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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汉武帝《轮台罪己诏》
原文: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
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
《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汉书"卷九十六下 西域传第六十六下》
译文:
前些时候,有关部门奏请要增加赋税,每个百姓再多缴三十钱,用来增加边防费用。这样做明显加重老弱孤独者的负担。如今又有人奏请派兵到轮台去屯田垦荒。轮台在车师以西一千余里,上次开陵侯攻打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在京师的六国子弟兵都先后西去参加征战,运送粮草接应汉军,国王自己发兵数万人,统驭将帅攻破车师城,迫使车师王归降,取得了胜利。虽然城里粮食很多,可是兵士无法带足粮食班师回朝,体魄强悍的尽食所蓄,体弱多病的在道上死了几千人。朕派酒泉的驴队骆驼队出玉门关送军粮迎接军队,可是班师的兵士返回张掖不多远,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回来。
朕曾经一时糊涂,听信了一个名叫弘的军候的上书:匈奴人捆住马的四蹄,扔到城下,说要送马给我汉朝。匈奴长期扣留汉朝使者不让回朝,所以才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兴兵征讨,维护汉使的威严。古时候,卿大夫提出的倡议,都要先求神问卜,得不到吉兆是不能施行的。因此,贰师将军这次出征前,朕曾普遍地征询朝廷诸位大臣,以及地方郡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长官的意见,大家认为“匈奴人捆缚自己的战马,是他们最大的不祥之兆”,有的认为“匈奴人是在向汉朝显示强大,故意向人显示自己力量有余而已”。求神问卜的方士和星象家们也都认为贰师将军出征“吉兆明显,匈奴必败,机不可失”,还说:“派贰师将军带兵北伐,到鬴山就能打胜仗。”
卦辞显示派贰师将军前去作战最合适,所以朕才派遣李广利率兵出征,并告诫他慎入匈奴腹地。可谁曾想到,那些求神问卜得到的卦辞全都与事实相反。后来被汉军抓到的匈奴俘虏说: “匈奴人听说汉军要来,就派巫师埋掉羊牛行走的通道,填掉水井,诅咒汉军。单于送给汉朝天子良马裘衣时,便让巫师祝愿匈奴好远。匈奴人捆缚战马,是为了诅咒汉军。还曾卜到汉军有一位将命运不利。”匈奴人又说:“汉朝虽然强大,但汉人耐不得沙漠里的饥渴。匈奴放出一只狼,汉军就要损失一千只羊。”等到李广利兵败,将士们或战死,或被俘,或四散逃亡,这一切都使朕悲痛难忘。
如今桑弘羊等人奏请派军队远赴轮台屯田垦垦,修筑堡垒哨所,这是劳民伤财,不是忧患天下百姓的好建议,朕不能采纳。大鸿胪建议招募囚犯以封侯作为奖赏,借护送匈奴使者回国的机会,刺杀匈奴单于,发泄我们的怨愤,这种事情连春秋五霸也不会这样做的,况且匈奴对投降他们的汉人要搜查全身,详细盘问被俘汉人所知道的情况。当今边塞防务还没有走上正轨,宫门都可以随便出人,边疆障候官员派兵士狩猎获皮肉之利,兵士劳苦而烽火松弛,那些活着跑回来的俘虏,知道这种情况。
当今最重要的任务,是严禁各级官吏对百姓苛刻暴虐,废止擅自增加赋税的法令,鼓励百姓致力于农业生产,恢复为国家养马者免其徭役赋税的法令,用来补充战马损失的缺额,不使国家军备削弱而已。各郡、国二千石官员都要制定本地繁育马匹和补充边境物资的计划,在年终呈送全年公务报告时报送朝廷。朕即位以来,所做的事情许多事情涂料实际,使天下百姓忧愁困苦,现在已经后悔不及。自今日始,所有损害百姓利益,浪费天下钱财的事情,全部停止。
《汉书"卷九十六下 西域传第六十六下》
背景:
汉朝建立后,前几个皇帝吸取秦朝的教训,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70多年的积累,到刘彻即位时,国库丰盈,国力进入全盛,这是武帝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条件。可是积累架不住连年征战和肆意挥霍,过了20来年,国库即告空虚。武帝用亲信桑弘羊执掌全国财政,将盐铁实行垄断专卖,并出卖官职爵位、允许以钱赎罪。这样做使吏制进一步腐败。于是又建刺史制度,派专门对朝廷负责的刺史去巡回监察高级官员和地方势力,但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广大贫苦农民不堪官府和豪强的双重压榨,于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接连爆发起义,且愈演愈烈。在朝廷高层,由于皇帝依靠内臣近侍,集大权于一身,凭随意喜怒对大臣或擢或杀,政治秩序已十分不正常。文帝时期,汉朝就废除了“诽谤罪”、“妖言罪”,可到了武帝时期,这些罪名又盛行起来,甚至发展到了“腹诽罪”。大司农颜异对币制改革有意见,不敢说,只是嘴唇动了动,就被认为是“腹诽”(即肚子里不满)而处死。甚至首辅宰相因武帝一怒丢了性命的也有好几位,这在汉代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到了武帝晚年,汉王朝上下已经怨声载道危机四伏。
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就是基于上述社会危机时的帝王“自我批评书”。晚年的汉武帝深感统治政策应有改弦易辙的必要,于公元89年(征和四年)下诏“罪己”。 《轮台罪己诏》说:“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燧,是扰劳天下,肥所以忧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至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同年又下诏“陈继往之悔,罢轮台之戎”。汉武帝拒绝了桑弘羊等人的屯田筑亭燧远戎轮台的建议,减少了边事,减轻徭赋,重视农业,命赵过推行代田法,改进农具和耕作技术,以发展生产。这些政策使社会逐步安定,封建秩序逐渐恢复,兴兵几十年的大汉王朝又回到了与民休息、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
汉武帝:
