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流失原因
一是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字的颠覆。
中国文化注重以文载道,而道都承载在文言文中,新文化运动一大成就就是将文言文颠覆,白话文占据主流地位,这虽然使文学走入平民间,但无疑使传统文化受了致命的一刀,割断了文言文,同时也割断了文言文所蕴涵的前人哲学、文艺精髓。
二是建国初期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破坏。
那场全民族浩劫让人不堪回首,那个年代的人都经历过那场焚书坑儒似的浩劫。从名义上挖祖坟挖到批孔,从实际挖祖坟到将中国许多文化遗迹破坏殆尽,把各方面的人才通通下放到牛棚到田地,使得中国文化出现了一个断层,导致了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脑中已少有传统道德文化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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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新时代必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命脉,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沃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呈现出光明的前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
参考资料来源:凤凰网-传统文化缺失原因之探讨
五四和反传统思潮
晚清大故迭起、亡国灭种的危险摆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把保国、保教、保种放在第一位,来不及系统探讨中国打败仗的文化原因。1911年清帝逊位,到1916年,称帝不成的袁世凯也死了,国内陷入军阀混战局面。而国际上,1914年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中国的先进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有了畅所欲言、反思传统、检讨文化问题的时间和空间。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这是当时先进的文化人系统检讨传统文化、批判旧传统、提倡新文化的大本营。与此同时,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甲寅杂志》,鼓吹现代政治思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又有了新的推动力。同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不久胡适也应蔡先生之邀到北大任教。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相继在《新青年》发表,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道德、反对旧礼教,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他们的方法之一,就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来检讨、反思、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对传统的检讨,是无所顾及的;他们的反思,是不怕揭丑的;他们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后来学术界总结五四文化运动的精神,历史学者和思想史学者一致认为,五四文化运动带有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的性质,这样评价确实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而且五四精英们在批判传统的时候,为了矫枉,不惜过正。原来不是讲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吗?现在则讲尧、舜、禹根本没有其人、“禹不过是一条虫”。家庭和家族不是传统文化型态的核心吗?现在说“家庭是万恶之源”。儒家思想不是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吗?现在说儒家思想是最要不得的思想,应该“打倒孔家店”。本来用文言取代白话,已经是重大的文学革命的举施了,但还是有人(钱玄同)提出应该废掉中国文字。尽管蔡元培说,这是用石板条压驼背的办法,其向传统挑战的态度也是够激烈够激进的了。应该说明,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行检讨和批判,是传统更新的必不可少的步骤。中国的魏晋时期、明末清初,都曾有过知识人士检讨传统、批判传统的举动。魏晋的检讨传统,有的也很尖锐,例如孔融说儿子和父亲的关系,是由于父亲有情欲,才生出儿子,谈不到有什么“亲”。至于母亲,不过是儿子暂时寄存的一个瓶子,从瓶子里出来,双方就脱离了。明末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唐甄等思想家,对皇权和科举制度的批判,也有相当大的规模,史学家称当时是“天崩地解”的时代。但这些批判传统的言论,是在传统的主体性呈强势的情况下发生的,对传统有调适的作用。五四精英们所做的,不是一般的对固有传统的检讨和批判,而是对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作一次总清理,是全面系统地攻击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切规则、理念、秩序和信仰,包括力图摧毁集中藏有传统文化密码的一些文化典范。他们想彻底和传统决裂、想彻底抛弃造成中国落后的封建传统这个难堪的“包袱”,然后好走一条新的路。他们认为可以引导自己走向新路的,只有西方文化。