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真是“暴君”吗？那他究竟做了什么事而被称之为“暴君”？
隋朝，一个辉煌而又短暂的王朝。它结束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长期分裂局面，三十七年后又烟消云散。隋朝的灭亡可以说是隋炀帝一手造成的，那么，隋炀帝杨广是不是像史书记载的那样是荒淫、昏庸、残暴的君主呢？愚以为史书不尽为实，对隋炀帝负面评价夸大了，有些失真。隋炀帝的功过是非该如何看待评价呢？我们应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一分为二的态度看待。
下面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客观分析下隋炀帝一生的功过是非。开皇八年（588年）冬天，隋朝兴兵灭南朝陈，年仅20岁的杨广被拜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51万大军南下向陈朝发动进攻，并完成统一。隋军在杨广的指挥下，纪律严明、英勇善战，一举突破长江天堑。所到之处，所向披靡。而对百姓则“秋毫无犯”，对于陈朝库府资财，“一无所取”。博得了人民广泛的赞扬。“天下皆称广以为贤”。杨广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结束了上百年来中国分裂的局面。也结束了中国三、四百年的战乱时代。从此中国进入了和平、强盛的时代。
此后，杨广亦屡立战功。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南陈旧地的一些地方爆发大规模的叛乱时，奉命到江南任扬州总管，驻营江都（今扬州），平定了江南高智慧的叛乱。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巨家大室全部叛变“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
在任十年，每岁一朝。他在南方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杨广学江南方言，娶江南妻子，亲近江南学子，重用其中的学者来整理典籍。他亲自实地在江南花了十年来拢络人心，缓和了南方的怨恨和怀疑，在军事占领后推行合理的行政，打破阻碍南人成为忠于隋室臣民的许多政治和文化隔阂。自此南北朝之后和北方隔离多年的江南才始归顺中央，更使得之后唐朝在南方的统治得以顺利进行。
大业三年（607年），炀帝遣羽骑尉朱宽、海师何蛮使流求。颁《大业律》。改州为郡，改部分台、省、府、寺官名。后炀帝北巡至榆林，启民可汗来朝。
大业五年（609年），他亲征平定吐谷浑，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阔疆五千里。高昌王伯雅也到张掖朝见炀帝。炀帝命在河源郡驻兵屯田。当时，全国有一百九十郡，一千二百五十五县，在籍户八百九十万余，人口四千六百余万，隋朝达于极盛。
大业八年（612年）至大业十年（614年），隋炀帝对高丽先后发动三次大规模战争，对高句丽的战争，先后动用人力数百万，征调财物无数，大量士兵、民夫死于战场和劳役，由于农村中极度缺乏劳力和耕畜，大量土地荒芜，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难以生活下去，成为隋末农民起义的导火线。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开始营建东都，历时十个月，每月征调民夫二百万人。东都在旧洛阳城之西，规模宏大，周长五十余里，分为宫城、皇城、外郭城等三部分。宫城是宫殿所在地，皇城是官衙所在地，外郭城是官吏私宅和百姓居处所在地。外郭城有居民区一百余坊，另有丰都市、大同市、通远市等三大市场。隋炀帝常住洛阳，将其作为东方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
隋炀帝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又下令开凿大运河。隋朝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分为三大段。中段包括通济渠与邗沟。通济渠北起洛阳，东南入淮水。邗沟北起淮水南岸之山阳（今江苏淮安），南达江都（今扬州）入长江。南段名江南河，北起长江南岸之京口（今镇江），南通余杭（今浙江杭州）。
北段名永济渠，南起洛阳，北通涿郡（今北京城西南）。大运河分段开凿，前后历时五年，全长两千七百余公里，是世界著名的伟大工程之一，开凿大运河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对东方和南方的统治，同时也是为了从南方漕运粮食和便利对东北用兵。大运河对中国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巩固国家的统一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隋炀帝发展科举制度，增置进士科，使国务的操持由世族门阀政治而逐渐改向科举取士。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才被终止，为古代中国的育才政策有很大的贡献。政治上，他延用完善三省六部制，调整地方和中央机构结构，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并企图打破由关陇集团垄断仕途的局面，重用了虞世基、裴蕴等南方集团官员。
