐、宋、元、明、清，直至今天仍然沿用。龙门自古为险要关隘，交通要道，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因山清水秀，环境清幽，气候宜人，素为文人墨客观游胜地。又因石质优良，宜于雕刻，故而古人择此建石窟。
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际，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宋、明诸朝，断续营造达400余年。其间，以北魏和唐代为两大造像高潮，历时近150年。其他朝代只是零星开凿，且规模较小。龙门两山现存窟龛2345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2800多块，佛塔70多座。在整个石窟中，北魏造像约占1/3，全部在西山，最有代表性的洞窟有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皇甫公窟、魏字洞、普泰洞、火烧洞、慈香窑等；唐代造像几乎占2/3，大部分在西山，自武则天时转移到东山，最有代表性的洞窟有西山潜溪寺、宾阳南洞、宾阳北洞（以上两洞的洞窟及窟顶装饰完成于北魏，佛像完成于隋和初唐）、敬善寺、摩崖三佛龛、奉先寺大像龛、万佛洞、极南洞和东山擂鼓台三洞、看经寺、高平郡王洞、千手千眼像龛、二莲花洞等。
龙门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公元5-1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石窟艺术中最为辉煌壮美、璀璨绚烂的篇章，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两山窟龛造像以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题材多样、雕刻精美、蕴涵丰厚而蜚声中外，以北魏和唐代造像达到艺术的顶峰及匠心独具的皇家风范、中原风格而异于早、晚期石窟，以碑刻题记数量为世界石窟之最而被誉为“古碑林”，以造像内容广涉佛教信仰的众多宗派甚至包括道教的题材也是石窟艺术中所罕见。龙门石窟延续时间长、跨越朝代多，所处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景色幽美，更是许多石窟难以比拟的。龙门石窟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龙门石窟的历史、艺术、科学和鉴赏价值，使其成为石窟艺术系列中不可缺少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应当受到全人类的重视和保护。1961年，龙门石窟被中国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一、 龙门石窟是石窟艺术中典型的皇家风范
龙门石窟是北魏时代继大同云冈石窟之后开辟的又一处国家级的佛教圣地。由于龙门石窟开凿于中古时期多数封建王朝的都下近畿，是皇亲国戚、王公大臣、高级官吏祈福穰灾、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也可以说它主要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封建国家政治色彩。与其说云冈石窟的一些造像盖有“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之意，那么龙门石窟的不少大型洞窟雕刻则是把封建政权披上宗教的外衣，从宫廷移到了佛场。如古阳洞、宾阳三洞、皇甫公窟、敬善寺、万佛洞、惠简洞、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极南洞、高平郡王洞等，都是为皇帝、后妃、王公大臣祈福之所。也正是由于封建统治者的直接参与，才能不惜人力、物力营造出如此规模宏伟而璀璨绚烂的洞窟。所以龙门石窟的兴衰嬗变，不仅反映了公元5～10世纪皇室崇佛信教的盛衰变化，而且因与众多的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有关，也在某些侧面披露了当时的政治风云的动向和社会经济态势的发展。龙门石窟这一突出的特征是其它石窟无法匹敌的。
二、龙门石窟是中国历史上繁荣时代雕刻艺术的典范之作
龙门石窟的造像，丰富多彩、姿态各异。计有佛像、菩萨像、罗汉像、天龙八部护法像、佛传故事像、经变故事像、供养人像等。造像组合布局，适度得体、和谐优美；佛及菩萨、弟子等形象的塑造，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刀法运用娴熟流畅，可谓独具匠心、不拘一格。龙门石窟的装饰艺术形式多样，琳琅满目、华贵富丽。藻井由莲花宝盖外绕天衣飘动、裙带当风的供养天人和伎乐天人构成；佛、菩萨的身光、头光，或为火焰纹、或为莲花坐佛、或为伎乐天人等；窟额、龛楣有尖拱、圆拱、盝形、屋形等式样，其上或饰宝相花、忍冬、卷草纹和帷幕、华绳，或雕铺首、金翅鸟、升龙、摩尼宝珠，甚至有的还雕饰供养天人、伎乐天人以及佛传故事等。所有这些无不体现了北魏和唐代佛教盛期的高度艺术水平，堪称中国历史上繁荣时代雕刻艺术的典范之作。
三、 龙门石窟的碑刻题记是一部涵盖多种学科的“石史”