汉武帝(公元前156—87年),是西汉王朝的第6个皇帝。在位50多年,堪称有汉一代颇具雄才大略的君主,历史上把“秦皇汉武”并列确有道理,因为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在许多方面很像秦始皇:秦始皇遣大将蒙恬发兵30万打匈奴,长驱匈奴境内700里,汉武帝则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3次发动对匈奴大规模战争,基本打垮了匈奴。秦始皇废藩置县,立严刑峻法以残酷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则以“推恩令”削藩,任用酷吏抑制豪强和镇压反抗,诛杀夷族血流成河。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强权控制思想文化,汉武帝则废黜百家独尊儒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形成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专制主义。秦始皇穷奢极欲,建阿房宫,筑郦山墓,耗费无数,汉武帝也是荒淫享乐劳民伤财,在秦代皇家园林上林苑的基础上大肆扩建,占地达300余里,内有连绵的亭台楼阁和人工湖泊,蓄养着大批宫女歌优,直至武帝晚年,上林苑的土木工程都没有间断过。秦始皇招神弄鬼,祭祀封禅,派数千童男童女出海寻长生不老之药,汉武帝于此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建明堂垒高坛,树“泰一”尊神,大搞顶礼膜拜,并且靡费巨资,步秦皇后尘,多次封禅出游,令大批人入海求蓬莱真神。为了通神求仙,他听信方士之言,把宫廷被服都弄成怪模怪样,还造30丈高的铜柱仙人掌,用以搜集甘露,和玉屑饮之,以为可以长生不老。迷信加多疑的武帝,最终酿成“巫蛊之祸”,逼死了太子和卫皇后,受诛连者数万人。对这些荒诞胡闹之举,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不少隐讽性的记载。
可是,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资治通鉴》语),这与他晚年能够发布《轮台罪己诏》,及时反省自己的错误,调整政策,使汉朝的统治方针发生转变,回到了与民休息、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后人常把《轮台罪己诏》说成是中国皇帝第一个正式的自我批评文件。执政者“罪己”的政治传统最早在《左传.庄公十一年》有记载:“禹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只是没有详尽地留传下来。历史上皇帝每当犯了祸国殃民的错误,往往会下一道“罪己诏”,公开检讨,以表示与民更始。虽然如苏轼所言执政者“罪己”是为了“收人心”,但这仍不失政治上比较高明的做法。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不管做了何等错事也是万岁万万岁,而臣子们则以歌功颂德文过饰非邀宠进身。如果君主能够理性“罪己”,说明起码他认识到无论当朝的舆论如何被掌控,百姓心中总有一杆秤,得人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这应当看作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值得肯定的东西,大到帝王将相小到平头百姓,既非圣贤孰能无过。既然如此,身为“王侯者”屈身“罪己”,仍不失为缓解天下危机的一剂良药。
原文: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
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
《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汉书"卷九十六下 西域传第六十六下》
译文:
前些时候,有关部门奏请要增加赋税,每个百姓再多缴三十钱,用来增加边防费用。这样做明显加重老弱孤独者的负担。如今又有人奏请派兵到轮台去屯田垦荒。轮台在车师以西一千余里,上次开陵侯攻打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在京师的六国子弟兵都先后西去参加征战,运送粮草接应汉军,国王自己发兵数万人,统驭将帅攻破车师城,迫使车师王归降,取得了胜利。虽然城里粮食很多,可是兵士无法带足粮食班师回朝,体魄强悍的尽食所蓄,体弱多病的在道上死了几千人。朕派酒泉的驴队骆驼队出玉门关送军粮迎接军队,可是班师的兵士返回张掖不多远,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回来。
朕曾经一时糊涂,听信了一个名叫弘的军候的上书:匈奴人捆住马的四蹄,扔到城下,说要送马给我汉朝。匈奴长期扣留汉朝使者不让回朝,所以才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兴兵征讨,维护汉使的威严。古时候,卿大夫提出的倡议,都要先求神问卜,得不到吉兆是不能施行的。因此,贰师将军这次出征前,朕曾普遍地征询朝廷诸位大臣,以及地方郡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长官的意见,大家认为“匈奴人捆缚自己的战马,是他们最大的不祥之兆”,有的认为“匈奴人是在向汉朝显示强大,故意向人显示自己力量有余而已”。求神问卜的方士和星象家们也都认为贰师将军出征“吉兆明显,匈奴必败,机不可失”,还说:“派贰师将军带兵北伐,到鬴山就能打胜仗。”
卦辞显示派贰师将军前去作战最合适,所以朕才派遣李广利率兵出征,并告诫他慎入匈奴腹地。可谁曾想到,那些求神问卜得到的卦辞全都与事实相反。后来被汉军抓到的匈奴俘虏说: “匈奴人听说汉军要来,就派巫师埋掉羊牛行走的通道,填掉水井,诅咒汉军。单于送给汉朝天子良马裘衣时,便让巫师祝愿匈奴好远。匈奴人捆缚战马,是为了诅咒汉军。还曾卜到汉军有一位将命运不利。”匈奴人又说:“汉朝虽然强大,但汉人耐不得沙漠里的饥渴。匈奴放出一只狼,汉军就要损失一千只羊。”等到李广利兵败,将士们或战死,或被俘,或四散逃亡,这一切都使朕悲痛难忘。
如今桑弘羊等人奏请派军队远赴轮台屯田垦垦,修筑堡垒哨所,这是劳民伤财,不是忧患天下百姓的好建议,朕不能采纳。大鸿胪建议招募囚犯以封侯作为奖赏,借护送匈奴使者回国的机会,刺杀匈奴单于,发泄我们的怨愤,这种事情连春秋五霸也不会这样做的,况且匈奴对投降他们的汉人要搜查全身,详细盘问被俘汉人所知道的情况。当今边塞防务还没有走上正轨,宫门都可以随便出人,边疆障候官员派兵士狩猎获皮肉之利,兵士劳苦而烽火松弛,那些活着跑回来的俘虏,知道这种情况。
