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人"走西口"是怎么回事?
走西口的主要是山西人。在当时,山西人很穷,其穷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山西的自然条件实在太恶劣,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在清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山西全省性的灾害就达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11年。
死于这次灾荒的山西人超过了300万。与其眼睁睁挨饿坐以待毙,不如走出去,也许能闯出条活路来。于是便有了山西人走西口。
走西口,是与闯关东、下南洋一道,被列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次人口大迁徙之一。据考证,走西口现象大约从明代中期开始,其高潮出现于明末清初,直到清朝末年,前后经历了大约三百年。
走西口不仅仅是一种人口迁徙现象,更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一种“走西口精神”——进取、开拓、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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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西口”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离乡北上口外的蒙古地区,艰苦创业,开发了内蒙古地区。伴随着“走西口”移民的进程,口外的内蒙古地区以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旗县双立,牧耕并举的 多元化社会。
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作为移民主体的山西移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由于山西移民在移民中占绝大多数,因而当地的移民文化更多地富有晋文化的特色,也可以说是晋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扩展。
人口的流动,带动了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又拉近了地区间的距离,增强了它们的认同感。“走西口”这一移民浪潮,大大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内地的交流,进一步增进了蒙汉之间的民族感情,对我们多民族国家的繁荣稳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的影响。
举世闻名的人口大迁移《走西口》知道怎么回事吗?
这首歌不但山西人会唱,山西邻近的内蒙、陕西,甚至更远一点的宁夏、青海、甘肃也有许多人会唱。
中国有句老话叫“十里不同音”,说的是民歌有很强的地域性。之所以西北许多地方的人会唱《走西口》,原因大概是,当时有许多山西人曾到过这些地方,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唱这首歌,时间长了,当地人也学会了。
包头,现在是内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超过两百万。在一百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个叫包克图的小村子。包头人说,因为山西人到这里做生意,才一点一点有了今天包头城的雏形,现在包头城里还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样的说法。复盛公就是山西一户姓乔的商人在一百多年前开的商号的名称。
山西,明、清两朝的许多地方志中,也提到了当时山西人到西北谋生的经历。由于有这种经历的人太多,在一些地方竟成了一种风俗。
《太谷县志》中记载太谷县的人“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
《盂县志》中说“往往服贾于远方,虽数千里不辞”。
《寿阳县志》说乡民“贸易于燕南塞北者亦居其半”。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山西人走西口的时间呢?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开始,那么截止时间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应该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时候数量是最大。所谓走西口呢?应该前后持续了将近三百年左右,而且应该说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所以生活比较困难。于是呢?人口外迁,这是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就是由于在内蒙这一带,当时的边防需要,所以晋商就是在明代中期时候,内蒙边防的需要发展起来的。那么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到后来的票号。所以走西口这个现象,实际上就是中国移民的一个部分。”
一首民歌竟扯出一段厚重的历史,这段历史包含着成千上万人的命运。而他们的命运又或多或少地和那个叫西口的地方有关系。那么西口到底在哪里呢?
