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的人物生平

Answer 1

福斯特出身于伦敦的一位建筑师家庭，父亲早亡。少年时就读肯特郡唐布利奇学校的不尽愉快的经历促成了他对英国中上层社会的反感。1897年福斯特入学剑桥大学，加入了门徒社（The Apostle），结识了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约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著名学者列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等人。门徒社成员推崇哲学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ore）的关于摈弃旧体制、创立新伦理的思想。福斯特的关于个性自由的人文理念开始形成。在此期间，他爱上了同班同学H. O. Meredith。Meredith后来成为小说《莫利斯》（Maurice，又译《墨利斯的情人》）的主人公之一克莱夫的原形。门徒社的成员毕业后大多活跃在知识界，并组成了“布鲁斯布里集团”（The Bloomsbury Group），代表着当时英国思想界的进步力量。
福斯特大学毕业后去意大利和希腊旅行，陶醉于那里的异族文化，更加深了他对英国僵硬的社会秩序的不满。1905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天使不敢驻足的地方》（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描写一位英国贵妇与一位意大利平民结合后两家对此的不同感受。
1907年福斯特发表了《最漫长的旅程》（The Longest Journey），描写一位世家子弟与一位出身卑微的乡村青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后者的帮助下挣脱了毫无感情维系的婚姻，最后为拯救乡村青年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小说点明的男性友谊间接地反映了作者的心境。1908年福斯特发表了《看得见风景的房间》（A Room with A View，又译《窗外有蓝天》），描写一位英国贵族少女在意大利与一位年轻男子邂逅相遇，社会习俗的约束使她不敢表达自己的感情，但最后终于冲破樊篱，挣脱包办婚姻，走向自由。
虽然福斯特在那时已颇受评论界与读者的好评，但奠定他文学大师地位的是1910年发表的《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又译《此情可问天》）。该小说描写来自不同社会层次的三个家庭之间的关系与纠葛，表现了英国当时的阶级斗争状况。
1913年，福斯特访问了英国诗人兼同性恋运动先锋爱德华·卡宾特的住舍。作家是这样描述《莫利斯》的创作过程的：
“肯定是我第二次或第三次去访问那座神舍时，点燃了我创作的火花。他（指卡宾特）和他的同志恋人乔治·梅里尔一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激发了我的灵感。乔治摸了一下我的后背──就在臀部上面轻轻地碰了我一下。我相信他对很多人也是这样，但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如此异常，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就好像牙齿掉落后留下的空处给人的感觉。心理的感受与体格的兴奋一样强烈，而我背部那一小块的感觉似乎未经思维就进入了我的脑子。当时发生的一切一定是受了卡宾特瑜迦般的神秘所配合，我也就在那一刻感觉到了表达的冲动。”
“我回到我母亲养病的哈罗加特后，马上动笔写《莫利斯》。以前从来没有一本书是这样写成的。小说大体上为三个人物，并以其中两个人的团圆告终。这一切都自然地涌出笔端，思路毫无障碍。小说于1914年完成后，我给几位小心挑选的朋友（有男有女）看了一下，他（她）们都很喜欢。”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福斯特加入了国际红十字会并赶往埃及。1917年他在亚历山大港认识了英俊的电车司机默罕默德·艾尔·阿多。他们之间的恋情持续了两年，福斯特称这场充足的爱情经历使他真正成为“一位成熟的人”。1919年阿多结婚后，福斯特离开了亚历山大港回英国，但两人仍保持书信来往。三年后阿多得肺结核去世前，福斯特从印度回国的途中探望了他。阿多的去世对福斯特的打击很大。
1921年，福斯特第二次去印度，担任德瓦省君王的私人秘书。当后者得知福斯特的性倾向时，还对他提供了特别照顾。这次旅行使福斯特再次目睹了英国殖民统治丑恶。这种反感促使他写出了《印度之行》，于1924年发表。
《印度之行》是福斯特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最受欢迎和流传最广的作品。当有人问及福斯特在此之后为什么没有其它的小说发表时，作者回答说他不可能再创作自己没有真实感受的作品。早在1914年写完《莫利斯》时福斯特自己就坦言“厌倦了被允许触及的局限于男欢女爱的主题”。后来他说“我想写人们能读的小说，但我对平常人（指异性恋者）的兴趣已经殚尽了”。作者死后发表的同性恋短篇小说集《生命来临》中则反映了他对“非平常人”的兴趣。
三十年代后福斯特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了政治和社会问题，尤其对民权和自由特别关心。1928年官方禁止发行雷德克利夫·霍尔（Radclyffe Hall）的女同性恋小说《孤独之井》（The Well of Loneliness）时，福斯特与女同性恋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Wolf）带头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并在法庭上为霍尔声言。针对纳粹在欧洲大陆的猖獗，福斯特出任了全国公民自由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呼吁大众不要盲目跟从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策，要用清醒的头脑对待法西斯的扩张，不要轻信希特勒的诺言，不能为自身的和平而冷眼旁观其他民族受欺凌。
1938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大不列颠举国陶醉于和平的幻觉中，这时福斯特写下了《我的信念》（What I Believe），喊出了“如果我要在背叛国家与背叛朋友两者之间作一抉择的话，我希望自己有胆量背叛这样的国家”，充分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胆识。二战爆发后，福斯特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BBC）上坚定地宣传人道与正义，对法西斯和独裁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并提醒人们要以防英国自身也可能成为独裁的政权。福斯特这时期的言论后来收录于《为民主的两个乾杯》（Two Cheers for Democracy）中。
1930年福斯特结识了二十八岁的警察罗伯特·巴金汉，两人的情谊维持了四十年之久。
罗伯特结婚后，他的妻子逐渐接纳了福斯特为家庭的一员。罗伯特的子女后来也把福斯特当爷爷看待。罗伯特的儿子和孙子都取名为摩根，他的家也成为福斯特朋友们聚会的场所。1970年7月7日，福斯特在罗伯特的家中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