当今最重要的任务,是严禁各级官吏对百姓苛刻暴虐,废止擅自增加赋税的法令,鼓励百姓致力于农业生产,恢复为国家养马者免其徭役赋税的法令,用来补充战马损失的缺额,不使国家军备削弱而已。各郡、国二千石官员都要制定本地繁育马匹和补充边境物资的计划,在年终呈送全年公务报告时报送朝廷。朕即位以来,所做的事情许多事情涂料实际,使天下百姓忧愁困苦,现在已经后悔不及。自今日始,所有损害百姓利益,浪费天下钱财的事情,全部停止。
《汉书"卷九十六下 西域传第六十六下》
背景:
汉朝建立后,前几个皇帝吸取秦朝的教训,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70多年的积累,到刘彻即位时,国库丰盈,国力进入全盛,这是武帝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条件。可是积累架不住连年征战和肆意挥霍,过了20来年,国库即告空虚。武帝用亲信桑弘羊执掌全国财政,将盐铁实行垄断专卖,并出卖官职爵位、允许以钱赎罪。这样做使吏制进一步腐败。于是又建刺史制度,派专门对朝廷负责的刺史去巡回监察高级官员和地方势力,但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广大贫苦农民不堪官府和豪强的双重压榨,于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接连爆发起义,且愈演愈烈。在朝廷高层,由于皇帝依靠内臣近侍,集大权于一身,凭随意喜怒对大臣或擢或杀,政治秩序已十分不正常。文帝时期,汉朝就废除了“诽谤罪”、“妖言罪”,可到了武帝时期,这些罪名又盛行起来,甚至发展到了“腹诽罪”。大司农颜异对币制改革有意见,不敢说,只是嘴唇动了动,就被认为是“腹诽”(即肚子里不满)而处死。甚至首辅宰相因武帝一怒丢了性命的也有好几位,这在汉代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到了武帝晚年,汉王朝上下已经怨声载道危机四伏。
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就是基于上述社会危机时的帝王“自我批评书”。晚年的汉武帝深感统治政策应有改弦易辙的必要,于公元89年(征和四年)下诏“罪己”。 《轮台罪己诏》说:“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燧,是扰劳天下,肥所以忧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至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同年又下诏“陈继往之悔,罢轮台之戎”。汉武帝拒绝了桑弘羊等人的屯田筑亭燧远戎轮台的建议,减少了边事,减轻徭赋,重视农业,命赵过推行代田法,改进农具和耕作技术,以发展生产。这些政策使社会逐步安定,封建秩序逐渐恢复,兴兵几十年的大汉王朝又回到了与民休息、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
汉武帝:
汉武帝(公元前156—87年),是西汉王朝的第6个皇帝。在位50多年,堪称有汉一代颇具雄才大略的君主,历史上把“秦皇汉武”并列确有道理,因为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在许多方面很像秦始皇:秦始皇遣大将蒙恬发兵30万打匈奴,长驱匈奴境内700里,汉武帝则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3次发动对匈奴大规模战争,基本打垮了匈奴。秦始皇废藩置县,立严刑峻法以残酷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则以“推恩令”削藩,任用酷吏抑制豪强和镇压反抗,诛杀夷族血流成河。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强权控制思想文化,汉武帝则废黜百家独尊儒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形成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专制主义。秦始皇穷奢极欲,建阿房宫,筑郦山墓,耗费无数,汉武帝也是荒淫享乐劳民伤财,在秦代皇家园林上林苑的基础上大肆扩建,占地达300余里,内有连绵的亭台楼阁和人工湖泊,蓄养着大批宫女歌优,直至武帝晚年,上林苑的土木工程都没有间断过。秦始皇招神弄鬼,祭祀封禅,派数千童男童女出海寻长生不老之药,汉武帝于此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建明堂垒高坛,树“泰一”尊神,大搞顶礼膜拜,并且靡费巨资,步秦皇后尘,多次封禅出游,令大批人入海求蓬莱真神。为了通神求仙,他听信方士之言,把宫廷被服都弄成怪模怪样,还造30丈高的铜柱仙人掌,用以搜集甘露,和玉屑饮之,以为可以长生不老。迷信加多疑的武帝,最终酿成“巫蛊之祸”,逼死了太子和卫皇后,受诛连者数万人。对这些荒诞胡闹之举,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不少隐讽性的记载。
可是,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资治通鉴》语),这与他晚年能够发布《轮台罪己诏》,及时反省自己的错误,调整政策,使汉朝的统治方针发生转变,回到了与民休息、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后人常把《轮台罪己诏》说成是中国皇帝第一个正式的自我批评文件。执政者“罪己”的政治传统最早在《左传.庄公十一年》有记载:“禹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只是没有详尽地留传下来。历史上皇帝每当犯了祸国殃民的错误,往往会下一道“罪己诏”,公开检讨,以表示与民更始。虽然如苏轼所言执政者“罪己”是为了“收人心”,但这仍不失政治上比较高明的做法。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不管做了何等错事也是万岁万万岁,而臣子们则以歌功颂德文过饰非邀宠进身。如果君主能够理性“罪己”,说明起码他认识到无论当朝的舆论如何被掌控,百姓心中总有一杆秤,得人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这应当看作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值得肯定的东西,大到帝王将相小到平头百姓,既非圣贤孰能无过。既然如此,身为“王侯者”屈身“罪己”,仍不失为缓解天下危机的一剂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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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台罪己诏》或《罪己诏》是汉武帝所写的一篇作品。也是早期皇帝反省自己罪过的文学作品之一。