隋炀帝在位十三年间，修建大运河、大兴城和东都洛阳城，开拓疆土畅通丝绸之路，开创科举，三征高句丽等。大运河和科举影响后世千年。隋炀帝可以说是一个影响中一千多年历史的人物。
但是隋炀帝太过于急功近利，太想一朝一夕实现心中抱负了。反而让他的这些功业重伤了民生，大损国家元气。巨大的工程和连年的战争催使徭役、兵役征敛十分苛重，使得百万计的民众伤亡，甚至出现了“丁男不供，始役妇人”的情况，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不堪重负，也是导致隋末天下大乱的诱因。
再者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分裂割据的局面，进入了封建社会后期的转型时代，历史正处于大发展的趋势下。但是，大发展的历史机遇成就了隋炀帝，他却有轻易地毁掉了历史继续前进的势头，转型期的新旧矛盾击垮了他，阻碍了他一展宏图的心愿。
隋朝的建立，没有经过农民战争的洗礼，这一方面说明北周的社会矛盾还并不十分尖锐，但另一方面就使得隋统治者看不透社会存在的问题，将各种矛盾全盘继承下来。魏晋以来的世家大族势力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仍尾大不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十分尖锐。这种矛盾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南北文化的差异造成南北地主的分裂。钱穆《国史大纲》中这样认为：“炀帝的多欲政治是他的夸大狂，一面反映出当时国力之充实，一面是炀帝已深深染受了南方文学风气之熏陶。”南北文化的差异，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南北地主的分裂，而隋炀帝不能把南方的文学与北方的吏治、武力绾合，造成更高、更合理的政权，终于重蹈了秦始皇的覆辙。另外，南方文学，实则“变相贵族之产物也”，“ 炀帝雄才大略不如始皇，而同为带有极度的贵族气分，故两人皆不能恤民隐”，一味滥用民力，涸泽而渔，导致王朝的覆灭。
第二，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矛盾。汪钱《隋唐史杂记》分析了隋政权的阶级基础，其中之一就是开始兴起并发展的庶族地主。隋统治者并没有明确它是代表普通地主利益的，但一方面国家与世家大族有矛盾，另一方面，普通地主要发展，就要削弱士族地主，这是历史的进步，因而隋政权客观上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在这种自觉与不自觉中，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就比较激烈。而隋炀帝没有很好地处理好这些矛盾，用人不当，这也是隋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隋朝的灭亡不仅仅是因为隋炀帝的“过”，隋炀帝“过”也不只是他个人的错。《中国古代王朝兴衰史论》认为隋文帝的聚敛财富，恰好支撑了炀帝的挥霍奢靡。唐太宗也说过“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至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每一个皇帝都有贪婪、贪图安逸的一面，当条件充分时，便明显地暴露出来。
贞观初年、汉文景之治中，皇帝提倡节俭，这并非是皇帝艰苦朴素，实则是遭受动乱之后，社会经济萧条，没有这个条件供皇帝去奢靡，在要享乐还是要江山之间，稍微有点理智的皇帝肯定会选择后者。贞观后期，社会经济恢复，唐太宗也是“锦绡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帐烦劳”。可见，炀帝与太宗被传统史家称为一暴君、一明君，实在也是时势造就，他们本人实属一丘之貉。难怪胡戟提出了“如果隋炀帝早死几年，秦始皇、唐太宗多活几年，他们的历史评价是否要掉个个儿”的假设！
综上所述，炀帝的过失是时势造就，隋的短促而王也是各方面综合因素造成。我们不能以胜者王败者寇的狭隘眼光去审视隋炀帝。隋炀帝的很多政绩都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的，但是人类历史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历史的发展本是曲折的，人类的进步也是在摸索中前进的。隋炀帝正好是处于历史长河迂回处的皇帝，他失败了，但他走过的这段弯路，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以他当时国破家亡、身败名裂的惨重代价开创了历史前进发展的势头，为封建盛世的到来拉开了序幕，历史长河又浩浩荡荡地向前奔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