龙门石窟的碑刻题记多达2840余块，凡30多万字。其数量之多，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诸石窟寺中居首位，故有“古碑林”之美誉。其内容主要是出资营造石窟功德主的发愿文，即造像铭记，也有一部分是历代帝王、文人学士等游览龙门留下的题刻。这些碑刻题记往往被书法家所推崇，碑拓收集者每每择其精品汇成“二十品”、“三十品”，甚至“百品”等，尤其是北魏题记中的“龙门二十品”最受青睐，成为魏碑书体之精华；唐刻中《伊阙佛龛之碑》，为唐代名臣褚遂良所书，被誉为初唐楷体的佳例。碑刻题记的年代自北魏迄明清而不辍，是龙门石窟历史沿革的文字记录。从造像铭记中可知道发愿出资营窟造像的供养人的身份，有皇室国戚、文武百官、寺院僧尼、行会社团、庶民百姓以及外国僧人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庶民百姓。造像铭记的内容涉及广泛，是研究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民俗、艺术、医药、中外文化交流等学科领域的珍贵资料。那些有纪年的题记，不仅是龙门石窟考古分期断代的重要依据和标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石窟考古的准绳和圭臬。
四、 龙门石窟是佛教众多宗派的集成
在中国佛教史上，由于信仰的神祗和义理不同而出现了许多宗派。龙门石窟就聚集了佛教众多宗派的造像。如唐高宗与武则天经营的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是依据《华严经》造像，与华严宗有关；敬善寺、万佛洞、北市采帛行净土堂、东山万佛沟的西方净土变龛与净土宗有关；东山大万伍佛洞（即擂鼓台中洞）和看经寺内的罗汉浮雕群像应是依据禅宗的经典所为；西山中段万佛洞南上方的十一面观音、东山万佛沟北崖的千手千眼观音龛、千手观音龛以及擂鼓台南、北二洞的造像与密宗有直接关系；40余尊的优填王造像与法相宗有关；以地藏菩萨为主尊的造像应是三阶教崇拜的对象。在一处石窟内集聚如此多的佛教宗派造像，在全国石窟中极为罕见。这就大大地丰富了石窟造像的题材内容，反映了龙门石窟初、盛唐时期的中心地位，也为研究佛教宗派的活动及其仪轨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五、龙门石窟对中国石窟造像艺术变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龙门石窟有自身成套而独特的雕塑艺术语言，提示了雕塑艺术创作的各种规律和法则。自石窟艺术传入中国后，新疆等边远地区的早期石窟艺术，乃至云冈昙曜五窟都较多地保留了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成分。而龙门石窟则是远承印度石窟艺术，近继大同云冈石窟风范，与魏晋洛阳和南朝先进而深厚的汉族历史文化相碰撞、融合开凿成的。所以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一开始就呈现出了中国化、世俗化的趋势，其造像的神态气质、衣着服饰、雕刻手法都为之一新，造像特征表现出一种“褒衣博带”、秀骨清姿、宽袍大袖、表情温和、潇洒飘逸的风格。入唐以后，龙门造像受雍容华贵、富丽健美时尚的影响则演变为体躯丰腴、面相圆润、隆胸细腰、典雅端庄的风格，并精雕细刻，毫无繁缛、臃肿之感，达到了形似完美的境界。这两种划时代的中原艺术风格，在龙门石窟一经形成，便借其政治上的优势而迅速风行全国，甚至影响到域外的造像艺术。
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际，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宋、明诸朝，断续营造达400余年。其间，以北魏和唐代为两大造像高潮，历时近150年。其他朝代只是零星开凿，且规模较小。龙门两山现存窟龛2345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2800多块，佛塔70多座。在整个石窟中，北魏造像约占1/3，全部在西山，最有代表性的洞窟有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皇甫公窟、魏字洞、普泰洞、火烧洞、慈香窑等；唐代造像几乎占2/3，大部分在西山，自武则天时转移到东山，最有代表性的洞窟有西山潜溪寺、宾阳南洞、宾阳北洞（以上两洞的洞窟及窟顶装饰完成于北魏，佛像完成于隋和初唐）、敬善寺、摩崖三佛龛、奉先寺大像龛、万佛洞、极南洞和东山擂鼓台三洞、看经寺、高平郡王洞、千手千眼像龛、二莲花洞等。
龙门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公元5-1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石窟艺术中最为辉煌壮美、璀璨绚烂的篇章，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两山窟龛造像以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题材多样、雕刻精美、蕴涵丰厚而蜚声中外，以北魏和唐代造像达到艺术的顶峰及匠心独具的皇家风范、中原风格而异于早、晚期石窟，以碑刻题记数量为世界石窟之最而被誉为“古碑林”，以造像内容广涉佛教信仰的众多宗派甚至包括道教的题材也是石窟艺术中所罕见。龙门石窟延续时间长、跨越朝代多，所处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景色幽美，更是许多石窟难以比拟的。龙门石窟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龙门石窟的历史、艺术、科学和鉴赏价值，使其成为石窟艺术系列中不可缺少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应当受到全人类的重视和保护。1961年，龙门石窟被中国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一、 龙门石窟是石窟艺术中典型的皇家风范