可以说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举凡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工业革命以来的科技成果、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说、十九世纪的写实批判主义文学思潮、日本的明治维新、德国的社会主义学说,以及哲学上的实证主义、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等等,都成为当时的先进人士检讨和批判中国固有传统的参照系、理论武器和实施的药方。陈独秀说:“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答佩剑青年》)胡适说:“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后来他又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们很容易凭感觉推断,认为传统是不会断的。但是,如果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比如中国的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一些具有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的人物,即那个时代的具有权威性的人物,并且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批时代精英,比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鲁迅、吴虞、钱玄同、傅斯年等,一起站出来挑战传统、向传统发起总攻,在整个社会形成风潮,纵使传统不致被折断,也必然大大的被削弱,使“传统失去为其延传所必需的拥护”(希尔斯语)。五四新文化运动高高举起的两面旗帜,是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即民主和科学。他们的激烈反传统,也是想为德、赛两先生的通行无阻铺平路基。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的反对封建专制的精神、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精神,将永载史册。直到今天,我们仍需要这种精神,而且深感德、赛两先生的可贵。但五四之后的20世纪中后期,科学主义形成一种新的思潮,在日常生活和学术领域有压倒之势,这当然是一种社会进步。可是科学不是万能的。在社会生活以及人文精神创造的一些领域,科学有时会显得无能为力。在涉及人类的细微情感问题,科学就插不上嘴了。男女之间的爱情,靠恋爱双方的爱的信息传递,用爱来交换爱,而不是靠抽象的科学分析。科学是要把问题说清楚,爱情的特点恰恰是说不清楚。宗教与信仰问题,也不合于科学的旨趣。诗歌、音乐等艺术与文学的创作和欣赏,天份、体验和情感比科学要重要得多。甚至一些陋习和不良嗜好,比如赌博和吸食毒品,法律和科学也不能完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国维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去毒篇》,他认为解决这两个问题,对有文化的阶层可以通过艺术,对没文化的阶层,宗教能解决相当一部分问题。
前几日在书房,兴之所致,随手拎起了一本四书,翻到到第一面,念了两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便发现自己意兴阑珊,随手又把它扔到了书橱里,拿起本日本漫画,有滋有味地啃到最后。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感叹中国当代青少年(主要是指80年代和90年代)对于自己国家传统文化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反省自己前日所为,不禁感到惭愧,一向标榜热爱传统文化的我自己不也正慢慢放、弃这些中国骄傲么?
时逢国庆,单位邀请我们新行员写一篇关于爱国主义的文章。我便想,是用华丽的辞藻去堆砌一篇空洞的文章来感叹祖国多么秀美多么壮丽的河山,还是切实关注一下我们正在慢慢遗失的民族骄傲呢?
台湾忠信工商学校的校长高震东在内地演讲时说,“什么是爱国?哪里是爱国?什么都是爱国,哪里都是爱国!”爱国是微小却又具体的。我们身在中国,有时却茫然不知自己国家有什么,是什么。是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还是我们过于注意别人的东西?爱国其实很简单,最基本的是要了解和爱我们的传统文化。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历经千年,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步创造发展起来的。她几经建构-解构-再建构,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慢慢沉淀而成。她是千百年来国人对文化的希望,是国人对文化思想的反思。当我们今日面临着随资讯发达的电子时代而如洪水般涌来的西方文化时,还有多少人可以坚持那涓涓的细水长流?
我们的81年代后、90年代的孩子们心目中的传统文化是什么?我想不会是女子十二乐坊穿着性感的高叉旗袍在舞台上闹哄哄的演奏那所谓的传统民乐吧?还是认为鲁迅先生笔下那个满嘴“之乎者也”的孔乙己就是代表中国的古代文人?
简练的讲,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诗、书、礼、易、春秋”。我用五经的名字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它刚好总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五个方面。“诗”,是指从最早的诗歌《诗经》开始到历朝历代的诗词歌赋、古乐。“书”,是指历代文人体现他们思想观点的专著,包含了古代文人的人生观,体现了古人的人文精神。“礼”,是指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礼法制度、思想、以及教育体制。“易”,并不单纯的是指《易经》,还包括了农业、医学、天文、地理、数学。而“春秋”便是特指从《尚书》到《春秋》、《史记》、《资治通鉴》等一系列的史学专著。中华传统文化涵盖范围之广,思想之博大精深,怎可以用现代那些伪民俗或是一个酸朽的孔乙己可以概括、代表的!
