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朱元璋为什么没有彻底征服蒙古?
2013-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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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著名蒙古史专家和田清对明初与北元的军事关系,曾有过一个积极进取的评价:“明初国势如此强盛,其经略颇为雄伟,其中关于如何控制北邻的劲敌元朝的残余势力,却是国初各代皇帝最苦心积虑的。太祖、太宗(成祖)的方略是:从东、西、南三面进行包围、压制。即首先经略东方的满洲女真族地区,更进而收服东蒙古地方,在这里设置泰宁、福余、朵颜各卫,以切断敌方左翼,隔绝它同朝鲜、女真联系的通道。”但在笔者看来,洪武时期朱元璋很少有如此咄咄逼人的军事攻势;如果说一定要有的话,那么在三至五年主动对北元的两次交兵,大致可以算得上。但要论及这两次出兵是否有统一蒙古兼并沙漠的政治目的,还要详细分析。论及要实现兼并的政治意图,则必然要体现在这两次军事行动上,而实际上朱元璋发动这两次战争与兼并蒙元统一沙漠无关。
1370年(洪武三年)的作战,朱元璋一开始将打击对象限于扩廓帖木儿,因为他在兰州、定西一带对明朝的西北防务造成很大的威胁。“上以王保保位西北边患,命右丞相信国公徐达为征北大将军……往征沙漠。上问诸将曰:‘元主迟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军犯我兰州。其志欲侥幸尺寸之利,不灭不已。卿等出师当何先?”诸将的意图是集中兵力取元主,获胜后,失国的扩廓可不战而降。但朱元璋以急缓、远近不宜,定下兵分两路:主力由徐达率领,进攻兵力强劲的扩廓帖木儿,偏师由李文忠率领,攻战斗力较弱的元宗室。“忘近而取远,失缓急之宜。吾意欲分兵为二道:一令大将军达出潼关,自安定捣定西以擒王保保;一令副将军李文忠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应援,取之必矣。”
战争进程和作战结果史书均有详细的记录,但需要解释的是朱元璋对这次获胜后的态度。北元军主力扩廓帖木儿部在定西沈儿峪遭到徐达部的沉重打击。“(徐达)大破扩廓兵。擒郯王、文济王及国公、平章以下文武僚属千八百六十余人,将士八万四千五百余人,马驼杂畜以巨万计。扩廓仅挟妻子数人奔和林。”一个月后李文忠部也在野狐岭之战中取得大捷。他在进军途中,“时元帝已崩,太子爱猷识里达腊新立。文忠谍知之,兼程趋应昌。元嗣君北走,获其嫡子买的立八剌暨后妃宫人诸王将相官属数百人,及宋、元玉玺金宝十五,玉册二,镇圭、大圭、玉带、玉斧各一,出精骑穷追至北庆州而还。道兴州,擒国公江文清等,降三万七千人。至红罗山,又降杨思祖之众万六千余人。”从歼敌和降敌的人数看,徐达要超出李文忠许多,而且徐达统兵所歼扩廓部多精兵,李文忠所歼元主部多非战人员。因出兵的目的是要消弥扩廓在西北的边患,徐达的胜利无疑是立下了汗马功劳,那怕是在围歼对方主力过程中自己多有损失。但是在朱元璋眼里,“文忠功最!”