龙门石窟是北魏时代继大同云冈石窟之后开辟的又一处国家级的佛教圣地。由于龙门石窟开凿于中古时期多数封建王朝的都下近畿，是皇亲国戚、王公大臣、高级官吏祈福穰灾、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也可以说它主要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封建国家政治色彩。与其说云冈石窟的一些造像盖有“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之意，那么龙门石窟的不少大型洞窟雕刻则是把封建政权披上宗教的外衣，从宫廷移到了佛场。如古阳洞、宾阳三洞、皇甫公窟、敬善寺、万佛洞、惠简洞、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极南洞、高平郡王洞等，都是为皇帝、后妃、王公大臣祈福之所。也正是由于封建统治者的直接参与，才能不惜人力、物力营造出如此规模宏伟而璀璨绚烂的洞窟。所以龙门石窟的兴衰嬗变，不仅反映了公元5～10世纪皇室崇佛信教的盛衰变化，而且因与众多的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有关，也在某些侧面披露了当时的政治风云的动向和社会经济态势的发展。龙门石窟这一突出的特征是其它石窟无法匹敌的。
二、龙门石窟是中国历史上繁荣时代雕刻艺术的典范之作
龙门石窟的造像，丰富多彩、姿态各异。计有佛像、菩萨像、罗汉像、天龙八部护法像、佛传故事像、经变故事像、供养人像等。造像组合布局，适度得体、和谐优美；佛及菩萨、弟子等形象的塑造，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刀法运用娴熟流畅，可谓独具匠心、不拘一格。龙门石窟的装饰艺术形式多样，琳琅满目、华贵富丽。藻井由莲花宝盖外绕天衣飘动、裙带当风的供养天人和伎乐天人构成；佛、菩萨的身光、头光，或为火焰纹、或为莲花坐佛、或为伎乐天人等；窟额、龛楣有尖拱、圆拱、盝形、屋形等式样，其上或饰宝相花、忍冬、卷草纹和帷幕、华绳，或雕铺首、金翅鸟、升龙、摩尼宝珠，甚至有的还雕饰供养天人、伎乐天人以及佛传故事等。所有这些无不体现了北魏和唐代佛教盛期的高度艺术水平，堪称中国历史上繁荣时代雕刻艺术的典范之作。
三、 龙门石窟的碑刻题记是一部涵盖多种学科的“石史”
龙门石窟的碑刻题记多达2840余块，凡30多万字。其数量之多，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诸石窟寺中居首位，故有“古碑林”之美誉。其内容主要是出资营造石窟功德主的发愿文，即造像铭记，也有一部分是历代帝王、文人学士等游览龙门留下的题刻。这些碑刻题记往往被书法家所推崇，碑拓收集者每每择其精品汇成“二十品”、“三十品”，甚至“百品”等，尤其是北魏题记中的“龙门二十品”最受青睐，成为魏碑书体之精华；唐刻中《伊阙佛龛之碑》，为唐代名臣褚遂良所书，被誉为初唐楷体的佳例。碑刻题记的年代自北魏迄明清而不辍，是龙门石窟历史沿革的文字记录。从造像铭记中可知道发愿出资营窟造像的供养人的身份，有皇室国戚、文武百官、寺院僧尼、行会社团、庶民百姓以及外国僧人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庶民百姓。造像铭记的内容涉及广泛，是研究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民俗、艺术、医药、中外文化交流等学科领域的珍贵资料。那些有纪年的题记，不仅是龙门石窟考古分期断代的重要依据和标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石窟考古的准绳和圭臬。
四、 龙门石窟是佛教众多宗派的集成
在中国佛教史上，由于信仰的神祗和义理不同而出现了许多宗派。龙门石窟就聚集了佛教众多宗派的造像。如唐高宗与武则天经营的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是依据《华严经》造像，与华严宗有关；敬善寺、万佛洞、北市采帛行净土堂、东山万佛沟的西方净土变龛与净土宗有关；东山大万伍佛洞（即擂鼓台中洞）和看经寺内的罗汉浮雕群像应是依据禅宗的经典所为；西山中段万佛洞南上方的十一面观音、东山万佛沟北崖的千手千眼观音龛、千手观音龛以及擂鼓台南、北二洞的造像与密宗有直接关系；40余尊的优填王造像与法相宗有关；以地藏菩萨为主尊的造像应是三阶教崇拜的对象。在一处石窟内集聚如此多的佛教宗派造像，在全国石窟中极为罕见。这就大大地丰富了石窟造像的题材内容，反映了龙门石窟初、盛唐时期的中心地位，也为研究佛教宗派的活动及其仪轨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五、龙门石窟对中国石窟造像艺术变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龙门石窟有自身成套而独特的雕塑艺术语言，提示了雕塑艺术创作的各种规律和法则。自石窟艺术传入中国后，新疆等边远地区的早期石窟艺术，乃至云冈昙曜五窟都较多地保留了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成分。而龙门石窟则是远承印度石窟艺术，近继大同云冈石窟风范，与魏晋洛阳和南朝先进而深厚的汉族历史文化相碰撞、融合开凿成的。所以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一开始就呈现出了中国化、世俗化的趋势，其造像的神态气质、衣着服饰、雕刻手法都为之一新，造像特征表现出一种“褒衣博带”、秀骨清姿、宽袍大袖、表情温和、潇洒飘逸的风格。入唐以后，龙门造像受雍容华贵、富丽健美时尚的影响则演变为体躯丰腴、面相圆润、隆胸细腰、典雅端庄的风格，并精雕细刻，毫无繁缛、臃肿之感，达到了形似完美的境界。这两种划时代的中原艺术风格，在龙门石窟一经形成，便借其政治上的优势而迅速风行全国，甚至影响到域外的造像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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