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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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虎雏回忆沈从文时,写到他要是欣赏什么文艺作品,“家常”是很高的赞词。读他的作品也的确如此——尽管语言和内容都很遥远,但总给人一种很真、很自然的感觉,仿佛那些山水间的小城小村,以及小城小村里的人,就这么在纸页上活过来了似的。这感觉难以准确表述,思来想去,只得一个“对”字——仿佛那小城小村的人本来就该是这样。
但这“真”却不是摄影那样写实的真,而是绘画上的真。它生动,又带着一些艺术感,经过一些主观的处理,而不只是素描写生,因此才能把人带进那个陌生的湘西世界。可每当他以赞赏怜爱的笔触写起乡村中的一些人,我总感到不很舒服,觉得他们太过懵懂无力,像梦游似般的。上学期读《边城》时即有这种感觉,读《从文自传》、《萧萧》时又尤其强烈。沈从文说,他想造“希腊小庙”“供奉人性”。因此我打算一探这“人性”的含义。他又那么认可“乡下人”的品性,对湘西田园有极深厚的感情,因此这个问题终究归结到一点上:小城小村里的湘西人是怎么样的?
《萧萧》写的是一段乡下婚姻。寄住在伯父家的孤儿萧萧给另一户人家做童养媳,成为婆家的劳动力、小丈夫生活中亦姐亦母的角色。慢慢的,萧萧与婆家长工花狗处出了感情,后来怀孕了,千方百计打掉孩子不成,终于事发,萧萧将要被发卖或沉塘。发卖的命运既已定下,萧萧又生了儿子,又不用走了。这孩子长大,婆家也给结了亲,萧萧就抱着丈夫和自己的孩子,看着另一个萧萧进门。
萧萧很天真,甚或可以说有些逆来顺受。“她是什么事都不知道,就做了人家的媳妇了。”她不害羞,也不怕,不知道进了门以后要受的磨砺,受到了也不过心。“喝冷水”,“吃粗栗饭”,婆婆“生来像把剪子”“折磨”萧萧,她却长得很好。心智上,婆家任她自然生长,到了15岁“心还是糊糊涂涂的一颗心”。翠翠也是这一类天真的角色,纯任自然的长在山野间,质朴纯粹。不止年轻人,老一辈也是如此,像《边城》中的那一场大水来时,默默(甚至呆滞)地接受自然的磨砺,并不抱怨或期待着什么,只是这么在日晒风雨中把日子过下去。
偷情的事情暴露,这是件大事。村中规矩严苛,要么沉潭,屈辱痛苦地死去;要么发卖,显然以后也过不成好日子。可是处罚决定下来,却又仿佛这没什么似的:“这件事既已说明白,照乡下规矩倒又象不什么要紧,只等待处分,大家反而释然了。”在《边城》和《从文自传》里,像“按例”“规矩”这样的字眼,也经常出现。它们有一种独特的魔力,能够使所涉及的事情(不论丑闻还是杀人)的激烈的那一面被压制下去,仿佛即使它浑身长刺,只要纳入了“例”,人们就有了主心骨,不值得大惊小怪,且必须执行。也正是因此,即使萧萧的命运令人为之紧张担心,这篇小说仍然使人感觉非常平稳和谐。
在此之外,沈从文的人性更有生机勃勃的一面。这生机在小孩子在山野间的玩耍里,在乡村人日复一日的劳作里,不过最尤其明显的是在性爱场面中。他写辰河船上的水手和吊脚楼的女人,写四狗和阿姐,写黄罗寨里的爱情,充满野性的、勃发的生命力,一种仿佛从土地中生发出的深沉力量,使你嗅到蛮荒气息。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天真、勃发,与之对应的是城市的“扭曲”的、“不自然”的人。在《萧萧》中,女学生“会吃人”,在《八骏图》里,沈从文把城市人的性格称为“生了病”的,是对自然天性的压制。“规矩”有时也与人们的愿望相悖,但沈从文允许规矩的存在,允许湘西的人物事“一切既凭本能和习惯”,是因为这规矩本身是一种自然的集体意识,是自然地从生活里生发出来的,因此可以和野性的生命力形成共生关系,是湘西田园生活延续下去的倚仗,使野性的生命力不致变得野蛮。这两者又在天真中被统一起来,形成一种懵懂的自然,一种与自我觉醒、自我意识无涉的自由,一种本真的,因而“家常”、“真”的人性,纯洁而美好,很可以欣赏。
但这“真”却不是摄影那样写实的真,而是绘画上的真。它生动,又带着一些艺术感,经过一些主观的处理,而不只是素描写生,因此才能把人带进那个陌生的湘西世界。可每当他以赞赏怜爱的笔触写起乡村中的一些人,我总感到不很舒服,觉得他们太过懵懂无力,像梦游似般的。上学期读《边城》时即有这种感觉,读《从文自传》、《萧萧》时又尤其强烈。沈从文说,他想造“希腊小庙”“供奉人性”。因此我打算一探这“人性”的含义。他又那么认可“乡下人”的品性,对湘西田园有极深厚的感情,因此这个问题终究归结到一点上:小城小村里的湘西人是怎么样的?
