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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武侠小说在港台文学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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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金庸是一个奇迹：他于1955年至1972年间创作的17部武侠小说，在华人世界长盛不衰风行至今。从中国香港到海峡两岸，到新加坡、东亚各国、到北美、欧洲等世界各地，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必定有金庸小说。

其他小说不可能有的一个现象是，金庸小说超越了“雅”、“俗”界限，在各个行业、各种层次的读者中间都能广为流传，市民、农民读，青年学生读，大学教授、科学家、政府官员也读。数学家华罗庚、陈省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都是金庸的读者。作家李陀甚至说：“中国人如果不喜欢金庸，就是神经有毛病。”

长期以来，金庸小说被人们尤其是文学界视为“通俗读物”，登不了“大雅之堂”。90年代，随着武侠小说的公开发行，在一批文学家如严家炎、陈平原等的推动下，金庸从“消遣”走向经典，获得了学院体制的隆重接待。研究金庸的作品也层出不穷，形成一门“金学”。

从中国古代武侠小说的“通俗”到金庸武侠小说的“经典”，金庸充分体现了一个文学大家对一个文类的品格提升作用；而经典文学从“阳春白雪”到广泛流行，金庸对于文学经典因素大众化的推进也功不可没。本文试着从这方面入手分析金庸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一、武侠小说——中国传统文学的代表和集大成者

远古时期，中华民族的祖先尚武习武，一些平民百姓因其勇力与武艺脱颖而出，在先秦时候形成“士”阶层。初期的“士”是文武双全的，随着这个阶层的成熟与壮大，文武开始分途，各自沿着自己的人格模式向“儒”与“侠”发展下去。春秋战国时期，群雄逐鹿，养“士”之风兴起，“侠”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墨子对当时的武侠现象进行了观察和研究，并及时地对侠义精神和行为做了系统的阐述。墨家学派聚集了一批“任侠尚义”的“侠士”，在当时的民间甚至国家间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墨家也和儒家一起成为“世之显学”(《韩非子·显学》)，其门徒“显荣于天下众矣，不可胜数” (《吕世春秋·当梁》)。墨家对中国侠文化的迅速成长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武侠小说的文化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司马迁的《史记》首次给侠下了明确的定义：“救人于厄，振人不瞻，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 （《史记·太史公自序》）“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世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游侠列传》）并为朱家、郭解等侠和刺客列传，形象地塑造了最早的一批“侠客”。东汉末年出现了最早的武侠小说——根据荆轲刺秦的史实创作的《燕丹子》。

侠客在历史上一出现，即引起了统治者的恐慌。《韩非·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义武犯禁”，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收天下之兵”（《过秦论》），历史上也有记载汉武帝强令长安豪侠行徙茂陵，并不惜大开杀戒。东汉荀悦在《汉纪·孝武纪》中说：“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行于世者，谓之游侠。”所以自《汉书》以降，正史再不记载“侠客”事迹。曾经同为显学的儒、道、法、墨，自此分野。统治者“阳儒阴法辅之以道”使前三者“居庙堂之高”，墨家则自此“处江湖之远”，被统治阶级离弃并成为打压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