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天命观是什么？
孔子说 “五十知天命”，在孔子眼里，“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将天与时结合起来，天以时行。孟子更是将天与时密切联系起来，他认为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即孔子是最能把握天时尺度的人。所以孔子的天命就是时命。
古人将天与理同用，性与命相对，中间以时为纽带。每个人在这种关系格局中要领会自己生命的意义所在。由此，上应时代，下安个体。在孔子那个时代，有人就认为“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即孔子是秉承中华文明精微的人，必将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代表。
但孔子所言的天命，并不是只有伟大人物才有的。使命有大小，主体有不同。每个个体都要参究自己的天命。孔子认为人到了五十岁就应当知道自己的天命。这是他文化生命的成熟期。
揭示了人到五十，由四十不惑而进一步参悟到事物的背后有天理的必然，而不去违逆天命。同时要从自身的禀赋出发，在自己身上体会到生命到五十岁时的优劣与时代使命的交合。
孔子的天命观揭示了每个时代都有其时代使命，让我们不要去叹息时代不好，而要与时同命，领略时代的使命，做自己生命范围内的事，以印鉴人生的时命与光彩。所以，天命所在，时命所显，时代与天命的内涵要与主体生命相印证。
扩展资料
孔子天命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这种天命思想，又在后来大儒孟子身上得到了新的反映。《孟子·万章》上篇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意思就是，没有人叫他干，而他竞干了，这就是天意，没有人叫他来，而他竞来了，就是命运。
孟子还举例说明，尧、舜的儿子都不肖，是因为舜、禹为相的时间太长．所以尧、舜的儿子不有天下；禹的儿子启贤能，而禹为相的时间义短，所以启能得到天下。以上这些，都不是人力所为而自为，不是人力所致而自至。从理来说，这属于天意，对人来说，这属于命运。天和命。实在是一致的。
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还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白话释义：保存自己的善心，养护自己的本性，以此来对待天命。不论寿命是长是短都不改变态度，只是修身养性等待天命，这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
又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 尽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白话释义：天底下人的吉凶祸福。无一不是命运，只要顺理而行，接着的就是正命。所以懂得命运的人不站立在有倾倒危险的墙壁下面。因此，尽力行道而死的人所受的是天的正命，犯罪而死的人所受的不是天的正命。）
这里，孟子虽然认为天命的力量无可抗拒，但是不管怎样，还是应该按照我的仁义而行，不能无缘无故地白白送死。无疑，这对孔子的天命观来说，有着补充的一面。此外，先秦诸子信命的还很多，而以儒家的势力为最大。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孔子的五十知天命：应领略时代的使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天命论
孔子生活在“周礼尽在鲁”的社会环境中，少年时就对“礼”发生兴趣，《史记》中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客。”这更说明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宗教气氛。“礼”是什么？“礼”就是宗教仪式，后《说文解字》中将此作为“礼”字的本义：“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孔子生活在东周时代那样一个宗教气氛很浓的社会里，如果认同“天帝”、“鬼神”的思想，应该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甚至于无需多少正面的论证，甚至于只需提不出有说服力的反证。况且，这不仅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宗教氛围，也符合孔子的思想体系。并且从孔子的言行中也可得到证实。如孔子对“周礼”十分推崇。而“周礼”的基础就是“敬天事鬼神”的宗教仪式。“礼”与宗教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而宗教又和政治连在一起，后人只愿意津津于孔子的政论和道德论，其实岂只是这些，哪怕是科学，在古代社会都是与先人的宗教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抛开宗教思想与宗教活动，古代的思想文化史将是一片空白。这只是一个常识。
那么，还有一个经常讨论的问题是：孔子是否将“天”视为有意志的人格神呢？严格地说这是不可能准确回答的。不能准确回答的原因并不在于提问的对象，而在于问题本身。我们必须搞清楚所要问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再回答并讨论，这个问题本就带有现代人的思维模式，问者的“意志”指的是什么？是“人”这样的意志吗？如果说“是”，那么孔子并不认为“神”、“天”有“人”这样的“意志”。如果说“天”有“意志”这样的东西，那么，天的“意志”就决不是人所能想象的那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意志。他是那种自然而然的，公平合理的，有法则可循的，有规律可知的，靠仁智者以心体悟的，“不言”而自在的“意志”，即“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样性质的“意志”。如果不做这许多的解释，简单地问“天”有否“意志”，或简单地回答有无，对问者和答者都是不公平的，不负责的。
然而，如何信且知之呢？靠“学”，靠“省”，靠自我的努力。孔子的天命观并非要在“天”“命”面前消极等待，而是积极争取，努力挖掘个人的潜力。所谓：“尽人事以应天命。”“君子畏天命”，即君子无违于天命，不敢恣意胡为，而要按“天”的意旨、规则行事。《论语·宪问》中有孔子语：“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学以知天，天亦知我，我与天相知相悦。
“天”是自然规律吗？有这样的性质，但也可以反过来说自然规律是“天”。自然是什么？“自是自己，然是如此，自然只是自己如此”。“自己”是什么？“自己”是不是“天”呢？“自己”在西方人还可能是神，是上帝呢！斯多葛派的阿里安说的很有意思：“朋友，当西风愿意的时候，或者当爱欧洛愿意的时候，才会刮西风，因为宙斯并没有让你成为风的发散者，而是让爱欧洛管风。那么怎么办呢？好好地运用在我们能力范围以内的东西，别的就听其自然吧。自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愿望。”
《礼记·中庸》中有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君子畏“天命”，守的是秩序、规律，顺应自然法则，循序渐进地完成着自己的使命，否则只能是狂妄。后来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还是能够说明孔子的这一部分意思的。“天人合一”就是与“天”协调，与自然规律协调，顺应。但却不失其主动性，积极性。这种自觉的精神在《论语·宪问》中表现得很充分：“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这即是尽人事以应天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然不可不谋也。所以“三畏”并非培养懦夫，它是培养循规蹈矩君子。两者有本质的不同。
孔子晚年喜读《易》，因为其中有许多内涵，而《系辞传》、《文言》，即使全部由孔子所作也只是记载一些哲学体会而已，并不能完全表达孔子思想的博大内涵。而一部《论语》只不过是孔子随机指点弟子的片言只语而已，孔子的学问应该是很精深的。故而，才可以在读《易》中找到乐趣，找到思想的寄托。《论语·述而》中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孔子说的是：敬鬼神而远之。另外一句是：子不语：怪力乱神。
首先，敬而远，明显是有鬼神的；而不语，也不代表没有。
与其说是安慰，不如说，脱离了鬼神，脱离了因果，难道在现世，我们自己就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吗？
难道人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观念，受鬼神所摆布，给因果所左右？
——————————————————————————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如果儒家本身没有跟佛教可结合的基础，后面也不可能融合。据说《十翼》是孔子写的，对《易经》对命理没有一定的了解写的出来吗？如果孔子所理解的命理是知命以后得过且过，那么他写的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吗？那么孔子他自己为什么还要那么的努力呢？
即使信鬼神，信因果，如果知命后也是得过且过，那有什么不同呢？一样也是精神上的安慰与解脱。所以，信鬼神、信因果不应该是命理里的关键。
关键还是活着的人，如何选择，如何作为，抱有怎样的抱负，以怎样的态度在走着自己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