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自觉意识】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
1个回答
展开全部
摘 要:魏晋时代,政治黑暗,战争频仍,一大批对时代敏感的士人首先有了内在时间意识,由此开启了其生命自觉意识。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自觉,不仅表现为外在的狂歌纵酒,寄情山水,越礼背俗,更表现为对情感、美和文学艺术的重视和追求。
关键词:《世说新语》 魏晋士人 生命自觉意识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1]。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2]魏晋乱世不仅造就了曹操、司马懿这样的枭雄人物,也造就了一大批对时代敏感的士人,如嵇康、阮籍等。《世说新语》集中表现了这批士人。他们或放浪形骸,纵酒狂啸,或曲酒流觞,寄情山水,洒脱不羁,体现出一种个性解放的姿态,展现了“人的觉醒”。这跟两汉经学的解体和玄学的兴盛是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此外,个体内在时间意识的觉醒也促成了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自觉,从而表现出内向性特点:重情、爱美、热衷文学和艺术。
在此援用柏格森、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相关研究,确立“本源时间”这个概念。“本源时间”来源于人自身存在的展开过程或海德格尔所界定的“to be”。人的生命的展开就是时间现象的本源。“本源时间”又可被看做是“内在时间”,它构成了时间现象最内在的基础和框架。更为重要的是,“本源时间”内在于每个个体生命,因此每个个体生命对“本源时间”有纯粹先验的直觉[3]。
这种直觉最直接地体现在《古诗十九首》以及苏李诗大量感慨人生无常、生命短促的诗句中,“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曹操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丕有“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亦何早”;曹植有“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自顾非金石,咄唶令人悲”,桓温甚至发出“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的呼声,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4]
由于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只有拓宽生命的广度,提高生命的质量。纵酒狂歌、服食丹药、寄情山水、及时行乐和享受,这仅仅是乱世中痛苦心灵宣泄的一种途径,在狂放的表象的下面,则包含着对生命的执着追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那里?成为魏晋士人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说酒、药、山水是魏晋士人对生命追求的一种外在形式,而对于情感、美和文学艺术的追求则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内在肯定,是对有限生命的升华。这对乱世中的魏晋士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情感和心灵的慰藉。正是这种对生命的内在追求,使得魏晋士人表现出一种洒脱从容、淡定自然的风度,至今仍令人神往。
1、对感情的重视
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标志,是人维系其社会属性和个体生存的重要支柱。没有情感的人是没有灵魂的,无异于行尸走肉,也失去了作为一个人应有的生命的灵动和精彩。魏晋时代是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也是一个重情、多情而不滥情的时代。魏晋士人虽然超脱,却未能忘情。正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语)!《世说新语》中,甚至连“任诞”、“简傲”、“俭啬”、“汰侈”、“惑溺”、“仇隙”等篇,都是对于人的真性情的真实展示和张扬。比如,《世说新语·雅量》[5]: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桓温,一介南征北讨的赳赳武夫,堂堂七尺男儿,情致如此铮铮铁骨,在残酷的疆场上,英勇杀敌,流血流汗,毫不畏惧,面对一老树却至垂泪。俗语“乱世出英豪”,桓温有着伟大政治抱负,他无心久居人下,渴望建功立业,甚至不惜落得乱臣贼子的骂名,北征是其人生历程中的重要一幕。当他故地重游时,发现木已十围,木犹人也,桓温人生中的重要十年,也随之逝去,不复往矣。功未成,业未就,留下的只有桓温内心对于生命年华易逝的无限唏嘘和慨叹。
魏晋士人对于亲情、友情和爱情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甚至突破了道德礼教的束缚。比如,《世说新语·惑溺》[6],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荀粲情深”的故事: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
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
抛开世俗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荀粲首先提出了“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的女性评价标准,这与后来《三国演义》中刘备“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观点截然不同,也与孔子“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的慨叹相区别,荀粲这种唯美的女性评价标准在那个时代无疑是振聋发聩的、惊世骇俗的,他不再以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观来评价妇女,而是以“色”为主,表现了对于女性美的欣赏和赞叹,是对女性个体生命的尊重。他对妻子的情深也正缘于此,从中我们感受最强烈的是夫妻二人感情的真挚和深厚,正如汤显祖在《牡丹亭》“作者题词”中所说:“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7]显然,荀粲乃至情至性之人,唯有真性情的人才可生死相许,至死不渝。在荀粲身上,我们看到了杜丽娘和贾宝玉的影子。
再如,《世说新语·任诞》[8]展现的母子之情: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在阮籍放达行为的背后,是对礼教的蔑视和对母亲的赤子情怀。
2、对个体美的发现和肯定
“本源时间”奠定了审美作为“生命意义事件”的基础。此即是说,审美活动作为意义生成的事件,只有当它作为生命展开过程中的事件时,才是可能的。审美活动作为“生命意义的生成事件”,是以“本源时间”的展开为驱动力的。正如童庆炳先生在《审美是人生的节日》中所说:“审美活动与人性的觉醒密切相关。审美是人的一种对象性的心理活动。”[9]一定意义上,审美是人觉醒的一种标志。