汉武帝晚年杀戮太过,颇思悔悟。李广利伐匈奴不利,全军覆没,求神仙又不成,又因巫蛊之祸造成父子相残、太子刘据自杀,种种打击使武帝心灰意懒,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颇有悔意。
在登泰山、祀明堂之后,武帝下在轮台宫殿里下《罪己诏》:「朕自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汉武帝刘彻( 公元前156-87年),是西汉王朝的第6 个皇帝。在位50多年,堪称有汉一代颇具雄才大略的君主, 历史上把“ 秦皇汉武” 并列确有道理, 因为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在许多方面很像秦始皇: 秦始皇遣大将蒙恬发兵30万打匈奴, 长驱匈奴700里,汉武帝则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3次发动对匈奴大规模战争,基本打垮了匈奴;秦始皇废藩置县,立严刑峻法,以残酷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则以“ 推恩令”削藩,任用酷吏抑制豪强和镇压反抗, 动辄诛杀夷族, 血流成河;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强权控制思想文化,汉武帝则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有破有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形成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专制主义;秦始皇穷奢极欲,建阿房宫,筑郦山墓,耗费无数,汉武帝也是荒淫享乐,劳民伤财, 他在秦代皇家园林上林苑的基础上大肆扩建,占地达300余里,内有连绵的亭台楼阁和人工湖泊,蓄养着大批宫女歌优,直至武帝。晚年,上林苑的土木工程都没有间断过;秦始皇招神弄鬼,祭祀封禅,派数千童男童女出海寻长生不老之药, 汉武帝于此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他建明堂,垒高坛,树“ 泰一”尊神,大搞顶礼膜拜,并且靡费巨资,步秦皇后尘,多次封禅出游,令大批人入海求蓬莱真神。为了通神求仙,他听信方士之言,把宫廷被服都弄成怪模怪样, 还造30 丈高的铜柱仙人掌,用
以搜集甘露, 和玉屑饮之, 以为可以长生不老。迷信加多疑的武帝, 最终酿成“ 巫蛊之祸”, 逼死了太子和卫皇后, 受诛连者数万人。对这些荒诞胡闹之举,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不少隐讽性的记载。
秦朝通过多年战争,实现统一,接着秦始皇继续他的大作为,国力已是强弩之末。横征暴敛和繁重徭役的结果,是人民揭竿而起,秦王朝二世而亡。汉朝建立后,前几个皇帝吸取秦朝的教训, 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70多年的积累,到刘彻即位时,国库丰盈,国力进入全盛,这是武帝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条件。可是积累架不住连年征战和肆意挥霍,过了20来年,国库即告空虚。武帝用亲信桑弘羊执掌全国财政, 将盐铁实行垄断专卖,并出卖官职爵位、允许以钱赎罪。这样 做使吏制进一步腐败。于是又建刺史制度,派专门对朝廷负责的刺史去巡回监察高级官员和地方势力,但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广大贫苦农民不堪官府和豪强的双重压榨, 于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接连爆发起义,且愈演愈烈。在朝廷高层,由于皇帝依靠内臣近侍,集大权于一身,凭随意喜怒,即对大臣或擢或杀,政治秩序已十分不正常。文帝时期,汉朝就废除了“ 诽谤罪”、“ 妖言罪”, 可到了武帝时期,这些罪名又盛行起来, 甚至发展到了“ 腹诽罪”。大司农颜异对币制改革有意见, 不敢说, 只是嘴唇动了动, 就被认为是“ 腹诽”( 即肚子里不满)而处死。甚至首辅宰相因武帝一怒丢了性命的也有好几位, 这在汉代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到了武帝晚年,汉王朝上下已经怨声载道、危机四伏。
那么,汉武帝“ 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资治通鉴》语)的原因又在哪里呢?很重要的一条, 是他最后能够反省自己的错误,悬崖勒马,调整了政策。公元前89年( 武帝去世前两年), 桑弘羊等人上奏建议派士卒到西域轮台去屯垦戍边,对此武帝下诏说:“ 前有司奏欲盖民赋三十( 每口增加30钱税收),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奏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虽胜,烽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尚数千人,况盖西乎! ”“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 因养马而免徭赋),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 轮台罪己诏”。
至此汉朝的统治方针发生转变,回到了与民休息、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从而避免了像秦朝那样迅速败亡的结局。