这里就是最初的西口,它位于山西、内蒙交界处的右玉县,它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真正的名字叫杀虎口。
在明代时,为了防止蒙古骑兵南下,这里曾驻扎了大量军队。明朝和蒙古部族关系缓和之后,它又被开辟为双方贸易的市场。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杀虎口又成了供应大军粮草的后勤基地。战争结束后,这里成为山西人进入西北地区的门户。由于来往的客商很多,甚至造成了这个地方一度的商业繁荣。
山西右玉县杀虎口村居民:“是繁荣啦,过去我听人说这地方有三千六百家人家。从这儿一直走,就到了呼市、大同、包头、西包头,出了外面了。这会儿大概有四五百家。”
山西右玉县杀虎口村居民:“从来提起右玉县,没名,一提起杀虎口来,叫小北京,有名。”
山西右玉县杀虎口村居民:“过去是天天进斗金斗银的地方,我自己没牙了,说不真。听懂意思了没有?没有什么可说的,反正过去有个户部衙门,楼房挺多,七十二座庙,旁的一时咱们也记不住了。”
山西右玉县杀虎口村居民:“余、张、马。这三家是大有钱的,人家门前有旗杆的,都是做过大官的。”
杀虎口的变迁,其实可以看做明、清山西历史一个缩影。如果我们站在整个中国的角度打量山西,就会发现,山西北邻蒙古草原,南边紧挨着中原腹地。草原上的牧民需要农民种的茶、纺的布,中原的农民种地也少不了牧民放的牛、养的马。这种相互的需要,必然会造成商业的往来,如果商业往来被人为阻断的话,就只能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
但不论战还是和,山西可能都是连通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之间最短的一条通道。这一点,那些想在中国建立强大王朝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清朝皇室入关之前,在制订他们经略中原的战略时,就把山西作为必须控制的地区之一。他们认为“山东乃粮运一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极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们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这些话并不是说说而已,清兵一入关,顺治皇帝的屁股还没有在紫禁城的龙椅上坐稳,马上召见了当时最有名的八位山西商人。“宴便殿、赐服饰”,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最终还把这些商人编入了由内务府管理的“御用皇商”的行列。
顺治皇帝超规格的礼遇,为清朝后几任的统治者换来了极大的回报。雍正十五年,朝廷调集九省大军,平定青海叛乱。清军进入草原深处之后,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发生困难。
正当朝廷上上下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叫范毓宾的山西商人站出来说“这件事就交给我做吧!”范毓宾的爷爷,恰恰就是参加过顺治皇帝赐宴的那八位商人之一。
一个国家都很难做成的事,一个商人做起来可能就更加艰难。有一次,范毓宾运往前线的十三万担军粮被叛军劫走,他几乎变卖所有家产,凑足一百四十四万两白银,买粮补运。
今天,我们可以在《清史稿·列传》中找到范毓宾的名字,它是和朝廷的封疆大吏、王公贵戚的名字放在一起的。在这篇《列传》中说他“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邻,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
范家以“毁家抒难”的做法,赢得了朝廷的信任和赏识,作为回报,朝廷慷慨地把与西北游牧民族贸易的特权交给了范家。这一下对范毓宾家族来说,称得上是天大的商机获取,因为在此之前,朝廷是严禁汉人进入草原和牧民进行贸易的。
走西口的路就这样被打通了。
学者余秋雨:“这牵扯到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西北,非常遥远的地方,气候也非常寒冷。尽管清朝统治者来自于东北,但是对西北还是陌生,生态也还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按照我们现在想起来,叫后勤供应非常困难,所以他们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政策,就是那些戍边将士们的所有用度有没有通过一定的商业方式,商业运作方式来解决。那么你如果能够解决的话,我们朝廷给你们另外一种的许诺,比如卖盐的许诺。在这种情况下面,山西正是首当其冲。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在我们中原统治的中心,比如像北京,还有其他地方,一直到西北边疆去的大通道,山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非常重要的门户,这叫因缘际会。在这么个大形势之下,山西的走西口的群体就有了方向。”
这些院落是山西人走西口发财之后为自己修造的房子。现在它们被作为晋商财富的象征。如果略微探究一下这些大院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院落的第一代主人,在走西口之前,几乎全是一些在家乡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
乔家大院,这里过去曾住着山西最有名的一户大商人。他们的商号主要开在内蒙古的包头市。鼎盛时期,他们几乎垄断了包头的一切贸易经营活动。而乔家由寒酸贫困通往大财大富的发展道路,就是由先祖乔贵发走西口开始的。
乔贵发第六代孙乔挹青:“一开始去包头的时候,乔贵发一分钱都没有,就全是靠苦力打工。后来挣了一些钱,但是当初买卖做得也不是很好,他就回到老家又开始种地了。他在包头的那个小买卖,就请一个姓秦的老乡在那儿守着。”
明清时期在河北山西陕西北部设置了关口,关口以北的地方就叫口外。明清时期,和蒙古人进行商品贸易,就要在口外几个定点进行,类似今天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接壤的地方设置外贸口岸一样。山西的商人要到口外去做生意,就得出关口,后来就叫走西口了。走西口后来就成了一个泛指,山西,陕西河北的商人去口外做生意,都叫走西口。这个事情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汉人大量移民到了口外,稳定了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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