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苏轼、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司马光、王安石、苏轼三公，在名臣灿若星辰的北宋也是熠熠生辉天王级别的人物。三人之间的关系再新旧党争的背景下也显得扑所迷离！
司马温公三人中最年长者，文化教育方面有儒家三圣、千古两司马光环加持，主持编修的《资治通鉴》更是自古以来文人士子帝王将相的不二法宝。从政仕途也是一路青云官至宰相。
王荆公文学方面唐宋八大家占有一席自成一体，经世致用仕途坎坷却也是领袖群伦的一代变法名相。北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偏偏这么一位大神级人物，他不修边幅到你隔着一条街都能闻着他味儿的程度，在士大夫中那也是奇特的一道风景！
苏东坡坡仙儿那更别提了，古代士大夫阶层里伟大的天才式的大牛*货，一行通百行通，诗词文学书画造诣随便拿出一样都是历史前三的水平，吃喝玩乐更是深得其中精髓翻着花的名垂千古。仕途虽然历经坎坷屡遭贬斥，但也是政绩斐然就差弄个宰相玩玩了。苏东坡的性格即使穿越到现在那也是一样的游刃有余圈粉无数的超神人物。倘若东坡先生直播带货，一嗓子出去没有李佳琪啥事儿了！
赶巧的是他们所在时代相同，俗话说 文人相轻，三位风流人物的关系当然也是自古以来茶余饭后街头巷尾的谈资所在。三人也无一例外都裹进了新旧两党的党争。私德方面青史留名无一不是千古表率，而政治方面却是一生死敌有你没我倾情打压。在这种矛盾混扎的土壤里，纯粹的关系好坏不足以体现三位大神的人格魅力，想要弄清楚三人的关系，非得放在整个宋朝尤其北宋的大背景之下不可。
宋朝文人的政治抱负
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北宋建立，出于对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治敏锐，一招杯酒释兵权打开了文人治国的大幕，更是开了不杀士大夫的先河。经过太宗、真宗拓边维稳，尤其是真宗朝"澶渊之盟"后开启的120多年的相对和平后，宋朝的文人士子迎来了空前绝后的大好发展空间。
宋朝的崇文抑武，一方面使得文人士子积极参与政治，入仕从政是绝大多数士子的毕生追求。另一方面由于边患一直是北宋的心腹大患如影随形，辽国当时东亚最强的国家，再加上日益发展壮大的西夏的威胁，加之当时北宋国内社会的深层次社会矛盾（三冗现象-冗员，冗兵，冗费），因此就留给了当时文人士大夫施展政治抱负的绝佳机会。
仁宗时期
王安石、司马光都经历了长时间的地方历练，对地方的治理都是政绩斐然，通过对底层人民的接触了解，对北宋的内忧外患都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仁宗朝王安石便上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可惜当时仁宗没有重视采纳变法方略。司马光在中央任职期间也是屡次上言直谏，对仁宗一朝的官场弊病深恶痛绝。需要指出的是，在司马光做起居舍人期间，多次上书仁宗继嗣问题，得到了仁宗为国家社稷着想的评价，或许从这些就可以看出两人的政治理念的不同，为之后的新旧之争埋下了伏笔。
可以这么说，在仁宗时期，他们二人一直在践行文人治国的使命，对北宋盛世之下的隐患有着同样的深刻思考。同样的忧国忧民，同样的道德治国，甚至有同样的脾气秉性，王安石被称为拗相公，司马光被苏轼称为司马牛，二人均不喜奢靡之风，可以想到这个时期二人虽政治理念不同，然文人之道大同，加之同为包拯门下做过僚属，同为欧阳修这位武林盟主举荐认可，他们的关系这个时候是和谐的，甚至是心心相惜的。
