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一般都是劝人向善的，可为什么历史上会出现“三武灭佛？
一个事物无论其兴盛还是衰败，都有其很强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一般情况下，宗教劝人向善的总论调是有利于封建秩序的，即一般时候出于巩固社会统治的考虑，历代政府对宗教还是以笼络利用为主。但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规模较大的反佛运动，即“三武灭佛”，若加上五代十国的后周世宗时的灭佛则合称为“三武一宗”。
法难
要了解“三武灭佛”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封建皇帝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最大代表，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其个人好恶往往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风向标，佛教疯狂发展必然离不开皇家的推波助澜，甚至首要因素归功于统治阶级的扶植与支持，如纵观有唐一代，二十一位皇帝，除了唐武宗对佛教态度排斥，积极毁释以外，大部分皇帝对于佛教还是非常尊崇支持，其他朝代也大多如此。而中国的宗教也远远达不到和世俗统治并驾齐驱的政教合一地步，它依附于世俗政权，因皇家的痴迷而兴盛发展，又因政府的打击而遭难，这一点和西亚和中世纪的欧洲政教合一是不同的。
所谓“三武一宗”四次“法难”，原因很复杂，都含有宗教之争，儒家作为统治思想，必然具有排他性，佛教的超常规发展也必然冲击威胁儒教地位。如著名大文豪韩愈是坚定的排佛者，史称韩愈“素不喜佛”，信奉孔孟之道，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对佛教予以抨击。他认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背弃纲常名教，有碍国计民生，不合文化传统，务必予以排斥，他着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这里边“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与儒家思想“三纲五常”、“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相悖，并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宗教之争还可以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身份加以证明，太武帝拓跋焘和北周武帝宇文邕都是少数民族鲜卑族入主中原，在经略汉族地区时为稳定统治而尊儒排佛宣扬自己正统合法地位是不难理解的。
此外，宗教之争还表现在每一次排佛大都有尊儒信道者的蛊惑和推波助澜，如北魏太武帝时的宰相崔浩和道士寇谦之，北周武帝时的卫元嵩，唐武宗时的道士赵归真和宰相李德裕。
韩愈
三武灭佛表面因素是宗教之争，其深层次原因是权力之争，当宗教发展影响到世俗统治时，便是其败亡之际，佛教的超级膨胀也必然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寺院经济力量的过分发展，终于引起了世俗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占有大量土地，僧侣人数太多，由于僧侣免税、不事生产不服劳役、兵役，还拥有大量仆役，女婢，一系列特权对社会经济和军事造成的影响巨大，社会财富向佛寺的极大集中，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唐武宗灭佛时就说“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他在废佛敕书中写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不少原属国家的编户民众，为避苛役重赋，相继投入空门，犯罪者为逃避制裁隐匿寺院也成为藏污纳垢之所，而僧侣不守戒律霸占田产鱼肉百姓的行为更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种种交织在一起的矛盾激烈时，导致通过政治手段包括一些极端手段加以解决。
可惜韩愈从以前的极力排佛到转向了后来的信佛，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讽刺，据说后来受到大师的点化，这也许是佛道中人的杜撰，也许是真事，真事的话其实也可以理解，万事万物动态的，人的思想也是变化的，也许又跟人年老有关，思想守旧颓废信命是老年人特点，这点又和西方大科学家牛顿又极其相似，牛顿的科学成就给予神学以彻底、致命、釜底抽薪式的打击，但晚年的牛顿开始致力于对神学的研究，虔诚地匍匐在上帝的脚下，当遇到难以解释的科学问题时，全部归根于上帝，说是上帝的旨意，提出了“神的第一推动力”的理论，他说“上帝统治万物，我们是他的仆人而敬畏他、崇拜他”。
大颠法师与韩愈
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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