《萧萧》写的是一段乡下婚姻。寄住在伯父家的孤儿萧萧给另一户人家做童养媳,成为婆家的劳动力、小丈夫生活中亦姐亦母的角色。慢慢的,萧萧与婆家长工花狗处出了感情,后来怀孕了,千方百计打掉孩子不成,终于事发,萧萧将要被发卖或沉塘。发卖的命运既已定下,萧萧又生了儿子,又不用走了。这孩子长大,婆家也给结了亲,萧萧就抱着丈夫和自己的孩子,看着另一个萧萧进门。
萧萧很天真,甚或可以说有些逆来顺受。“她是什么事都不知道,就做了人家的媳妇了。”她不害羞,也不怕,不知道进了门以后要受的磨砺,受到了也不过心。“喝冷水”,“吃粗栗饭”,婆婆“生来像把剪子”“折磨”萧萧,她却长得很好。心智上,婆家任她自然生长,到了15岁“心还是糊糊涂涂的一颗心”。翠翠也是这一类天真的角色,纯任自然的长在山野间,质朴纯粹。不止年轻人,老一辈也是如此,像《边城》中的那一场大水来时,默默(甚至呆滞)地接受自然的磨砺,并不抱怨或期待着什么,只是这么在日晒风雨中把日子过下去。
偷情的事情暴露,这是件大事。村中规矩严苛,要么沉潭,屈辱痛苦地死去;要么发卖,显然以后也过不成好日子。可是处罚决定下来,却又仿佛这没什么似的:“这件事既已说明白,照乡下规矩倒又象不什么要紧,只等待处分,大家反而释然了。”在《边城》和《从文自传》里,像“按例”“规矩”这样的字眼,也经常出现。它们有一种独特的魔力,能够使所涉及的事情(不论丑闻还是杀人)的激烈的那一面被压制下去,仿佛即使它浑身长刺,只要纳入了“例”,人们就有了主心骨,不值得大惊小怪,且必须执行。也正是因此,即使萧萧的命运令人为之紧张担心,这篇小说仍然使人感觉非常平稳和谐。
在此之外,沈从文的人性更有生机勃勃的一面。这生机在小孩子在山野间的玩耍里,在乡村人日复一日的劳作里,不过最尤其明显的是在性爱场面中。他写辰河船上的水手和吊脚楼的女人,写四狗和阿姐,写黄罗寨里的爱情,充满野性的、勃发的生命力,一种仿佛从土地中生发出的深沉力量,使你嗅到蛮荒气息。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天真、勃发,与之对应的是城市的“扭曲”的、“不自然”的人。在《萧萧》中,女学生“会吃人”,在《八骏图》里,沈从文把城市人的性格称为“生了病”的,是对自然天性的压制。“规矩”有时也与人们的愿望相悖,但沈从文允许规矩的存在,允许湘西的人物事“一切既凭本能和习惯”,是因为这规矩本身是一种自然的集体意识,是自然地从生活里生发出来的,因此可以和野性的生命力形成共生关系,是湘西田园生活延续下去的倚仗,使野性的生命力不致变得野蛮。这两者又在天真中被统一起来,形成一种懵懂的自然,一种与自我觉醒、自我意识无涉的自由,一种本真的,因而“家常”、“真”的人性,纯洁而美好,很可以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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