与秦始皇至死拒绝认错的为政态度不同,汉武帝后来能够“ 罪己”,及时转弯, 在千秋青史上留下了较好的名声。而他之所以这样做,还是因为秦朝亡国的前车之鉴不远。后人常把“ 轮台罪己诏”说成是中国皇帝第一个正式的自我批评文件,其实执政者“ 罪己”的政治传统在中国存在得还要早。《左传·庄公十一年》记载:“ 禹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只是当时的历史文献没有像汉代那么丰富、详尽地留传下来,因此说汉武帝是第一个正式下“ 罪己诏”的皇帝也不算错。后来这个传统一直被沿用。每当皇帝犯了祸国殃民的大错误,往往会下一道“ 罪己诏”, 公开检讨, 以表示与民更始。虽然,正如苏轼所言,执政者“ 罪己”的目的是为了“ 收人心”,但这仍不失为是一种在政治上比较高明的做法。试想,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不管做了何等错事,也是万岁、万万岁,而臣子们则以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为邀宠进身之阶,这是常态。如果君主能够反其常态而“ 罪己”,说明起码他认识到了两点,一是无论当朝的舆论如何被掌控,百姓心
中总有一杆秤;二是得人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即便天子也须得道,考虑民意,不可过分胡来。这应当被看作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值得肯定的东西。
参考资料:王也扬-《汉武帝与轮台罪己诏》
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汉武帝晚年杀戮太过,颇思悔悟。李广利伐匈奴不利,全军覆没,求神仙又不成,又因巫蛊之祸造成父子相残、太子刘据自杀,种种打击使武帝心灰意懒,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颇有悔意。
在登泰山、祀明堂之后,武帝下在轮台宫殿里下《罪己诏》:「朕自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汉武帝刘彻( 公元前156-87年),是西汉王朝的第6 个皇帝。在位50多年,堪称有汉一代颇具雄才大略的君主, 历史上把“ 秦皇汉武” 并列确有道理, 因为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在许多方面很像秦始皇: 秦始皇遣大将蒙恬发兵30万打匈奴, 长驱匈奴700里,汉武帝则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3次发动对匈奴大规模战争,基本打垮了匈奴;秦始皇废藩置县,立严刑峻法,以残酷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则以“ 推恩令”削藩,任用酷吏抑制豪强和镇压反抗, 动辄诛杀夷族, 血流成河;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强权控制思想文化,汉武帝则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有破有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形成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专制主义;秦始皇穷奢极欲,建阿房宫,筑郦山墓,耗费无数,汉武帝也是荒淫享乐,劳民伤财, 他在秦代皇家园林上林苑的基础上大肆扩建,占地达300余里,内有连绵的亭台楼阁和人工湖泊,蓄养着大批宫女歌优,直至武帝。晚年,上林苑的土木工程都没有间断过;秦始皇招神弄鬼,祭祀封禅,派数千童男童女出海寻长生不老之药, 汉武帝于此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他建明堂,垒高坛,树“ 泰一”尊神,大搞顶礼膜拜,并且靡费巨资,步秦皇后尘,多次封禅出游,令大批人入海求蓬莱真神。为了通神求仙,他听信方士之言,把宫廷被服都弄成怪模怪样, 还造30 丈高的铜柱仙人掌,用
以搜集甘露, 和玉屑饮之, 以为可以长生不老。迷信加多疑的武帝, 最终酿成“ 巫蛊之祸”, 逼死了太子和卫皇后, 受诛连者数万人。对这些荒诞胡闹之举,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不少隐讽性的记载。
秦朝通过多年战争,实现统一,接着秦始皇继续他的大作为,国力已是强弩之末。横征暴敛和繁重徭役的结果,是人民揭竿而起,秦王朝二世而亡。汉朝建立后,前几个皇帝吸取秦朝的教训, 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70多年的积累,到刘彻即位时,国库丰盈,国力进入全盛,这是武帝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条件。可是积累架不住连年征战和肆意挥霍,过了20来年,国库即告空虚。武帝用亲信桑弘羊执掌全国财政, 将盐铁实行垄断专卖,并出卖官职爵位、允许以钱赎罪。这样 做使吏制进一步腐败。于是又建刺史制度,派专门对朝廷负责的刺史去巡回监察高级官员和地方势力,但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广大贫苦农民不堪官府和豪强的双重压榨, 于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接连爆发起义,且愈演愈烈。在朝廷高层,由于皇帝依靠内臣近侍,集大权于一身,凭随意喜怒,即对大臣或擢或杀,政治秩序已十分不正常。文帝时期,汉朝就废除了“ 诽谤罪”、“ 妖言罪”, 可到了武帝时期,这些罪名又盛行起来, 甚至发展到了“ 腹诽罪”。大司农颜异对币制改革有意见, 不敢说, 只是嘴唇动了动, 就被认为是“ 腹诽”( 即肚子里不满)而处死。甚至首辅宰相因武帝一怒丢了性命的也有好几位, 这在汉代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到了武帝晚年,汉王朝上下已经怨声载道、危机四伏。
那么,汉武帝“ 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资治通鉴》语)的原因又在哪里呢?很重要的一条, 是他最后能够反省自己的错误,悬崖勒马,调整了政策。公元前89年( 武帝去世前两年), 桑弘羊等人上奏建议派士卒到西域轮台去屯垦戍边,对此武帝下诏说:“ 前有司奏欲盖民赋三十( 每口增加30钱税收),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奏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虽胜,烽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尚数千人,况盖西乎! ”“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 因养马而免徭赋),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 轮台罪己诏”。
