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王安石互怼这么多年，他们最后是如何和解的？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北宋著名的学者兼政治家，但他们在变法问题上却逐渐变得针锋相对。
王安石与北宋熙宁二年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意在解决北宋长期以来冗兵冗官过度的积弊，司马光在变法初期大致持观望态度的，对于变法中的问题，他屡次写信规劝王安石不可过于自信，但发现王安石的改革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且难以听得进他人意见时，便坚决成为变法的反对派，以至于退出政坛以示抗议。王安石是北宋有名的“拗相公”，这使他具有雷霆万钧的改革魄力，同时也具有难容人言的局限。
由于用人失察和改革中的问题，反对者越来越多，宋神宗将王安石罢相，改革遭遇重挫。但国家积弊依旧，而且有日趋恶化之势，所以神宗不得不让王安石二次出山，继续改革。但这次遭遇的阻碍更大，使得拗相公王安石最终心灰意冷，最后也辞官隐居了。
王安石在两相两罢，退居金陵，而苏轼历任了许多州郡，又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至于乌台诗案里面王安石有没有写奏折救过苏轼，我个人倾向于没有。宋人的笔记小说里关于苏轼的内容特别多，连乌台诗案的笔录都被各种传抄，至于诗案里为苏轼说话的，无论是旧党这边的张方平范镇他们，还是新党那边的章惇王安礼他们，都被时人记录下来了，而关于王安石救苏轼，据我所知，只有一个比较不靠谱的记载，这还是在特别喜欢YY王苏关系的南宋人那里。
可是事情坑就坑在神宗第二年就挂了，然后元祐党上台尽废新法。也许是苏轼先同新党达成了和解，给了曾布张商英他们一些错觉，使得他们都写信给苏轼让他向朝廷推荐自己，而苏轼那时忧谗畏讥，好不容易终于有了入朝升迁的机会，当时的环境连新党中不少人都在改换门庭。
苏轼自然不会为了刚刚达成的交易去背叛原有的团体，再加上本来在免役差役的事情上就和同僚争论不休，闹的他一连写了好几封奏疏，请求解除自己详定役法的差事，要是这时再与新党纠缠，可能就真得罪司马光他们了（虽然事实是他不遗余力地排挤新党最终还是得罪了司马光刘挚这些人，这个地方我觉得苏轼玩砸了，这种时机选择和新党保持暧昧应该是不错的，反正司马光也没有把他当自己人）所以苏轼开始认了自己旧党鼓吹手的职责，选择性忽视了元丰七年那场会面，完完全全地和王安石撇清了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