这其中的原因可以解释为,朱元璋固然需要对北元的军事胜利,但他更看中对北元的政治获胜,借助这次军事胜利通过政治招降手段,达到臣服北元的目的。他颁发平定沙漠诏于天下,并遣使诏谕故元宗室部落臣民:如果倾心来归,他当效法古之帝王,还其旧地,从事生养,华夷无间。数月后,朱元璋遣使遗新元主爱猷识里达腊书,用非常委婉的口气介绍了明朝的优待措施。“君其上顺天道,遣使一来,公私通问,庶几安心牧养于近塞,籍我之威,号令部落,尚可为一邦之主,以奉其宗祀。”至此,朱元璋的初衷依然没有变化。
不过这次大捷,无疑增加了朱元璋、徐达等人对北元的轻敌情绪,这为洪武五年的岭北之战失败埋下了伏笔。1372年(洪武五年)初,徐达主动向朱元璋提出,要求再次打击扩廓帖木儿,得到其他重要将领的附和。朱元璋一开始并无此次征战的计划,只是诸将一再请战他才答应派兵出塞。
“徐达曰:‘今天下大定,广民已安,北虏归附者相继。惟王保保出没边境,今复遁居和林,臣愿鼓率将士以剿绝之。’上曰:‘彼朔漠一穷寇耳,终当绝灭。但今败亡之众远处绝漠,以死自卫,困兽犹斗,况穷寇乎!姑置之。’诸将曰:‘王保保狡猾狙诈,使其在,终必为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 洪武五年初作战规划的提出,可以概况为三点:第一,由大将提出,以消灭扩廓的有生力量为作战目标;第二,朱元璋至此还没有计划要彻底消灭北元在沙漠地区的军政统治,所谓“永清沙漠”只是作战将领的一相情愿;第三,这是上次取得大捷后轻敌意识的流露。当议论到所需统兵人数时,徐达表示只要带十万就足够了,傲气之态跃然。“五年春正月,上御武楼,与诸将臣筹边。徐达曰:‘今天下大定,惟王保保遁居和林,出没边境,臣愿率将剿绝之。’上曰:‘卿等必欲征之,须兵几何?’达曰:‘得兵十万足矣。’上曰:‘兵须十五万,分三道以进。’”
关于这次战役的过程,当时的史料遮遮掩掩,但后来的史家已有详细描述,这里不再赘言,仅以《明史》中的简略内容作管中窥豹式的了解。《徐达传》:“五年复大发兵征括廓。达以征虏大将军出中道,擢副将军李文忠出东道,征西将军冯胜出西道,各将五万骑出塞。达遣都督蓝玉击败扩廓于土剌河。扩廓与贺宗哲合兵力拒,达战不利,死者数万人。帝以达功达,弗问也。”《扩廓帖木尔传》:“逾年,太祖复遣大将军徐达、左副将军李文忠、征西将军冯胜将十五万众,分道出塞取扩廓。大将军至岭北,与扩廓遇,大败,死者数万人。刘基尝言与太祖曰:‘扩廓未可轻也。’至是帝思其言,谓晋王曰:‘吾用兵未尝败北。今诸将自请深入,败于和林,轻信无谋,致多杀士卒,不可不戒。’扩廓复攻雁门,命诸将严为之备,自是明军希出塞矣。”
针对扩廓帖木儿的岭北之战原本不是朱元璋所极力主张的,更不会深入沙漠去打击元宗室;但既然遭到了严重失败,他除了懊悔之外,还要在战略方针上进行大的变动。“按此和林之偏师也,我军鲜利,高皇盖数悔之”。所谓后悔的补救措施,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敛兵守塞”,他长期以来对用和平手段降服北元藉以希望,最多只是凭借武力进行威慑,希望其对明朝朝贡,但现在只能从对历史的缅怀中感慨。“胡人为中国患自古有之。以汉高祖之威,总三十万众犹困于白登。文景守成,因置而不较。虽数被侵扰,但逐之而已。及至武帝,以雄才大略,欲雪白登之耻,发兵致讨,威服边陲,凡五出塞而后匈奴始服。虽疲劳中国而匈奴自此弱而不振,其功亦岂少哉!”
最后,再回来看《剑桥中国明代史》对岭北之战重要性的评价。它从军事和外交两个角度给予了解释,引文如下:
“1372年虽然不是明代历史上最有戏剧性的转折的一年,但是确切地说,它标志着王朝建立时期军事阶段的结束。在北方边境上尤其如此。在1372年的战败以前,朱元璋似乎要进而征服整个元帝国,其中包括长城以北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1372年以后,明王朝对内蒙古主要是在其变化不大的边境取守势,而以新整修的长城为依托。中国人的优势火器技术使得明朝永远地利刃在手——至少在防守方面是这样——来对付还在拘守13世纪骑兵战术的蒙古军队。在长城的北面,边境防御体系还辅之以境外的戍卫部队和外交活动:这两者都是为了防止蒙古人结成敌对的联盟。”
明朝是否是依托长城和优势火器技术频繁击败蒙古军队,对此尚可争议,但作者显然认为朱元璋将征服之地要扩大到长城之北的草原和沙漠,实在是错估了形势。在笔者看来,一些中外史学家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误下结论,一是没有用史料进行严格分析和证明,而是在通史类的著作中草率结论;二是没有求证朱元璋征战中,政治目的和军事手段间的差别,三是在军事手段中,没能看出防御反击和积极防御与战略进攻之间的差别