至此汉朝的统治方针发生转变,回到了与民休息、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从而避免了像秦朝那样迅速败亡的结局。
与秦始皇至死拒绝认错的为政态度不同,汉武帝后来能够“ 罪己”,及时转弯, 在千秋青史上留下了较好的名声。而他之所以这样做,还是因为秦朝亡国的前车之鉴不远。后人常把“ 轮台罪己诏”说成是中国皇帝第一个正式的自我批评文件,其实执政者“ 罪己”的政治传统在中国存在得还要早。《左传·庄公十一年》记载:“ 禹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只是当时的历史文献没有像汉代那么丰富、详尽地留传下来,因此说汉武帝是第一个正式下“ 罪己诏”的皇帝也不算错。后来这个传统一直被沿用。每当皇帝犯了祸国殃民的大错误,往往会下一道“ 罪己诏”, 公开检讨, 以表示与民更始。虽然,正如苏轼所言,执政者“ 罪己”的目的是为了“ 收人心”,但这仍不失为是一种在政治上比较高明的做法。试想,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不管做了何等错事,也是万岁、万万岁,而臣子们则以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为邀宠进身之阶,这是常态。如果君主能够反其常态而“ 罪己”,说明起码他认识到了两点,一是无论当朝的舆论如何被掌控,百姓心
中总有一杆秤;二是得人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即便天子也须得道,考虑民意,不可过分胡来。这应当被看作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值得肯定的东西。
参考资料:王也扬-《汉武帝与轮台罪己诏》
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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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与轮台罪己诏》
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轮台罪己诏》或《罪己诏》是汉武帝所写的一篇作品。也是早期皇帝反省自己罪过的文学作品之一。
汉武帝晚年杀戮太过,颇思悔悟。李广利伐匈奴不利,全军覆没,求神仙又不成,又因巫蛊之祸造成父子相残、太子刘据自杀,种种打击使武帝心灰意懒,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颇有悔意。
在登泰山、祀明堂之后,武帝下在轮台宫殿里下《罪己诏》:「朕自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汉武帝刘彻( 公元前156-87年),是西汉王朝的第6 个皇帝。在位50多年,堪称有汉一代颇具雄才大略的君主, 历史上把“ 秦皇汉武” 并列确有道理, 因为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在许多方面很像秦始皇: 秦始皇遣大将蒙恬发兵30万打匈奴, 长驱匈奴700里,汉武帝则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3次发动对匈奴大规模战争,基本打垮了匈奴;秦始皇废藩置县,立严刑峻法,以残酷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则以“ 推恩令”削藩,任用酷吏抑制豪强和镇压反抗, 动辄诛杀夷族, 血流成河;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强权控制思想文化,汉武帝则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有破有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形成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专制主义;秦始皇穷奢极欲,建阿房宫,筑郦山墓,耗费无数,汉武帝也是荒淫享乐,劳民伤财, 他在秦代皇家园林上林苑的基础上大肆扩建,占地达300余里,内有连绵的亭台楼阁和人工湖泊,蓄养着大批宫女歌优,直至武帝。晚年,上林苑的土木工程都没有间断过;秦始皇招神弄鬼,祭祀封禅,派数千童男童女出海寻长生不老之药, 汉武帝于此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他建明堂,垒高坛,树“ 泰一”尊神,大搞顶礼膜拜,并且靡费巨资,步秦皇后尘,多次封禅出游,令大批人入海求蓬莱真神。为了通神求仙,他听信方士之言,把宫廷被服都弄成怪模怪样, 还造30 丈高的铜柱仙人掌,用
以搜集甘露, 和玉屑饮之, 以为可以长生不老。迷信加多疑的武帝, 最终酿成“ 巫蛊之祸”, 逼死了太子和卫皇后, 受诛连者数万人。对这些荒诞胡闹之举,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不少隐讽性的记载。
秦朝通过多年战争,实现统一,接着秦始皇继续他的大作为,国力已是强弩之末。横征暴敛和繁重徭役的结果,是人民揭竿而起,秦王朝二世而亡。汉朝建立后,前几个皇帝吸取秦朝的教训, 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70多年的积累,到刘彻即位时,国库丰盈,国力进入全盛,这是武帝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条件。可是积累架不住连年征战和肆意挥霍,过了20来年,国库即告空虚。武帝用亲信桑弘羊执掌全国财政, 将盐铁实行垄断专卖,并出卖官职爵位、允许以钱赎罪。这样 做使吏制进一步腐败。于是又建刺史制度,派专门对朝廷负责的刺史去巡回监察高级官员和地方势力,但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广大贫苦农民不堪官府和豪强的双重压榨, 于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接连爆发起义,且愈演愈烈。在朝廷高层,由于皇帝依靠内臣近侍,集大权于一身,凭随意喜怒,即对大臣或擢或杀,政治秩序已十分不正常。文帝时期,汉朝就废除了“ 诽谤罪”、“ 妖言罪”, 可到了武帝时期,这些罪名又盛行起来, 甚至发展到了“ 腹诽罪”。大司农颜异对币制改革有意见, 不敢说, 只是嘴唇动了动, 就被认为是“ 腹诽”( 即肚子里不满)而处死。甚至首辅宰相因武帝一怒丢了性命的也有好几位, 这在汉代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到了武帝晚年,汉王朝上下已经怨声载道、危机四伏。