苏轼大神比两位前辈小10几岁，少时拜读《庆历圣德颂》，十分钦佩韩琦、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后参加嘉佑元年朝廷的科举考试，策论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欧阳修的赏识，文坛领袖对这位后生照顾有加，每有新作问世必在京师士林间传颂，一时间苏轼名动京师一时无二。看到这里或许我们有个清晰的认识了，熟悉宋史的都知道，上面对苏轼有知遇之恩或者是对他有影响的人物，大多是旧党中人。有宋一朝，才华横溢如坡仙儿先生者，尚不能摆脱党争也。
仁宗后期，东坡先生开始入仕，但是接连父母过世，仕途也随之按下了暂停键，这个时候他们三人的交集不是很多，一个年轻后辈挟恣溢才华冉冉升起。二位前辈在仁宗盛世间历练完整，行事稳重执政理念渐成，他们三人的真正交集随神宗一朝到来拉开了帷幕。
神宗时期
宋神宗有为青年，王安石的头号粉丝，继位屁股还没坐热，就拉上王安石坐而论道，对北宋中期的内政外交内忧外患一顿剖析，最终君臣一拍即合把变法提上了日程，史称《熙宁变法》。同时也为北宋江山埋下了一刻定时炸弹，此后的大宋江山在毋宁日。
但凡古之变法，触碰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都会遭受猛烈的反扑，上下五千年无一例外，加上王安石操之过切更何况用人不当授人以柄，使得变法逐步脱离了他的实际控制。变法派守旧派的对抗随着变法的深入而变形。
此时三人的关系开始出现了量的变化，双方人马拉开架势劈头盖脸毫不留情的清除政治异己分子，变法前期，司马光王安石尚可双方写信沟通，文章虽然夹枪带棒但也不失风雅，而随后双方就是赤裸裸的政治绞杀。最终王安石获胜，司马光辞官不做躲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去了。
而此时的东坡先生32岁，虽然而立之年，但是相对来说还是个政治小白。出于旧党的知遇之恩也好，还是处于父辈的政治传统也罢，总之他老先生对变法的不当之处是一顿猛烈操作。刚开始王安石尚可按住性子，后期实在烦人知会同党后，开启了这位旷世奇才一世飘零的序幕-贬官下放。
苏东坡卷进新旧党争的高潮是乌台诗案，先生一生以诗寄情，无论高官得坐还是被贬下凡，无论鸡鸭犬猪还是山川异域，豪情万丈间文思泉涌，舞文弄墨间小辫子可就被人撰在手里了。这一年42岁，历经屈辱受尽磨难，在王荆公等求情的之下勉强保住了性命。
乌台诗案牵扯甚广，平时交好的东坡先生的知己圈子无一人出来奔走呼喊，反而是政敌王安石给了其莫大的帮助。这也给苏轼极大的打击，不过这位天性旷达没心没肺的自我愈合能力极强的东坡先生，在被贬的黄州三年却是其职业生涯的创作巅峰。
变法不断的推进，利弊随之逐渐的显现，党争进入白热化，宋神宗经不住旧党的摆事实讲道理软磨硬泡，王安石的仕途也是坐山车搬的摇摆不定，最后不得不罢相归隐。而此时司马光也保持了古代名臣文人士大夫的高风亮节，告诫党派同僚不可对王安石落井下石过甚。
哲宗时期
这个时期，太皇太后高氏掌权，任用司马光为相，旧党势力卷土重来，全面废止新政，新党进入全面战略性龟缩，王安石此时已然没有太多的政治抱负，只是一个避世小老头，而苏轼这位莽撞人，此时又公开反对旧党不论裨益一概废止新政。我们的坡仙儿就是这么的刚直不阿，情商下线你根本看不到在哪？可以想象等待他的又是什么？
司马光拜相一年后，王安石病逝，同年司马光也撒手人寰。这对一生的死敌，以这样的方式携手共赴黄泉，实在令人感慨万分。而苏东坡也是在被贬特赦回京的路上染病去世。真是，一生血气铸江山，怎奈社稷难做人！
历史之所以魅力无穷，正是在于历史的表象之下，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历史精神，我们很难抛开历史背景独立的去判定所谓的是非曲折交情好坏。我们总喜欢窥探历史人物间的私生活，不过正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和而不同是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