如果80年代和90年代的孩子们是从周杰伦的《东风破》或是SHE的《长相思》里才开始接触体会到中国古典诗词之美是不是太迟了?自《诗三百》到《汉乐府》再到《全唐诗》、《全宋词》,还没包括屈原、班固的楚辞、汉赋,更没提到魏晋的“蓬莱文章建安骨”,这浩瀚如海般的诗词国度,怎是一首《东风破》所能表达的?现在我们是否只停留在小学课本里教的“离离原上草”或是什么“二月春风似剪刀”的阶段,或是为了逗情人开心为她轻吟“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浓情蜜意?
我们现在是否能从那些靡靡之音中感受到古人的潇洒不群、壮志豪情呢?是否知道古龙金庸小说里的“任侠之气”是指“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当,千金散尽不后悔;情之所钟,世俗礼法如粪土;兴之所致,与君痛饮三百杯”。而“侠之大者”是指“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身去,深藏功与名”呢?大概只会沉迷在江湖恩怨、打打杀杀中了吧。
没有了“花间一壶酒”、“共剪西窗烛”的烂漫情怀,没有了“誓扫匈奴不顾身”、“醉里挑灯看剑”的壮烈胸襟。没有这些古韵的滋养,我们的80年代和90年代难道只能在欧美的HIP-HOP、日本动漫、韩式的多袋阔脚裤中显示自己的潇洒不羁么?没有了任侠的少年轻狂,没有了温文的少年情怀,我们的青春还完整吗?
还有多少人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来自孟子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天下的兴亡,不是匹夫之责,而是我的责任。有多少年轻人还会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大概只会装作很酷的说“我就是我,我喜欢,我可以。”他们只是整日埋首在《蜡笔小新》和《机器猫》中拒绝长大。
还有多少人知道何为“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忍勇”?看多了吴宗宪的《我猜》和《周日八点档》,大概只会迷惘的说:哦,台北忠孝路的小吃很出名。多少人会觉得“香九龄,能温席”是一种孝心的表现,大概会觉得他好傻,干嘛用自己的身子暖席子呢,买台空调不就得了吗?还有谁会觉得“融七岁,能让梨”是一种中国式的谦逊礼让?孩子们自小接受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式教育,被沉沉的课内科外功课压得喘不过气。哪还会有人说,第一名我不要,给你吧!再不知何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了,更不用期望孩子们可以成为象曹子建、王摩诘那样的翩翩浊世佳公子了。孩子们现在学习琴棋书画的目的已大多为考试加分服务,哪还有“为君唱遍《红豆吟》”的情怀了。
君不见上元灯节赏花灯,君不见端午赛舟挂香符,君不见盂兰盆会驱鬼傩,君不见重阳登高插茱萸。我们开始相信基督,相信有圣诞老人。我不知道谁是阿福,也好久没放过爷爷纸糊的风筝了。传统的节日在我们看来除了意味着能看到无聊的文艺晚会,多几天去哪里都是人满为患的假期以外,剩下的只有苍白。传统,从我们指缝滑过,轻轻流失。
西元一九00年,梁启超写到“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今日,梁先生所期望的“希望、进取、日新、破格、好行乐、盛气、造世界”的少年气质在我们身上依稀可见,却再嗅不到中华之气息。纯粹的行乐主义、盛气,在没有文化底蕴的支持下显得那么的苍白和轻浮。我们应从何处寻觅正在遗失的传统文化。难道是在邻国日本的传统活动上发现:“咦,这个东西是从我们中国唐朝传过去的嘛!切~小日本~。”可是,为什么我们不反省,我们为何只有在别人那里欣赏到曾经的国粹。蓦然回顾,国已不国。
常思将来,不忘过去。以千载文化积淀来充实自己而让我们走的更远,在座诸君难道不会心思神往?
参考资料: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5662367.html?si=4
2.人们不重视我国文化。
3.人们思想中已经忘却我国文化。
4.一些传统文化已经不适应现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