那么,汉武帝“ 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资治通鉴》语)的原因又在哪里呢?很重要的一条, 是他最后能够反省自己的错误,悬崖勒马,调整了政策。公元前89年( 武帝去世前两年), 桑弘羊等人上奏建议派士卒到西域轮台去屯垦戍边,对此武帝下诏说:“ 前有司奏欲盖民赋三十( 每口增加30钱税收),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奏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虽胜,烽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尚数千人,况盖西乎! ”“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 因养马而免徭赋),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 轮台罪己诏”。
至此汉朝的统治方针发生转变,回到了与民休息、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从而避免了像秦朝那样迅速败亡的结局。
与秦始皇至死拒绝认错的为政态度不同,汉武帝后来能够“ 罪己”,及时转弯, 在千秋青史上留下了较好的名声。而他之所以这样做,还是因为秦朝亡国的前车之鉴不远。后人常把“ 轮台罪己诏”说成是中国皇帝第一个正式的自我批评文件,其实执政者“ 罪己”的政治传统在中国存在得还要早。《左传·庄公十一年》记载:“ 禹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只是当时的历史文献没有像汉代那么丰富、详尽地留传下来,因此说汉武帝是第一个正式下“ 罪己诏”的皇帝也不算错。后来这个传统一直被沿用。每当皇帝犯了祸国殃民的大错误,往往会下一道“ 罪己诏”, 公开检讨, 以表示与民更始。虽然,正如苏轼所言,执政者“ 罪己”的目的是为了“ 收人心”,但这仍不失为是一种在政治上比较高明的做法。试想,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不管做了何等错事,也是万岁、万万岁,而臣子们则以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为邀宠进身之阶,这是常态。如果君主能够反其常态而“ 罪己”,说明起码他认识到了两点,一是无论当朝的舆论如何被掌控,百姓心
中总有一杆秤;二是得人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即便天子也须得道,考虑民意,不可过分胡来。这应当被看作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值得肯定的东西。
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轮台罪己诏》或《罪己诏》是汉武帝所写的一篇作品。也是早期皇帝反省自己罪过的文学作品之一。
汉武帝晚年杀戮太过,颇思悔悟。李广利伐匈奴不利,全军覆没,求神仙又不成,又因巫蛊之祸造成父子相残、太子刘据自杀,种种打击使武帝心灰意懒,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颇有悔意。
在登泰山、祀明堂之后,武帝下在轮台宫殿里下《罪己诏》:「朕自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汉武帝刘彻( 公元前156-87年),是西汉王朝的第6 个皇帝。在位50多年,堪称有汉一代颇具雄才大略的君主, 历史上把“ 秦皇汉武” 并列确有道理, 因为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在许多方面很像秦始皇: 秦始皇遣大将蒙恬发兵30万打匈奴, 长驱匈奴700里,汉武帝则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3次发动对匈奴大规模战争,基本打垮了匈奴;秦始皇废藩置县,立严刑峻法,以残酷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则以“ 推恩令”削藩,任用酷吏抑制豪强和镇压反抗, 动辄诛杀夷族, 血流成河;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强权控制思想文化,汉武帝则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有破有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形成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专制主义;秦始皇穷奢极欲,建阿房宫,筑郦山墓,耗费无数,汉武帝也是荒淫享乐,劳民伤财, 他在秦代皇家园林上林苑的基础上大肆扩建,占地达300余里,内有连绵的亭台楼阁和人工湖泊,蓄养着大批宫女歌优,直至武帝。晚年,上林苑的土木工程都没有间断过;秦始皇招神弄鬼,祭祀封禅,派数千童男童女出海寻长生不老之药, 汉武帝于此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他建明堂,垒高坛,树“ 泰一”尊神,大搞顶礼膜拜,并且靡费巨资,步秦皇后尘,多次封禅出游,令大批人入海求蓬莱真神。为了通神求仙,他听信方士之言,把宫廷被服都弄成怪模怪样, 还造30 丈高的铜柱仙人掌,用
以搜集甘露, 和玉屑饮之, 以为可以长生不老。迷信加多疑的武帝, 最终酿成“ 巫蛊之祸”, 逼死了太子和卫皇后, 受诛连者数万人。对这些荒诞胡闹之举,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不少隐讽性的记载。
