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孔子“入太庙，每事问”究竟问了些什么？

Answer 1

许锡良儒家学者确实经常口口声声谈学说问，但是儒学并不是真正的一门学科，凡学科都是自有一套逻辑体系，有专门的研究对象，有比较成熟而稳定的名词概念。儒学的那些的名词概念常常是游移不定中的。比如，孔子创造出来的那个“仁”这个概念，仅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达109次之多。他自己的解释就几乎每次都不同，非常随意，明显是缺乏明确定义与概念分析的。比如在回答不同学生问仁时，孔子对仁的解释几乎没有共通之处。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訒”，说话慎重就是仁；仲弓问仁，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以恭敬的态度对待别人就是仁，自己不想的不强加在别人身上就是仁，在单位在家里少些埋怨多些积极地心态就是仁；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依礼行事，依礼待人，就是仁；（以上三则均见《颜渊》）孔子还说过“刚、毅、木、讷，近仁”（《子路》），认为拥有刚强、果敢、朴实、谨慎这四种品德就接近于仁……在《论语》中类似这样对仁的概念的随意解释，简直是举不胜举。 再比如樊迟问仁那段对话，后人都说樊迟愚笨，其实樊迟才是一个认真思考的人，孔子讲仁，本身就不清不楚，樊迟才会一再追问，问得孔子有点狗急跳墙的味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 后人说，这里又是同时问知与仁，然而樊迟开始没弄明白。按《论语集注》，曾氏曰：“迟之意，盖以爱欲其周，而知有所择，故疑二者之相悖尔。”似乎又在说二者之不同。于是孔子再作解释。按《论语集注》，朱子曰：“举直错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则仁矣。如此，则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为用矣。”可惜樊迟还是没弄明白。然而真是樊迟没有弄明白，还是孔子自己在以其昏昏，使其昭昭？不能先预定孔子就是对的，事实上孔子从来没有弄清过“仁”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概念。 “仁”这个概念是孔子论述的核心概念，却是这样变幻莫测，随意而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儒学首先是因为没有过逻辑关，缺乏有效的思维方法，因此，才会如此对同一个概念见人解释就不一致。还可能连孔子自己都没有思考清楚就拿出来当成了标准答案，但是，由于学生太多，又记不住以前自己是怎样定义的，因此，就出现每次的解释都不同的现象。如果是学生听错或者理解有误，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像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那样亲自著书立说，用白纸黑字把自己创造出来的名词概念列出来也不会产生误解，但是，孔子偏偏要“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加上学生又多，人多嘴杂，以讹传讹，历经百年，一部《论语》完全没有了逻辑体系，没有思想线索，已经是变成七杂八杂，前言不搭后语，变成中国最早的语录汇编。用这种零散思维教化后人，除了成为背诵道德章句之外，要培养学生的逻辑理性思维能力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清末外交大臣郭嵩涛在出使英国之后会感叹地说：“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用儒家这套东西教化官员与读书人，怎么不会变得一脑袋浆糊？ 孔子谈学，主要是学“六艺”，“六艺”之首是“礼”，所谓礼，就是那些上下尊卑秩序的繁文缛节，全是一些劳民伤财的事情，说到底这一套东西就是为做官而做的。孔子对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非常痴迷，也难怪孔子会对一个大臣在家里排演八佾舞会如此大发脾气：“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因为，那样会大大地破坏他老人家按照等级身份获得享受的规矩，这简直会要了他老人家的命，按照孔子的礼的等级秩序，八佾舞是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享受的，而当时的周礼中规定像鲁国国君这样的小诸侯只有看六佾舞资格，而况这个看八佾舞的季氏连鲁国国君都不是，而是鲁国的一个大臣而已。 孔子对学生所提的问题是极其严格限制范围的。孔子一生好问，但是，所问之事不超过太庙里的范围，即“子入太庙，每事问”，许多人为圣人讳，只谈孔子在“每事问”，而不进一步追问孔子入了太庙究竟问了一些什么。太庙所问其实都只是一些周礼的祭祀之事，那些祭祀过程的细节是一点也不能够含糊的。孔子对此继承与发扬光大，甚至不惜把周朝时的“活人殉葬”继承与保护下来。当时有人发明陶俑，用来代替活人殉葬的恶习，以便节约一点人力，孔子就受不了。因此，要骂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无后，在当时是至不孝，骂人无后就是骂人断子绝孙，是最恶毒的骂人的话，即使现在的中国人也仍然认为这种骂法很恶毒。可见，孔子在维护他那一套礼的时候是无所不用其极。 孔子有时也会倡导学生提问，但是，如果学生提问超出了太庙的范围结局也会很悲惨。宰予这个人就是这样不知天高地厚。孔子在《论语》中有一段狠骂宰予的话：“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是什么原因便得孔子如此动怒？难道就是宰予白天打了一个瞌睡吗？其实不是的。宰予之前得罪过孔子，而得罪的原因就是宰予问孝，竟然与老师讨价还价，公开要求缩短守孝时间，要把守孝时间由孔子规定的三年，缩短为一年。这段对话是这样的：“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榖既没，新榖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桑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这个时候已经为宰予的命运埋下了安全隐患，为孔子给宰予穿小鞋预留了借口。所以才有后来孔子大骂宰予那段话。 樊迟除了不识时务地追问孔子仁究竟是什么之外，他竟然想去孔子那里学种粮食种菜的知识，而这些事情与太庙之事是毫不相干的。这段对话是这样的：“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而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段对话很清楚地表明，孔子“入太庙，每事问”的内容与目的，即“上好礼，而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对民事一连用几个“莫敢不”，在孔子眼里，所谓民就是用来愚弄的的草民、蚁民与屁民。这与今天的官僚态度又有什么不同？ 当今中国，如果不彻底清算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毒害，永远不会有人权保护与民权伸张之时。想起“文革”期间著名思想家顾准谈起中国儒传统文化时说过，中国传统儒文化的思想是贫乏的，必须得到彻底地否定，中国才会有新生，孔子的“学禄耕馁”也非常浅薄庸俗的，中国人要想活在21世纪里获得尊重与幸福，就必须彻底反思这份文化遗产的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