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如何理解宋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Answer 1

　　对于北宋尤其是宋初的相权，多持削弱说，通行的教科书中，基本如此。其实，宋初削弱相权说或是北宋削弱相权说是颇可质疑的。笔者有《宋初中书事权初探》、《三司·台谏·中书事权》两文，详加考察，证实在宋初三朝，“相权削弱”说是不成成立的。友人王瑞来先生，更全面考察了宋代的相权，与笔者持相同观点。[1] “相权削弱”说的主要论据是参政分权、枢密分权、三司分权、监察分权，这无异是说助手与具体主管部门可以分去宰相的总理之权，其之不能成立，不言而喻。另一论据，则是宋代皇权的扩展及其对相权的限制。诚然，比起中唐以后由宦官拥立的皇帝，宋代皇权是大大拓展了；即或比起贵族政治时代的其他皇帝来说，宋代皇权的提高，也是确定不移的事实。大为扩展和提高的宋代皇权，确有其限制相权的一面，但与皇权发展的同时，相权对皇权的限制，也在发展，如果忽略这一方面，显然是不够全面的。王瑞来先生在《论宋代皇权》中，认为宋代相权大过皇权，[2]笔者亦不以为然。“共治天下”，恐怕才是比较恰当的认识。 作为士大夫中地位最高的宰相，可说是士大夫的最高政治代表，其权力与皇权是相辅相成的。这正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一种形式。《宋史》卷406《洪咨夔传》记载，南宋的洪咨夔有一段话，很准确地描绘了皇权与相权的关系：“臣历考往古治乱之原，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权不归人主，则廉陛一夷，纲常且不立，奚政之问！政不出中书，则腹心无寄，必转而他属，奚权之揽！此八政驭群臣，所以独归之王，而诏之者必天官冢宰也”。用今天的认识来理解洪咨夔的这一段话，其意为：最高立法权及最终裁决权在皇帝手中，而最高行政权则由宰相掌握；皇帝不能侵犯宰相的行政权，宰相亦不能篡夺皇帝的立法权。宋代的皇权和相权，正是通过这种形式，实现着“共治”。 宋代的号令，一般总是以皇帝诏敕的形式发下的，自然必须经由皇帝批准。但是，“凡制敕所出，必自宰相”。（注：《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四月李守锷语。）宰相未副署的号令，是不能行下的。即是说，没有宰相的同意，皇帝是下不了诏敕的。宰相的副署权，可以说是宰相权力的核心，因而使宰相像皇帝一样能够过问一切事务。因此，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吕夷简干预李宸妃安葬之事时说：“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注：《宋史》卷242《李宸妃传》。）《范香溪先生文集》卷11《任相》亦云：“天子以万机之得失，百官之进退，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近而号令之臧否，远而蛮夷之叛服，大而阴阳之愆和，小而钱谷之衍耗，凡百官有其事，事有其名，一皆委任而责成於宰相。故宰相於天下事无所不统，不以一职名官。”这里指明的内外之事的范围，可说是几乎无所不包了。

　　元人盛如梓《庶斋志学丛谈》卷2记载的一件事，可说是对副署权的形象反映： 宋官制载：嫔御久不得迁，屡有干请，上答以无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对曰：“圣人出口为敕，谁敢不从？”上笑曰：“汝不信，试为降旨政府”。政府奏无法。上收以示嫔御曰：“凡事必与大臣佥议，方为诏敕”。或有只请御笔进官者，上取彩笺，书某宫某氏，特转某官，众忻谢而退。至给俸时，各出御书请增俸，有司不用，退还。复诉于上前，上笑曰：“果如是”。诸嫔对上毁其御书曰：“元来使不得”。上笑而遣之。时咸服仁宗之圣断。 宋人侯延庆《退斋笔录》记载一事，很能反映宰相对皇帝行事的限制： 神宗时，以陕西用兵失利，内地出令斩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确奏知，上曰：“昨日批出斩某人，已行否？”确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确曰：“祖宗以未尝杀士人臣事，不意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侍郎章dūn＠②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厉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dūn＠②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在上述两条记载中，宰相对于皇权的限制，看得是很清楚的，而且是形成制度的。 总而言之，北宋一代，相权颇隆。太祖朝赵普为相，中书堂帖势重於敕命，吕端拥立真宗，王旦独相十余年，韩琦两朝顾命定策，王安石得君之专，蔡京大行“丰、亨、豫、大”，都是典型事例。但相权虽隆，却从未危及皇权，令皇帝恐惧。究其缘由，是因为宰相虽握行政大权，但其本身的进退，完全操于皇帝之手，任命宰相时敕书之副署，往往使相行之，纯属象征意义。所以，即或专权如赵普者，太祖一纸令下，即行罢免了。这样，对于手握大权的宰相，就能够有效制约，不致演出前代权相擅权之事。或曰，宋代以前的宰相，任免亦出自皇帝。但是，门阀制度的存在，贵族政治的现实，使皇帝在择相时不可能有多大的选择余地。而且宰相去职后，凭其门第与门生故吏，仍发挥着巨大影响，不容忽视。宋代则不然。宋代宰辅之任职，不是凭门第，而是凭一己的才干，皇帝的常识；他们一旦去职，即从政治上退出，不再给政治以重大影响了。宋人笔记中，每每特书一家几代为相者，正反映了此种情况之稀少。因此，宋代皇帝进退宰相之权是对相权的重大限制。

　　北宋有一条习惯法：不杀大臣言事官。或曰这是宋太祖誓约，藏之太庙，[3]又有说太祖并无此誓约者。（注：张荫麟《宋太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载《文史杂志》第1卷第7期。）但无论如何，北宋一代，不杀大臣言事官，却是不争的客观事实，故可说是不成文的习惯法——故事。这个“故事”，限制了皇帝对宰辅及大臣的处置权，使皇帝虽操宰辅进退之权，但又无生杀之权。大臣亦是如此。如此一来，士大夫积极参政而无杀身之虞，其参政之勇气自会倍增。宋人每每称颂宰执“以天下事为己任”。翻阅《宋史》的宰执传记，不乏其例，如卷256《赵普传》与卷314《范仲淹传》即是两例。这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意识，士大夫不仅仅认为天下是皇帝的，而认为天下也是士大夫的，从而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其优秀分子便喊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呼声。 北宋台谏的谏诤对象，与前代有所不同，主要是宰执，其次才是皇帝。其故非他，与北宋行政大权操于宰执之手密切相关。台谏的谏诤，不仅限制了皇权，同样也限制了相权，从而使朝廷决策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士大夫的意志。台谏制度，真宗时开始重视，到仁宗时趋于完善。封驳之权的作用，亦大致与谏诤之权相同。这样，在北宋政治架构中便形成了第三方面势力，既独立于皇权、相权之外，又与皇权、相权相辅相成。这样，北宋的政治架构中，皇帝、宰执、台谏便大致构成了中央政府中的三角；皇帝握最高立法权，宰相握最高行政权，台谏握监察之权，三者互相限制，又互相倚赖，便构成稳固的中央政府架构，形成“共治天下”的局面。这种统治架构，使北宋政权的稳固性超过前代任一王朝；其运转之正常，也超迈前朝。只有把皇权与相权放到这一架构中去考察，方才能够正确地说明北宋时皇权与相权的关系，也才能够把握住北宋政治的实质性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