关键词:《世说新语》 魏晋士人 生命自觉意识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1]。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2]魏晋乱世不仅造就了曹操、司马懿这样的枭雄人物,也造就了一大批对时代敏感的士人,如嵇康、阮籍等。《世说新语》集中表现了这批士人。他们或放浪形骸,纵酒狂啸,或曲酒流觞,寄情山水,洒脱不羁,体现出一种个性解放的姿态,展现了“人的觉醒”。这跟两汉经学的解体和玄学的兴盛是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此外,个体内在时间意识的觉醒也促成了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自觉,从而表现出内向性特点:重情、爱美、热衷文学和艺术。
在此援用柏格森、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相关研究,确立“本源时间”这个概念。“本源时间”来源于人自身存在的展开过程或海德格尔所界定的“to be”。人的生命的展开就是时间现象的本源。“本源时间”又可被看做是“内在时间”,它构成了时间现象最内在的基础和框架。更为重要的是,“本源时间”内在于每个个体生命,因此每个个体生命对“本源时间”有纯粹先验的直觉[3]。
这种直觉最直接地体现在《古诗十九首》以及苏李诗大量感慨人生无常、生命短促的诗句中,“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曹操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丕有“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亦何早”;曹植有“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自顾非金石,咄唶令人悲”,桓温甚至发出“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的呼声,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4]
由于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只有拓宽生命的广度,提高生命的质量。纵酒狂歌、服食丹药、寄情山水、及时行乐和享受,这仅仅是乱世中痛苦心灵宣泄的一种途径,在狂放的表象的下面,则包含着对生命的执着追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那里?成为魏晋士人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说酒、药、山水是魏晋士人对生命追求的一种外在形式,而对于情感、美和文学艺术的追求则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内在肯定,是对有限生命的升华。这对乱世中的魏晋士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情感和心灵的慰藉。正是这种对生命的内在追求,使得魏晋士人表现出一种洒脱从容、淡定自然的风度,至今仍令人神往。
1、对感情的重视
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标志,是人维系其社会属性和个体生存的重要支柱。没有情感的人是没有灵魂的,无异于行尸走肉,也失去了作为一个人应有的生命的灵动和精彩。魏晋时代是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也是一个重情、多情而不滥情的时代。魏晋士人虽然超脱,却未能忘情。正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语)!《世说新语》中,甚至连“任诞”、“简傲”、“俭啬”、“汰侈”、“惑溺”、“仇隙”等篇,都是对于人的真性情的真实展示和张扬。比如,《世说新语·雅量》[5]: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桓温,一介南征北讨的赳赳武夫,堂堂七尺男儿,情致如此铮铮铁骨,在残酷的疆场上,英勇杀敌,流血流汗,毫不畏惧,面对一老树却至垂泪。俗语“乱世出英豪”,桓温有着伟大政治抱负,他无心久居人下,渴望建功立业,甚至不惜落得乱臣贼子的骂名,北征是其人生历程中的重要一幕。当他故地重游时,发现木已十围,木犹人也,桓温人生中的重要十年,也随之逝去,不复往矣。功未成,业未就,留下的只有桓温内心对于生命年华易逝的无限唏嘘和慨叹。
魏晋士人对于亲情、友情和爱情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甚至突破了道德礼教的束缚。比如,《世说新语·惑溺》[6],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荀粲情深”的故事: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
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
抛开世俗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荀粲首先提出了“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的女性评价标准,这与后来《三国演义》中刘备“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观点截然不同,也与孔子“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的慨叹相区别,荀粲这种唯美的女性评价标准在那个时代无疑是振聋发聩的、惊世骇俗的,他不再以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观来评价妇女,而是以“色”为主,表现了对于女性美的欣赏和赞叹,是对女性个体生命的尊重。他对妻子的情深也正缘于此,从中我们感受最强烈的是夫妻二人感情的真挚和深厚,正如汤显祖在《牡丹亭》“作者题词”中所说:“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7]显然,荀粲乃至情至性之人,唯有真性情的人才可生死相许,至死不渝。在荀粲身上,我们看到了杜丽娘和贾宝玉的影子。
再如,《世说新语·任诞》[8]展现的母子之情: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在阮籍放达行为的背后,是对礼教的蔑视和对母亲的赤子情怀。
2、对个体美的发现和肯定
“本源时间”奠定了审美作为“生命意义事件”的基础。此即是说,审美活动作为意义生成的事件,只有当它作为生命展开过程中的事件时,才是可能的。审美活动作为“生命意义的生成事件”,是以“本源时间”的展开为驱动力的。正如童庆炳先生在《审美是人生的节日》中所说:“审美活动与人性的觉醒密切相关。审美是人的一种对象性的心理活动。”[9]一定意义上,审美是人觉醒的一种标志。
已赞过
已踩过<
评论
收起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推荐律师服务:
若未解决您的问题,请您详细描述您的问题,通过百度律临进行免费专业咨询