1370年(洪武三年)的作战,朱元璋一开始将打击对象限于扩廓帖木儿,因为他在兰州、定西一带对明朝的西北防务造成很大的威胁。“上以王保保位西北边患,命右丞相信国公徐达为征北大将军……往征沙漠。上问诸将曰:‘元主迟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军犯我兰州。其志欲侥幸尺寸之利,不灭不已。卿等出师当何先?”诸将的意图是集中兵力取元主,获胜后,失国的扩廓可不战而降。但朱元璋以急缓、远近不宜,定下兵分两路:主力由徐达率领,进攻兵力强劲的扩廓帖木儿,偏师由李文忠率领,攻战斗力较弱的元宗室。“忘近而取远,失缓急之宜。吾意欲分兵为二道:一令大将军达出潼关,自安定捣定西以擒王保保;一令副将军李文忠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应援,取之必矣。”
战争进程和作战结果史书均有详细的记录,但需要解释的是朱元璋对这次获胜后的态度。北元军主力扩廓帖木儿部在定西沈儿峪遭到徐达部的沉重打击。“(徐达)大破扩廓兵。擒郯王、文济王及国公、平章以下文武僚属千八百六十余人,将士八万四千五百余人,马驼杂畜以巨万计。扩廓仅挟妻子数人奔和林。”一个月后李文忠部也在野狐岭之战中取得大捷。他在进军途中,“时元帝已崩,太子爱猷识里达腊新立。文忠谍知之,兼程趋应昌。元嗣君北走,获其嫡子买的立八剌暨后妃宫人诸王将相官属数百人,及宋、元玉玺金宝十五,玉册二,镇圭、大圭、玉带、玉斧各一,出精骑穷追至北庆州而还。道兴州,擒国公江文清等,降三万七千人。至红罗山,又降杨思祖之众万六千余人。”从歼敌和降敌的人数看,徐达要超出李文忠许多,而且徐达统兵所歼扩廓部多精兵,李文忠所歼元主部多非战人员。因出兵的目的是要消弥扩廓在西北的边患,徐达的胜利无疑是立下了汗马功劳,那怕是在围歼对方主力过程中自己多有损失。但是在朱元璋眼里,“文忠功最!”
这其中的原因可以解释为,朱元璋固然需要对北元的军事胜利,但他更看中对北元的政治获胜,借助这次军事胜利通过政治招降手段,达到臣服北元的目的。他颁发平定沙漠诏于天下,并遣使诏谕故元宗室部落臣民:如果倾心来归,他当效法古之帝王,还其旧地,从事生养,华夷无间。数月后,朱元璋遣使遗新元主爱猷识里达腊书,用非常委婉的口气介绍了明朝的优待措施。“君其上顺天道,遣使一来,公私通问,庶几安心牧养于近塞,籍我之威,号令部落,尚可为一邦之主,以奉其宗祀。”至此,朱元璋的初衷依然没有变化。
不过这次大捷,无疑增加了朱元璋、徐达等人对北元的轻敌情绪,这为洪武五年的岭北之战失败埋下了伏笔。1372年(洪武五年)初,徐达主动向朱元璋提出,要求再次打击扩廓帖木儿,得到其他重要将领的附和。朱元璋一开始并无此次征战的计划,只是诸将一再请战他才答应派兵出塞。
“徐达曰:‘今天下大定,广民已安,北虏归附者相继。惟王保保出没边境,今复遁居和林,臣愿鼓率将士以剿绝之。’上曰:‘彼朔漠一穷寇耳,终当绝灭。但今败亡之众远处绝漠,以死自卫,困兽犹斗,况穷寇乎!姑置之。’诸将曰:‘王保保狡猾狙诈,使其在,终必为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 洪武五年初作战规划的提出,可以概况为三点:第一,由大将提出,以消灭扩廓的有生力量为作战目标;第二,朱元璋至此还没有计划要彻底消灭北元在沙漠地区的军政统治,所谓“永清沙漠”只是作战将领的一相情愿;第三,这是上次取得大捷后轻敌意识的流露。当议论到所需统兵人数时,徐达表示只要带十万就足够了,傲气之态跃然。“五年春正月,上御武楼,与诸将臣筹边。徐达曰:‘今天下大定,惟王保保遁居和林,出没边境,臣愿率将剿绝之。’上曰:‘卿等必欲征之,须兵几何?’达曰:‘得兵十万足矣。’上曰:‘兵须十五万,分三道以进。’”
关于这次战役的过程,当时的史料遮遮掩掩,但后来的史家已有详细描述,这里不再赘言,仅以《明史》中的简略内容作管中窥豹式的了解。《徐达传》:“五年复大发兵征括廓。达以征虏大将军出中道,擢副将军李文忠出东道,征西将军冯胜出西道,各将五万骑出塞。达遣都督蓝玉击败扩廓于土剌河。扩廓与贺宗哲合兵力拒,达战不利,死者数万人。帝以达功达,弗问也。”《扩廓帖木尔传》:“逾年,太祖复遣大将军徐达、左副将军李文忠、征西将军冯胜将十五万众,分道出塞取扩廓。大将军至岭北,与扩廓遇,大败,死者数万人。刘基尝言与太祖曰:‘扩廓未可轻也。’至是帝思其言,谓晋王曰:‘吾用兵未尝败北。今诸将自请深入,败于和林,轻信无谋,致多杀士卒,不可不戒。’扩廓复攻雁门,命诸将严为之备,自是明军希出塞矣。”
