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时期的“空印案”到底怎么一回事？
明初规定，各地都要派专管钱谷的官吏到南京的户部去呈报本地的钱粮数量和收支账目，若是与户部所记录的数字哪怕有一丝差别，就得再回到地方官府，重新制造账册，然后盖好地方官府的官印再送去户部。
因明初的都城是南京，略偏东，史书说，“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对账要求及时不合理，也得执行，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人想出了一个方便又省事的方法：在上南京报账时，顺便带上由地方政府加盖了官印的空白账纸，按照户部“正确”的数字抄一遍。这样既可避免路途的颠簸，又能节省大量时间，这就叫“空印”。这种办法很快就流行了起来。
洪武八年，朱元璋发现了这个“秘密”，大发雷霆，严令追查，结果有数千人入狱，最终，户部尚书、各地衙门长官和主印官全部以欺诈罪被处死。
这事爆发后，上至丞相，下至御史言官，谁都知道空印本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就是没人敢进谏，这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湖北官员郑士元受到牵连而下狱后，他的弟弟写了数千字的文章上书给朱元璋，为“空印案”辩白，主要讲了三个内容：第一，皇帝要惩治涉及空印案的人，出发点是好的。第二，钱谷数字必须是府里与省里相合，省里与部里相合，而地方上人们很难预先确定好正确的数字，只有到了户部对账才能确定下来。但问题是，省、府距离南京太远，使用空印只是权宜之计，且由来已久，没有什么可重重加罪的。第三，国家应该以立法明示天下，如果有人犯了法，就依法论罪，但大明开国以来并未有“空印之律”。而陛下您要杀的这些人里，还要很多是正人君子。朱元璋见到奏书后，大为光火，将郑家兄弟贬到了江浦，罚做终身劳役。
这事其实就是上下图省事而耍的小手段，跟贪污腐败基本没有什么关系。那朱元璋为何还要不断地深究与严惩呢？
第一，对“空印案”的严办，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朱元璋挑战社会与官场的潜规则。空印实际上沾不上什么腐败的边，但已经成为官场的潜规则，偏偏朱元璋又是个敢于向潜规则开刀的强势君主。至于朱元璋为什么要这么做，应该还是由于他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有着太多的缺憾和苦难，造成了他在成就自己事业与大明千秋大业时力求尽善尽美。
第二，朱元璋是个权力欲极强的君主，洪武年间，凡事不论大小，必须要向他奏请，才可以执行。官员们一旦背着他去做事，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从大一统帝国的长治久安来说，非重典严刑和重重打击，是不能铲除这些潜规则的，长此以往，一个国家的章法就有被搅乱的危险。明朝史学家谈迁曾这样评价朱元璋对“空印案”的处置：“空印诸事主吏虽无他，然弊不可长，朝廷深恶之未为过。”而万历朝首辅朱国桢的论述则更为肯定：“于是（自‘空印案’后）”每岁用御史查刷，其法至精，而空印事迹迄今永革。当日上下相沿之习，非此一怒必不能撤而去也。”这就是说，大明官场自此以后不搞空印之事了，照样还是将核实钱粮的工作做得好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