秦朝通过多年战争,实现统一,接着秦始皇继续他的大作为,国力已是强弩之末。横征暴敛和繁重徭役的结果,是人民揭竿而起,秦王朝二世而亡。汉朝建立后,前几个皇帝吸取秦朝的教训, 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70多年的积累,到刘彻即位时,国库丰盈,国力进入全盛,这是武帝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条件。可是积累架不住连年征战和肆意挥霍,过了20来年,国库即告空虚。武帝用亲信桑弘羊执掌全国财政, 将盐铁实行垄断专卖,并出卖官职爵位、允许以钱赎罪。这样 做使吏制进一步腐败。于是又建刺史制度,派专门对朝廷负责的刺史去巡回监察高级官员和地方势力,但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广大贫苦农民不堪官府和豪强的双重压榨, 于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接连爆发起义,且愈演愈烈。在朝廷高层,由于皇帝依靠内臣近侍,集大权于一身,凭随意喜怒,即对大臣或擢或杀,政治秩序已十分不正常。文帝时期,汉朝就废除了“ 诽谤罪”、“ 妖言罪”, 可到了武帝时期,这些罪名又盛行起来, 甚至发展到了“ 腹诽罪”。大司农颜异对币制改革有意见, 不敢说, 只是嘴唇动了动, 就被认为是“ 腹诽”( 即肚子里不满)而处死。甚至首辅宰相因武帝一怒丢了性命的也有好几位, 这在汉代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到了武帝晚年,汉王朝上下已经怨声载道、危机四伏。
那么,汉武帝“ 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资治通鉴》语)的原因又在哪里呢?很重要的一条, 是他最后能够反省自己的错误,悬崖勒马,调整了政策。公元前89年( 武帝去世前两年), 桑弘羊等人上奏建议派士卒到西域轮台去屯垦戍边,对此武帝下诏说:“ 前有司奏欲盖民赋三十( 每口增加30钱税收),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奏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虽胜,烽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尚数千人,况盖西乎! ”“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 因养马而免徭赋),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 轮台罪己诏”。
至此汉朝的统治方针发生转变,回到了与民休息、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从而避免了像秦朝那样迅速败亡的结局。
与秦始皇至死拒绝认错的为政态度不同,汉武帝后来能够“ 罪己”,及时转弯, 在千秋青史上留下了较好的名声。而他之所以这样做,还是因为秦朝亡国的前车之鉴不远。后人常把“ 轮台罪己诏”说成是中国皇帝第一个正式的自我批评文件,其实执政者“ 罪己”的政治传统在中国存在得还要早。《左传·庄公十一年》记载:“ 禹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只是当时的历史文献没有像汉代那么丰富、详尽地留传下来,因此说汉武帝是第一个正式下“ 罪己诏”的皇帝也不算错。后来这个传统一直被沿用。每当皇帝犯了祸国殃民的大错误,往往会下一道“ 罪己诏”, 公开检讨, 以表示与民更始。虽然,正如苏轼所言,执政者“ 罪己”的目的是为了“ 收人心”,但这仍不失为是一种在政治上比较高明的做法。试想,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不管做了何等错事,也是万岁、万万岁,而臣子们则以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为邀宠进身之阶,这是常态。如果君主能够反其常态而“ 罪己”,说明起码他认识到了两点,一是无论当朝的舆论如何被掌控,百姓心
中总有一杆秤;二是得人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即便天子也须得道,考虑民意,不可过分胡来。这应当被看作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值得肯定的东西。
参考资料: http://baike.baidu.com/view/608085.html?wtp=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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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台罪己诏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汉武帝 公元前89年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汉武帝 公元前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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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台罪己诏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汉武帝 公元前89年
汉武帝晚年杀戮太过,颇思悔悟。李广利伐匈奴不利,全军覆没,求神仙又不成,又因巫蛊之祸造成父子相残、太子刘据自杀,种种打击使武帝心灰意懒,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颇有悔意。
轮台罪己诏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汉武帝 公元前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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