针对扩廓帖木儿的岭北之战原本不是朱元璋所极力主张的,更不会深入沙漠去打击元宗室;但既然遭到了严重失败,他除了懊悔之外,还要在战略方针上进行大的变动。“按此和林之偏师也,我军鲜利,高皇盖数悔之”。所谓后悔的补救措施,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敛兵守塞”,他长期以来对用和平手段降服北元藉以希望,最多只是凭借武力进行威慑,希望其对明朝朝贡,但现在只能从对历史的缅怀中感慨。“胡人为中国患自古有之。以汉高祖之威,总三十万众犹困于白登。文景守成,因置而不较。虽数被侵扰,但逐之而已。及至武帝,以雄才大略,欲雪白登之耻,发兵致讨,威服边陲,凡五出塞而后匈奴始服。虽疲劳中国而匈奴自此弱而不振,其功亦岂少哉!”
最后,再回来看《剑桥中国明代史》对岭北之战重要性的评价。它从军事和外交两个角度给予了解释,引文如下:
“1372年虽然不是明代历史上最有戏剧性的转折的一年,但是确切地说,它标志着王朝建立时期军事阶段的结束。在北方边境上尤其如此。在1372年的战败以前,朱元璋似乎要进而征服整个元帝国,其中包括长城以北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1372年以后,明王朝对内蒙古主要是在其变化不大的边境取守势,而以新整修的长城为依托。中国人的优势火器技术使得明朝永远地利刃在手——至少在防守方面是这样——来对付还在拘守13世纪骑兵战术的蒙古军队。在长城的北面,边境防御体系还辅之以境外的戍卫部队和外交活动:这两者都是为了防止蒙古人结成敌对的联盟。”
明朝是否是依托长城和优势火器技术频繁击败蒙古军队,对此尚可争议,但作者显然认为朱元璋将征服之地要扩大到长城之北的草原和沙漠,实在是错估了形势。在笔者看来,一些中外史学家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误下结论,一是没有用史料进行严格分析和证明,而是在通史类的著作中草率结论;二是没有求证朱元璋征战中,政治目的和军事手段间的差别,三是在军事手段中,没能看出防御反击和积极防御与战略进攻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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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足够的理论,没有发展相当的理论思想,对北方高原东北平原情况了解不清,没有认识到汉人同样可以在北方高原东北平原等生活,对北方高原东北平原的地形自然条件也并没有足够了解,如北方高原,黄河两岸是可以耕种的,出阴山向北两千里,以杭爱山为界,以西是向北流入北大洋的大河发源地,向东是流入东大海的大河发源地,这些地方都水源丰富,可以耕种,单纯的军队打击,而不移民垦殖,效果是不明显的,是不能实行长期有效统治的,没有本民族的人民在那是难以维护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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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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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很多关于蒙古的书,我的感慨是,在冷兵器时代,在草原上,骑兵是无敌的,还有蒙古人是全民皆兵啊,明军很容易迷路,被 围三缺一 (狼的战术)可能你会说汉战胜了 匈奴 我的回答是 当时中国的农业文明还不大发达,中原人体内的游牧之血还没有完全稀释,战斗力强悍是必然的,至于唐 不考虑,他们都是混血的,不是纯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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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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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蒙古族势力逃到漠北,建立了两个国家鞑靼还有个啥忘记了鞑靼曾经俘虏过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也没死逃到漠北还是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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